評彈與上海的城市記憶
蘇州評彈是蘇州評話和彈詞的總稱。它產生併流行於蘇州及江、浙、滬一帶，用蘇州方言演唱。蘇州評話是採用以蘇州話為代表的吳語方言徒口講說表演的曲藝說書形式，流行於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包括上海大部的吳語地區，通常與蘇州彈詞合稱「蘇州評彈」。
街頭巷尾盡吳語
1846年，上海開埠以後，經濟和文化都以很快的速度發展起來，人口也日益膨脹。此時評彈的中心由蘇州向上海轉移。這與太平天國戰爭對江南的破壞和大批江南紳商避難租界相關。
當時江南人佔了租界華人的四分之三，租界為評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一度上海出現「街頭巷尾盡吳語」的情景。男女拼檔演出及男女同場聽書，極大豐富了評彈的表現手段，擴大了受眾面。20世紀20年代租界的電台廣播增強了評彈的傳播力，使評彈北上官語區的南京，南下寧波。
由於上海商機多，人氣旺，為滿足市民的需要，上海的評彈演出場所得到迅速發展。19世紀60年代，上海出現了第一家書場——陸深舊宅。後來，這種茶樓書場逐漸增多，它一般上午賣茶，下午與晚上演唱評彈，如本市城隍廟北首的得意樓、福州路上的天樂宮、小廣寒等。其中有一部分後來演變為專供評彈演出的專業書場，如創建於光緒十二年(1886)的玉茗樓和創建於光緒四十五年(1890)前後的匯泉樓。匯泉樓演出頻繁，有時一天開演四場，年終會書有時二十多檔同場演出，通宵達旦。到了上世紀20年代，又新建了許多專業書場，設備有所改善，規模擴大至200座左右，其中著名的有雅廬書場、長樂書場等。
30、40年代，評彈市場更趨繁榮，場地更有了顯著的拓展。30年代專業書場已有數十家，僅老城隍廟內就有得意樓、怡情處、四美軒、逍遙樓，蠡園、明園、柴行廳等七、八家之多。緊接著，一大批新式書場紛紛開張，它們就是飯店附設的飯店書場和舞廳附設的舞廳書場。飯店書場中，著名的有東方書場、滄州書場、南京書場、中央書場等；舞廳書場中有米高美、僊樂斯、新僊林、維納斯等。這些新式書場傚彷現代劇場，採用現代化設備，場地寬敞，環境幽雅，座位舒適，適應較高層次聽眾和較大規模演出的需要。此外，大世界、新世界、先施公司等大中型遊樂場專門也辟有評彈場子，影響也很大。
書寓女彈詞
蘇州彈詞是蘇州評彈的組成部分，「開始用於嘉靖，到明末清初已大為通行。」幾乎同時就有女子以彈詞為職業的風氣。李家瑞《說彈詞》云：「從來以彈詞為職業者，每以女子為多。明代時就已有這風氣。……清初崑曲中有女彈詞一出，敘述彈詞女郎故事，是必先有女彈詞流行，然後產生此種故事也。」 《三風十愆記》載「常熟丐戶中有草頭娘者……精彈詞」，這是今天所能獲得的最早的女彈詞資料。
道光以後，「女彈詞」普遍發展起來。王韜《瀛墟雜誌》雲「道咸以來，始尚女子」。她們的演出中心地也由蘇州轉移到上海。究其原因：首先，道咸以來中國陸續開放通商口岸，而且太平天國也對江南地區尤其是對蘇州造成了很大破壞。其次，「女彈詞」在蘇州遭到了不公正待遇；政府不允許她們演出。馬如飛《一張告示》云：「一張告示貼姑蘇，女檔的書場頃刻無」。在這種情況下，「女彈詞」不得不離開孕育她們的家鄉蘇州（包括常熟）正式發展到正值開埠的上海。女彈詞進入上海以後，以色藝傾動聽眾，成為上海市民消遣娛樂的對象。在上海，「女彈詞以常熟人為最」，王韜在《淞濱瑣話》中也有類似記載：「前時詞媛，以常熟為最，其音凄婉，令人神移魄盪，曲中百計仿之，終不能並駕齊驅也」。她們迎來了另一個繁榮期，衍化為「書寓」式女彈詞。
「書寓」本為女彈詞的居所，「創自朱素蘭」，「同治初年，最為盛行」。女彈詞藝人在租界一帶十分活躍，據《海上冶遊備覽》記載：「說書而易男為女，亦取其易招人聽之故，女而肄業說書，亦取其引人入勝之意。業此者常熟人為多，所說之書為《三笑》、《白蛇》、《玉蜻蜓》、《倭袍傳》等類，亦不過十數部而已。目下愈來愈多，北市一帶，各里聚集，竟有三十餘戶焉。」說明了女彈詞藝人規模逐漸擴大，彈詞一業發達。
這些女彈詞藝人的藝術造詣很高，且多色藝具佳。她們受聘於書場老闆，登台獻藝，以此為生。她們自高身價，所住場所稱「書寓」，自稱為「詞史」或「先生」。但允許客人前往遊玩，也可以應客人之邀到酒樓侑酒，實際上與妓女沒有什麼區別。但在女彈詞早期時代，她們比較謹嚴，不與一般妓女同流合污。如袁翔甫在1872年《滬北竹枝詞》中有：「一曲琵琶四座傾，佳人也自號『先生』；就中誰是超群者，吳素卿同黃愛卿。」注云：「說書女流，聲佳頗高。」這些書寓女彈詞諳習彈詞之妙，有些能通文翰、具「詩名」，還有人自詡黛玉、香君，頗能說明女彈詞的高雅及文學素養。
「海派」評彈
上海的文化，向來具有多元特徵，南北戲曲曲藝薈萃於此，競奏爭艷。開埠以後，西方現代藝術紛紛湧入，遂成為中西文化交匯的窗口。崑曲、京劇、大鼓、北方評書等在上海盛行，而西洋話劇、電影、交響樂、舞蹈等又都是最早從上海傳入中國的。評彈，就是在這樣多元文化浸潤滲透和交互影響的特殊文化環境中生長起來的，它們為評彈提供了豐富的借鑒材料和藝術營養，有力地促進了評彈藝術的創新發展和評彈藝術本體的完善提升。
評彈進入上海時，面對的是一個商業繁榮、五方雜處的大都市，生活節奏快，聽眾欣賞要求也各有不同。評彈要想立足上海，必須要適應這種環境。為此，早在民初和20年代，一批出身於上海或主要活動在上海的評彈藝人，就嘗試編演新書目。評話藝人程鴻飛演說的《岳傳》與光裕社的傳統腳本不同，他依據《金史》、《宋史》的記載，對書中人物的身世脈胳逐一理清，重新編排情節，所起腳色也與別家不同。加上他還把自己遊歷南北的所見所聞和生活經歷補充到書情中去，因此他的《岳傳》被稱為「野岳傳」。此外，朱寄庵和朱蘭庵、朱菊庵父子改編、彈唱的新書目《西廂記》，早年在上海新舞台拉幕的范玉山根據京劇連台本戲編成的長篇評話《濟公》，其情節、結構與別人所說的評話《濟公》不同。它們的情節尤為曲折，戲劇性強，還將不少戲曲動作引用到書中，所起角色別具一格，范玉山也獲得了「活濟公」之譽。
30、40年代評彈演出更為興旺，進入了鼎盛時期。一些評彈藝人對傳統書目作了打磨加工，如夏荷生彈唱《描金鳳》紅極一時，被譽為「描王」。彈唱《珍珠塔》的沈儉安、薛筱卿是魏鈺卿的弟子，說表大方，配合默契，兩人在馬調基礎上各自發展成獨特的流派唱腔——沈調與薛調，成為繼馬如飛、魏鈺卿之後彈唱《珍珠塔》的又一高峰，被稱為「塔王」。
評彈的演出樣式和彈詞流派唱腔，也有許多創新和發展。過去評彈一般是一人坐唱的單檔，30、40年代雙檔演出形式崛起，開始衹有男雙檔，後出現了男女雙檔和女雙檔。雙檔的形式更生動，更活潑，便於演員分別起角色，彈唱方面也使音色、伴奏更為豐富多彩。在演出形式方面，突破了一檔獨做的方式，更多採用評話、彈詞相間的三四檔同場演出的花式場子，以適應都市聽眾的多種口味。30、40年代時，評彈還大膽吸收了崑曲、京劇、電影、話劇、歌曲等姐妹藝術的營養，豐富自己的表現手段和音樂語彙。藝術手法除「說、噱、彈、唱」之外，還適當增強了「演」的成分。朱耀祥、趙稼秋彈唱《啼笑因緣》時，借鑒文明戲的表演方法，以說、表、演為主，獲得成功。
上海女作家程乃珊曾說：「如果要我評選上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彈藝術肯定是其中不可缺席之一。雖說評彈源自蘇州，但上海寬廣的胸懷早已將評彈的弦曲雅韻納入血脈之中，世世代代，營養著我們的城市和民生，從而成為上海文化的標幟之一，上海人公認的鄉音，即使人在天涯，仍拂不去那曲曲靖韻所激起的鄉愁。」
本文刊登於《移居上海》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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