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閣完成德國政府步入正軌，中德關係下一步如何推動——專訪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
柯慕賢(Michael Clauss) 資料圖
《財經》記者 蔡婷貽/文 袁雪/編輯
當地時間3月14日，在花了171天與其他政黨談判後，默克爾再次連任總理，正式領導與社會民主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讓原本擔心德國內政變化可能牽連歐盟穩定的全球社會暗鬆一口氣，也讓德國與包括中國在內國家的交往日程重新回到確認軌道。
今年除了雙方高層持續密切交流，德國總統也可能造訪中國。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Michael Clauss)日前接受《財經》專訪，剖析中德兩國關係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財經》：德國在去年9月國會大選後，經歷將近六個月才組成聯邦政府。外界一度認為將需要重新投票。政治不確定在德國相對少見，應該如何解讀這樣的發展？
柯慕賢: 我們花了比以往更長的時間組閣，但這並不意味著德國政治體系不穩定，而是因為政治情況相對複雜，聯邦議會出現更多黨派。
德國歷史上，我們曾出現過（黨派）共識高的時期，分歧少，但也有時期存在不同意見，需要尋求共識，現在就處在這樣的階段。對某些重大政治問題持有不同看法和意見，例如難民問題和歐盟今後發展方向等問題。
我們已再次組成一個大聯合政府，這體現出德國的政策連續性，無論在經濟政策、內政和外交政策上。
我相信在新的聯合政府眼中，歐盟會是優先施政重點，主要聚焦促進歐盟一體化進程。當然，對華關係也將佔據更為重要的地位，因為中國對德國、歐盟的政治和經濟重要性都在增加。
《財經》：新政府對中德關係會持什麼態度？中德關係對新政府的意義又是什麼？
柯慕賢：首先，中國是德國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2016年中國首度成為德國第一大貿易夥伴，2017年再度蟬聯，雙邊貿易和投資額都在迅速增長；在政治上，中國對我們也日益重要。我們對中國的興趣也反映在以下事實：聯邦總理每年都要到中國訪問，總統兩年前訪問過，新總統今年也有望訪華。
德國在對華政策上會著手哪些議題，主要反映在聯合政府協議中。當下主要問題是市場准入，在此議題上，我們暫未看到進展，一些方面似乎出現了保護主義的趨勢，新一屆大聯合政府的重要目標是尋求營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這將是優先政策。還有另一個重要議題是一帶一路倡議。我們認為它會帶來很多機遇，但希望整個歐盟對此能形成一致立場，因為我們要平等地跟中國進行談判，遵守透明原則和遵循國際標準，很重要。
《財經》：歐盟近來試圖整合對中國的政策引發許多討論，你認為可能達成一致嗎？
柯慕賢：我們在歐盟內部也正討論這些問題，包括德國加布里爾外長在內的一些政治家指出，中國有自己的戰略目標，歐盟是否應該提出一個共同立場。這當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越來越多歐盟成員國認識到，在外交關係，也包括對華關係上，更常用一個聲音發言，符合各方利益。
《財經》：歐洲出現主張對中國投資出台嚴格的規範條例的聲音，你認為這是需要的嗎？它可能是什麼樣的機制？
柯慕賢：中國對歐洲的投資是安全的，我們是法治國家，對私人企業和財產都有保護。
目前歐洲討論的是另一個問題，是否繼續允許企業想在哪裡投資都可以、想購買什麼就購買什麼。但這不僅針對中國企業，也涉及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其他外國企業。歐盟和德國想繼續保持開放，德國是最開放的國家之一，這明顯反映在OECD的相關指標上。
你指的可能是兩年前開始的討論，中國仍有很多行業要求外資投資需通過合資企業形式，另外不少領域也限制外資投資，這種背景下，歐洲也出現了這種討論：是否應在歐洲出台對等安排，比如討論過是否啟動某種對外資審核機制，是否加強規範海外投資，對當下情況進行限制，避免其影響國家安全。
不過，對是否要啟動投資審查機制，歐盟尚未形成立場，接下來的討論走向，可能與中國之前提出的承諾相關。
《財經》：二月底吉利對戴姆勒的收購引起很大關注，德國政府如何看待類似的收購？
柯慕賢：對戴姆勒的收購不涉及國家安全，政府也不會審查吉利的投資，在政治層面這不是問題。
《財經》：德國對經濟發展提出工業4.0，中國提出了「中國製造2025」，德國如何看待未來雙方的競爭和合作關係？
柯慕賢：首先德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非常好，尤其在機械製造和高新技術領域，另一方面，這也使兩國經濟的互補性下降，競爭局面越來越大。
但競爭不是壞事，公平的競爭對德國也不是問題。對於中國製造2025，德國企業確實有一定憂慮，比如在自主知識產權方面，可能導致外國企業在中國市場前途暗淡，高鐵建設行業即如此。如果政府能給出明確信號，表明中國製造2025並非排除外國企業，這將有助於消除外資企業的疑慮。從技術合作看來，中國2025和工業4.0能有很好的合作，中德原本就是理想的夥伴，尤其在產業的數字化和經濟現代化上。
《財經》：2014年李克強總理訪問德國，雙方發表《中德合作行動綱領》，2016年6月中德也達成協議決定舉辦網路數據協商對話，目前在這兩方面的合作是什麼情況？
柯慕賢：中德在工業4.0下已有一些合作，但我們認為可以做的更多。《網路安全法》會對合作產生影響，我們理解為什麼中方需要提出《網路安全法》，不過由於法律條款措辭比較模糊寬泛，一些企業對自己的知識產權安全感到擔心，商業機密能否受到保障，是否需要向國家有關部門開放等，因為企業擔心是否變成了向競爭對手開放。
我們希望中國能夠闡明，《網路安全法》實施後，商業機密還是安全的，這個法律並不是為某一個工業政策服務，這將為進一步合作奠定更好的基礎。我們討論了三年，期待得到答案。對於網路事務磋商機制，我預期很快將舉行第一次會議。兩國的政治日程導致磋商有些延遲，中國召開十九大、兩會，德國舉行選舉和組閣，但兩會後中國新一屆政府就任，德國新政府也組成後，對話機制有望加快形成。我個人對此十分樂觀。
《財經》：你在中國任職將近五年，對當代中國形成什麼印象？
柯慕賢：我在中國四年半看到很多變化，我到省級政府訪問，看到中央指令對地方的影響很直接，反應迅速。我利用過去四年半幾乎訪問了中國的所有省、直轄市、自治區，深深感受到中國巨大的經濟活力。
不久前我在深圳參觀幾個初創企業，包括參觀估值達數十億美元的獨角獸企業。我去西安看到中國古代輝煌的歷史和絲綢之路；在南京，看到當代歷史，南京的大屠殺紀念博物館讓我個人印象特別深刻，尤其是因為我來自一個背負著沉重的大屠殺歷史罪責的國家。
我和其他大使不太相同，我在擔任這個職位前沒有來過中國，我的工作也和中國沒太多關係，所以我持開放的態度，沒有既定看法。
不過，我確實發現外面對中國有些成見是與事實不符的，例如，有些人認為中國人思想千篇一律，但我的印象是十四億中國人是十四億獨立的個體思想；另外有成見認為，中國人不會創新，但我了解到的正好相反，中國人的創新力非常強，而且速度非常快，外國企業不應認為自己能坐享技術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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