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一次「know how」式改革

中央紀委副書記肖培近日在接受專訪時提到，這次憲法修改，在國家機構一章中專門增寫監察委員會一節，是對我國政治體制、政治權力、政治關係的重大調整。實際上，從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全局來看，又何嘗不是一次深刻的政治變革和權力關係的調整。

這次改革不同於以往歷次機構改革，最核心的特點在於兩點：一是這次改革是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推動，是以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權為統領的一次改革。二是改革的範圍覆蓋黨政軍群，橫穿縱貫，要形成一個系統完備、協同高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大大突破了過去就政府機構和行政體制層面討論問題、推動改革的邏輯。

如何給這次深刻的變革一個相對簡單透徹的理由，是推動理解和認同的前提。從社會科學角度來看，不能把任何動機的揣測作為解釋事物發展的理由，我們只能從行動者所出的結構和任務的變化來解釋改革行動和變革路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中國各項事業發展的基礎和保障。但是這個制度體系本身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中，「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關鍵要看這個變化是否體現了「時」與「世」的新要求，最終落腳到新時代的新任務。

改革開放是人類歷史上鮮有的偉大戰略和政治工程，它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也充分釋放了市場和社會的活力，黨政分開、政社分開、政企分開，曾在相當一個歷史階段內成為各領域充分發揮積極自主性的關鍵制度保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釋放了巨大能量。

但是囿於觀念限制，也讓我們陷入一種窠臼：市場和社會的相對獨立和自主規定了一些領域甚至一些問題的解決，只能通過行政、司法手段或社會自治來加以治理，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主要體現在政治的、組織的和思想的領導權，而長期以來黨的職能機構總是站在背後，或躲在各種修飾詞後。事實上，這在客觀上也造成這個制度體系事實上的分立運行，帶來了極高的制度成本。

制度體系是碎片化的，黨政軍群的權力運行是相互分立的甚至分裂的，但是問題從來都不是掰開了、揉碎了來讓各個獨立的板塊來解決。在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中，衍生出大量問題和挑戰，為適應這個需要，我們始終把改革限定在行政框架內，例如著名的「七個大蓋帽管不住一頭豬」，長期以來我們就是在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這個層面上反覆調整，但是始終不能十分有效地解決問題，造成不斷「翻燒餅」。

在其他一些領域的改革經驗更是提醒我們，改革始終不能適應發展需要的重要原因就是始終停留在行政邊界範圍內，本質是沒有能夠突破一個的理論上和觀念上的窠臼，沒有能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最基本點上、在最廣泛的制度體系供給的意義上討論問題、解決問題，也沒有真正考慮這個理念背後繁重的制度成本。實際上，從深層次反映了改革中的某種制度不自信。

新的歷史時期，中國社會社會正在發生更為深刻的變革，各種風險和矛盾交織，治國理政的任務更加艱巨。一個重要體現就是，一些重大問題和挑戰難以說清楚到底是社會的、行政的抑或政治的，而許多問題既是行政的，又是政治的，例如金融監管，是個行政問題，但又關乎政治安全。有些問題，屬於行政領域的管轄範疇，但是要加以解決必須廣泛調動黨政軍群甚至社會、市場的所有力量。

因此，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所遵循的第二大原則就是要「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導向」，本質指向就是要建立一個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是包含了黨政軍群制度資源在內的最為廣泛的制度體系。

簡單來說，就是以問題為導向，只要有利於解決問題，一切制度資源都要用上，而不是受到舊有觀念的束縛；為了讓這些制度更好銜接起來，就要改變黨政機構重疊、職能交叉、權責脫節的問題，從而建立一個更加協同高效的運行機制；為了形成制度合力，就需要中國共產黨這個領導核心；為了讓這個核心真正發揮作用，就要通過完善黨的領導的體制機制，真正形成一個縱覽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體制，同時要讓這個體制在法治軌道上運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那就要強調依憲執政和依法治國。

在上述意義上，這是一次真正稱得上制度自信的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供給必須是一個相對有機的高度運行體系，本質上是由任務和形勢決定的，同政治體制沒有必然的聯繫，即使西方三權分立國家，在處理重大治理任務的過程中，基本改革原則也是在宏觀政治體制內部形成一個相對協同配合的權力運行體系。就這一點而言，這次改革的精神更類似於英文的『know how』的理念，是一次旨在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生產率從而能夠更好適應生存下去的改革。在這個意義上，不是政治壓制了行政和技術，而是技術問題壓過了政治考量，為提高制度效力勢必突破權力和利益的藩籬。

當然，這次改革強調黨和國家的制度體系，並不意味著要全面遏制市場和社會功能。系統完備、高效協同的治理體系，既包含了黨和國家的系統，又包含了社會和市場的積極性和廣泛機制。但相比來說，黨和國家的制度系統，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更為基礎和關鍵的保障作用。只有在黨和國家機構職能優化的前提下，才可能進一步形成國家、市場與社會的更為廣泛的高效協同，從而適應新時代、新任務，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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