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與中國

原標題：歐洲與中國

作者陳樂民（1930年－2008），生前為歐洲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歐洲學會原會長。是在中國首倡「歐洲學」觀念的人。

摘要：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都不能不擺在人類歷史的框架里。所以就應以人類歷史的觀念去對待文明問題，超越東西方文明對立的情結。文明是與人類命運相結合的，文明無論其為東為西為南為北，凡有利於人類幸福與進步的，人人得而用之。

講到歐洲文明對中國的影響，有些事幾乎可說是常識性的問題。我們常說中國有五千多年的光輝歷史，有過春秋戰國時代的鼎盛文明，有過漢唐那樣的盛世，等等。我們又常說，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沒有人能否認中國的文明是人類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然而，同樣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當19世紀中國的大門稍稍打開一點，遇到了吹進來的「西風」的時候，中國社會便開始發生變化了，傳統文化抵擋不住這不期而至的歐風美雨。這原因本極簡單，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歐洲已進入近代時，中國還生活在中古時代。所以，在與西洋相遇和相比時，便特別顯出了中國大大地落後於時代。最根本的是三條。第一是我們沒有科學，沒有近代科學的觀念。第二是我們沒有歐洲從18世紀起那樣的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第三是我們沒有民主和法治的傳統。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找不到這三種東西。國門一開，歐洲的這些東西一定會進來，而國中欲求改革的明敏之士也勢必要向歐洲學習這些先進的東西為我所用。郭嵩燾所謂「西洋立國，自有本末，誠得其道，相輔以致富強，由此而保國，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禍亦反是」。這方面的著書立說，幾乎俯拾即是。若想拋開歐洲文明的影響，則中國近現代之文明史必定完全是另一種樣子。

「全球化」進程中中西文化的態勢

在19世紀中葉，發生了中國和西洋的大規模接觸，西洋近代文明以各種方式、各種渠道大舉進入封閉的中國，這段歷史，人人皆知，不須細說。這裡特意要指出的是，中國文明史的「自然進程」至此被打亂了;從此，中國必須加入世界歷史的總進程，不可能再獨自地在原來的軌道上運行。事實上，歷史地看，中國從那時起已經開始提出了與外界「接軌」的問題了。不論當時提出怎樣的改良主張，吸收西方的經驗乃是勢之所趨。然而既是「吸收」，便是從自身體外「吸收」體內本來所沒有的，一如樹木的「嫁接」一樣。這就是說：

第一，從文明史的意義上講，這種「嫁接」是必然之事，不是誰願意或不願意的事。我們現在講與國際「接軌」，也是一種「嫁接」。

第二，既是「嫁接」，那就不是從原來的「自然進程」中自生出來。所以自從與西方文明大量接觸以來，中國就進入了一種「非自然進程」當中，各種各樣未曾見聞的艱難險阻、各色大小難題由此而生。僅從文明自身的非自然演進來看，其中也勢必包含難以預計、難以窮盡的問題。

然而，中西大規模接觸沒有使歐洲文明的歷史進程被打亂。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以來，歐洲文明開始向外擴張，從歐洲到美洲，從歐洲到亞洲，從歐洲到非洲;在這期間，加速了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一浪推一浪的發展，加速了現代市場的形成，加速了資本主義首先在歐洲西部的出現，至19世紀造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說的「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相互依賴」的局面。在這種局面里，必定是使農村從屬於城市，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於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文明發展的規律，先進的勢必影響、帶動落後的;馬恩所謂「從屬」，說明了物質文明改造世界的決定性作用所帶來的必然現象。無論走什麼路，任何一個正常發展的民族總是要從農業社會發展轉變為工商業社會、科技信息社會的。

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要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資金設備，等等，要實行「拿來主義」，是完全符合文明發展的規律的。

現在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進程，這應是不爭的事實。屬於後來者的中國文明勢必要經歷一段必不可少的「非自然進程」的道路，然後在條件成熟時躍入新的、高一級的「自然進程」中去。

這裡有個怎樣看待「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的影響的問題。一般來說，兩者產生的影響不是平衡的，不是等量的。東方從西方接受的影響比西方從東方接受的影響要大得多;東方接受西方影響的主動性比較大，西方施影響於東方的主動性比較大。這正是馬克思、恩格斯說的「使東方服從西方」的意思。然而正因此，東方對西方的了解總平均遠超過西方對東方的了解。無論從深度看、從廣度看，均如是。這裡有歷史因素，還有歷史形成的心理因素。主要是各自的出發點不一樣。

中國的出發點或目的性非常明確，從19世紀中葉起就是為了富國強兵、自強自立而要求了解外界。從洋務運動直到今天的改革開放，雖然社會政治制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要改變長期積弱落後的狀況、興建富強的現代化國家，始終是幾代中國人的民族心愿。了解外界與對民族榮辱興衰的繫念，從來是緊緊聯在一起的。

當然，西方文明一旦被「拿來」，對中國的舊學，就產生了破壞性的衝擊，加速了中國傳統文明的「禮崩樂壞」的進程。西方文明的衝擊力量，自然不是孔學倫理所能抵擋的。李大釗1920年在《新青年》上著文說：「時代變了!西洋動的文明打進來了!西洋的工業經濟來壓迫東洋的農業經濟了!孔門倫理的基礎就根本動搖了!」於是建設取代舊文化的新文化的任務便在舊學根基的倒坍中提出來了，這個艱巨而複雜的工作，至今還沒有完成。

西方了解東方卻有著不同的出發點，它不需要從西方以外的世界去尋求自強自立之道，而是在施影響於外界的時候，多半是獵奇般地把外界的東西帶回來。例如基督教文明把自己當作「萬國宗教」，所以自認為有以上帝的名義改化「異教」的「使命」。與基督教相聯繫的，便有了歐洲中心主義的根深蒂固的心態，把中國等歐洲外的地區劃在他們的「世界」以外，像黑格爾說的，中國和印度都是處在「世界歷史」以外的民族。總之是「化外之地」。如今在西方當談到某事有「世界意義」時，這「世界」兩個字仍只限於西方文明所覆蓋的地域。即使是對中國文化持同情態度或抱有某種好感的人，也不免是歐洲文化中心主義者。例如，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中國的儒家學說曾對歐洲啟蒙運動有啟發作用，並舉萊布尼茨和伏爾泰為例，且有引以為弘揚儒學之助力的。這是把中國文化在一些知識界人士當中刻上的印象誇大為社會影響了。這是須另加詳辨的問題。

總之，「西學東漸」的影響是具有社會意義的;「東學西漸」則不具備社會性的影響。「西學東漸」，對於中國社會的變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從此，幾代知識界、文化、教育、工商界、宗教、政界都受到深淺不同的影響。「東學西漸」在西方絕無此種影響。這是文明的性質決定的，不存在是非問題，也不存在感情立場的親疏向背問題。

比較和超越比較

既要比較，更要超越比較。中西文明異質，其史亦殊途。那麼，向前看，將怎樣呢?

一種主張說，世界自15世紀起已進入「全球化」進程;在今天至少經濟上的「全球化」趨勢已無疑義，那麼某種「全球文化」也正在到處流走，便不是空談了。持異議者則謂，現在還是民族觀念為主的時代，民族間的矛盾、衝突、舉目可見，有些地區還有加劇之勢;在一般的國家關係中，國家主權或民族主權仍是根本因素。

在這裡，「全球化」和民族觀念互為矛盾，有如一對命題和反命題。前者以後者罔視「世界時代大潮流」，陷入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後者以前者罔視「民族根本利益」，陷入了「民族虛無主義」。

若辯證地看這問題，加以思辨，就會發現並不是非此即彼的。

廓清如下兩個問題是必要的：

第一是要廓清世界政治史和世界文明史的區別。從政治上看世界歷史，則人類歷史是充滿衝突的。而從文明發展史看，則是既有衝突也有融合的;從長時期遠距離看，文明的品格是前進的、開放的和融合的。「全球化」問題更多地應屬於人類文明發展必然性的問題。目前中國和世界有不少評論者，在看到「全球化」的進程時，便說民族界限以及它們之間的矛盾等都不存在、或不應該存在了。而當看到民族衝突比比皆是、社會矛盾尖銳時，便說「全球化」並不存在，或者馬上對「全球化」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趨勢進行批判了。

第二是要廓清文明與文化的內涵。文明與文化常常混用，在這裡就是混用的。德國人分的比較清楚。概要言之，文明是外在的，文化是內在的。康德說，文明是看得見的，或者是做出來給人看的;文化是精神深處的。近代德國社會學家艾利亞斯考證，「文明」二字源於中世紀宮廷中的「禮儀」，是表現出來的外在行為，漸漸地宮外的人學著做，以為這樣才顯得「文明」。這也算一解。我國錢穆先生說文明是物質的，容易傳導的;文化是精神的，不容易傳導的。他舉電影為例，說明有些東西是跨著文明和文化的：電影的器材，誰都可以用，但製作影片的構思、藝術加工等等屬於「內在」的東西就不容易傳播了。

我們現在把文明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略等於康德概念中的「文明」，「精神文明」略等於康德概念中的「文化」。

結合「全球化」問題，我們可以看出「文明」的總趨勢是「融合」，「文化」的總趨勢是「百花齊放」。這也是相對地說，而非絕對地說。

這樣，可以列入「文明」範疇的，大約是：經濟流通、科技的發明和廣泛應用，先進位度的借鑒，國際交往的通則等等。這樣的「文明」不單純是物質的，也包括受物質制約和為物質所需要的某些上層建築。這方面的總趨勢是「融合」。說「總」趨勢是指歷史時期而言，是一種文明史觀。再重複一句，它當然不排除在現實生活中難以盡述的矛盾、衝突和鬥爭。

可列於「文化」範疇者，則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皆屬之。文化的總趨勢則不是「融合」的，但也不因而即簡單地說是「衝突」的，毋寧說是精神生活的多元發展和升華，民族的特殊性將更多地、或主要地在文化(精神生活)中表現出來。

總之，世界是越來越連成一片了。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都不能不擺在人類歷史的框架里。所以就應以人類歷史的觀念去對待文明問題，超越東西方文明對立的情結。文明是與人類命運相結合的，文明無論其為東為西為南為北，凡有利於人類幸福與進步的，人人得而用之。這裡想借用一下王國維關於學術的意見，他主張「學術無新舊之分，無中外之分，無有用無用之分」。對文明和文化也應取超然的態度。

從比較東西方到超越東西方，體現了一種不斷進步的文明史觀，是一種博大寬宏的眼界。不比較，就看不到我們的落後;而不超越，也難以邁開雙腳走向未來。文明的問題不能與具體的、現實的利益糾葛混淆在一起，國家關係如何，歸根到底繫於政治和經濟權益，但它並不妨礙文明的溝通。

中國從何開始落後於西方

布羅代爾曾說，歐洲是從13世紀起開始終結中世紀前半期的停頓狀態而向前慢慢移動的;而中國社會則恰是在13世紀停止發展了。布羅代爾說不知道為什麼。布羅代爾提出了問題，卻沒有答案。布羅代爾說的大體不差。13世紀正是中國的宋末元初。此時，漢唐的中央集權君主制連同它的相對說來最為璀璨的文明，已經失去了盛時的光彩，又沒有種下新的種子。南宋同外族的戰爭不少於北宋，且終滅於元。南宋縱使農業、手工業和商業有相當的發展，也難以扭轉社會的總體頹勢。在元朝的更為野蠻的統治下，中國社會根本陷於停頓，甚至開倒車了。到晚明利瑪竇等東來時，已顯見彼時的中國在一些科學領域裡比之西方遠為落後和匱乏的狀況了。利瑪竇等西方的傳教士帶來的天文、測繪、水利、幾何數學等知識使晚明的有識之士如徐光啟等深為折服，因而以師事之。即使利瑪竇帶來的自鳴鐘一類的小器物也叫一些朝廷中人驚羨不已。康乾歷稱「盛世」，但社會生產力並無根本性的進步，乾隆晚期，國運已現衰象。而這幾百年的歐洲文明則每個世紀都有新的創造;中西發展趨勢上的差異，於今觀之，已是十分昭然了。

為了把觀點擺得清楚些，不妨對截至19世紀以前的幾個時期中西社會的不同發展趨勢加以對比。

13世紀：中國皇權統治時期的鼎盛文明開始陷於停頓，即宋末元初之時。西歐則經過9世紀和12世紀的小「復興」，開始向前邁進。

15世紀：「地理大發現」，接下來是文藝復興、宗教革命，使西歐進入近代。中國正值兵虛財匱的晚明。

18世紀：西歐在產業革命以後進入啟蒙時期和工業化時期。中國是康熙最後二十年和雍、乾、嘉慶初年。

19世紀：西歐達到資本主義高峰期，中西相遇，巨大差距浮現出來，中國舊社會形態不敵外力的競爭開始瓦解;中國亦從此開始了救亡、啟蒙、革命的曲折而偉大的歷程。

這裡所著重的是發展趨勢(或「走向」)的比較。早先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在生產總值方面直到很晚的時候還是超過歐洲的;到19世紀突然發現不行的。後來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比西方落後了四五百年，從發展趨勢看問題，這是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

然而，為什麼會有這樣不同的發展趨勢呢?這問題就複雜了。時賢早有明確意見，那就是要到文明史中去找原因，歸根到底是因為中國文化缺少(甚至沒有)科學和科學思維，也沒有民主的傳統。牟宗三先生說，希臘哲學的「通孔」是自然哲學，中國哲學的「通孔」是生命哲學，前者重知，後者重德。中西文化就這樣順著不同路向延續下來了。他說：「西方希臘哲學傳統開頭是自然哲學，開哲學傳統同時也開科學傳統。中國沒有西方式的哲學傳統，後來也沒有發展出科學，儘管中國也有一些科技性的知識。李約瑟就拚命地講中國科學的發展史，講歸講，講了那麼一大堆，它究竟沒有成為現代的科學。」

馮友蘭先生早年負笈域外，在1922年著文(《為什麼中國沒有科學》)說：「我們若把中國的歷史和若干世紀前歐洲的歷史加以比較，比方說，和文藝復興以前比較，就看出，它們雖然不同類，然而是在一個水平上。但是現在，中國仍然是舊的，而西方各國已經是新的。」他說：「中國落後，在於她沒有科學。這個事實對於中國現實生活狀況的影響，不僅在物質方面，而且在精神方面，是很明顯的。」

顧准先生則進而深入到歐洲文化的「精神方面」，他把希臘思想看作是「有教養的貴族靜觀世界為之出神的體系」，是「從希臘工商業城邦的手藝匠師對客觀事物的『變革』過程中精鍊出來的」。「它以笨人的窮根究底的精神，企圖從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條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來」。這部分精神後來被理性主義所繼承，形成了科學的傳統和民主的傳統，不以政治權威為準的求知傳統。中國的文化傳統則不同，顧准名之為「史官文化」，「所謂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的這種文化之謂也」。這種文化從一開始就不是對宇宙作獨立的研究，所以它的路向不是科學的。

從上面自13世紀至19世紀中、西文明發展趨勢的比較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中顯然缺少了兩樣東西，即以理性為基礎的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民主精神還可以分為民主、自由和尊重人的權利的精神。五四運動的先進人士提倡「賽先生」和「德先生」的精神，實為我國最根本的問題。「理性」說到底就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以科學與民主都離不開「理性」的推動作用。

對歷史是既不能假設，也不能責怪的。當然更不能抱殘守缺。唯一的、正確的態度是承認歷史和現實;了解歐洲文明和它的發展歷程，說到底正是為了更好地了解我們自己，尤其是了解我們歷史上所缺少的東西，以便在邁向現代化的大道上，儘快趕上去。

來源：《科學與民主》雙月刊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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