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1950年代對中科院邀他任職的答覆羞煞天下犬儒

陳寅恪(1890～1969)，祖籍福建上杭，生於湖南長沙。祖父陳寶箴，清朝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晚清著名詩人，大哥陳衡恪，民國初年大畫家。他1902年留學日本，1909年考入德國柏林大學，1914年回國曾任蔡鍔秘書，1921年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及東方古文字，1925年回國受聘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1929年改任清大教授，1939年受聘英國牛津大學漢學教授，因二戰爆發未能成行，在昆明期間完成第一部專著《隋倍制度淵源略論稿》，1943年夏執教於燕京大學，期間完成《元白詩箋證稿》一書，1949年後歷任廣州嶺南大學、中山大學教授，撰寫《柳如是別傳》，「文革」被抄家，1969年含冤病逝於廣州。

來源：百度文庫

1953年10月中國科學院準備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這三個所以及所長的名單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長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 同年12月1日上午，陳寅恪的弟子汪篯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之命，南下和自己的老師陳寅恪作了一次長談，勸其北上出任擬建立的中科院中古研究所所長一職。陳寅恪先生專門為此做了答覆，即學界盛傳的《對科學院的答覆》：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他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的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與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是，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因此，我又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輓］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寫］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口述，汪篯記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副本存中山大學檔案館）

附記：汪箋1959年在反右傾運動中被批判。1966年6月10日晚，他在家中自殺。時年50歲，這是又一位為學術領域的精神獨立、思想自由以生死抗爭的學人。也是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第一位殉道的北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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