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匿的道家：孔子
說孔子是儒家，似乎是天經地義的，說孔子是道家，似乎是荒誕不經的。但是，所謂儒家、道家的標籤是漢代的製造，我們經常這樣以今律古。我並不否認先秦有「諸子百家」，不談漢儒後來的劃分，即使在先秦典籍里，也有明確說道各家之間的區別的，比如莊子的《天下》篇，孟子「非楊即墨」說，荀子的《非十二子》。但是說到孔子，他是一個顯性的「儒家」，隱匿的「道家」，這是他的矛盾，這種矛盾來自他的政治關懷和個體關懷之間的緊張，這是孔子的矛盾，也是孔子的偉大之所在，就是說，當一個人的政治關懷壓制住了自己的個體關懷，這個人的人格是崇高的。現代人無不推崇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的洒脫，就連以黑格爾為代表的西方也對孔子嗤之以鼻，海德格爾等人也每每要和老子想契。但是，社會的發展、人類的福祉能夠交給道家嗎？我數讀《論語》，感覺《論語》充滿了矛盾，比如說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再比如遊走於儒家和道家之間的孔子。或許這就是經典的魅力，這裡更有孔子人格的魅力，這種魅力就在於，孔子一腔儒家情懷，卻懸置起內心，甘心做一個隱匿的道家。
說孔子是一個道家，不否認孔子是一個儒家。漢以後諸子百家走向融合，儒道互補是中國人典型的心靈結構，這種心靈結構很好滿足了中國人入世/出世兩方面的內在需求，既能緩解儒家士人的內在緊張，又落了一個不同流合污的好名聲。如果說孔子只是此種類型的儒道互補意義上的儒家和道家，這樣的孔子不是不高明，而是不崇高。那種儒道互補意義上的儒家，是一種機會主義和中庸主義，足夠高明，但是這值得多少尊敬呢？在《論語》中，孔子談過到這方面，比如「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邦無道，免於刑戮」，「邦無道則愚」，然後「卷而懷之」。問題是，這些話是孔子對自己說的嗎？如果是對自己說的，那他就會這麼去做，按照孔子強調的「知行合一」，孔子這樣去做了嗎？他退隱了嗎，沒有，他裝瘋賣傻了嗎？沒有，他是怎麼做的？他是知難而上，棲棲遑遑，周遊列國，知其不可而為之。所以說，孔子主張天下無道時「退隱」，是對一般士人而言，不是對「天下斯文在茲」的自己說的。即便是對自己說的，也只不過是一時的軟弱與慨嘆，對於一個個體而言，也無可厚非。既然他自己也以「天下之木鐸」自居，既然他自認為對天下負有特殊的使命，就像耶穌一樣，他可能會策略性地「危行言遜」，但是不會像莊子那樣只獨善其身去追求自身的逍遙。《論語》中還有兩句話，「邦無道，谷，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兩句話也不能作這樣的解釋：邦無道，趕緊走吧，再領薪水，還大富大貴，是很恥辱的事情，因此趕緊走吧。孔子的真實的意思是：邦無道，領著薪水，大富大貴，卻不去改變這一切，是很恥辱的事情。我覺得歷史上大部分人的註疏在這兩句話上的解釋都不對。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孔子不是那種漢以後的儒道互補意義上的儒道家，前邊我說了，這樣的人足夠高明，但是談不上崇高。孔子的崇高在於：他嚮往做一個道家，但是為天下計，他卻只能去做一個儒家。有的時候，人性難免有軟弱，孔子也會感嘆諸如「天將喪斯文也」，「不如歸去」，他的心中甚至在許多的時候也想一走了之，但是當他「厄於陳蔡」、「畏於匡」，他也只是大義凜然「桓其如予何？」。楚狂接輿警告他時，他只是想和人家辯論，長沮、桀溺諷刺他時，孔子只是撫然發了一通「不仕無義，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的高論。上一段我分析了《論語》中一些貌似孔子是道家的語句，在《論語》中（這裡不援引曹魏王肅的《孔子家語》或者後人編撰的《論語外編》等其中關於孔子的論述，因為這些書籍要麼被證為偽書，要麼不是第一手資料），我覺得，真正體現孔子內在心靈世界的、真正表現孔子時隱匿的道家的部分是《論語·先進》中的一段對話：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這段著名的對話歷代註疏者都有不同的解釋，我覺得這是孔子真實的心理的體現，孔子說了，這是「各言其志」，然後他說「吾與點也」，可見「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是孔子的心志，而這種心志是典型的道家。我覺得這是孔子的內在矛盾，這種矛盾的合理解釋是：孔子內心嚮往一個真正的道家境界，但是他割不斷他的儒家情懷，這就是孔子和《論語》的矛盾之所在，這種矛盾體現出孔子的崇高人格，也就是那種「蹈仁踐義」的儒家救世情懷。以孔子的智慧，並不會看不透當時的時代潮流，「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洛不出書」是必然的，所以孔子不復夢見周公了，「吾已矣夫」，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知我、罪我」的《春秋》。《史記》等典籍中記載的孔子問禮於老子這回事，是大有可能的，當時在春秋戰國這樣的亂世，道家是顯學，老子當時是周吏，名望、年齡都極大於孔子，老子對孔子的一番教訓，孔子並沒有反駁，而是讚歎了老子，也就是說孔子是認可老子所說的，但是認可歸認可，孔子卻比老子有更偉大的夢想，那就是重現禮樂盛世，即便已經既無可能，但是卻立志畢其一生「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是何等偉大人格。所以，孔子說老子是不在人間的「龍」，孔子嚮往之，但是他需要做在人間的「士」，認識到了世間本相，世間的惡，卻義無反顧去努力改變之，也就是對至善的追求，儘管這至善本質是一場虛幻。孔子，就是我所說的「積極的虛無主義者」。積極的虛無主義者有兩要義，其一認識到事情本身的終極虛無，其二，終極的虛無並沒有放棄，而是做終極抗爭。作為一個智者，前者的達到並不難，但是作為一個勇者，後者需要仁心。孔子在《論語·憲問》中說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如果從積極的虛無主義角度去理解孔子所說的智者、仁者、勇者，上下意義貫通。積極的虛無主義，是真正的悲劇精神，但是很遺憾，這種悲劇精神從孔子以後未能延續，後來者只是繼承了作為儒家的孔子，捨棄了作為隱匿的道家的孔子，儒家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悲劇精神的缺乏，由此開始，儒家文化和中國文化的淺薄，也由此開始。
孔子是真正的「積極的虛無主義者」，他和道家同類不同伍，他是隱匿的道家。以上是基於《論語》的內源性分析，從外源性來說，孔子也對無為而治等道家思想也推崇備至，《莊子》中孔子出現的次數遠遠多於老子，在《莊子》中孔子以及顏淵的形象更多是和道家合拍的，這些或許也能說明顯性儒家形象的背後，一個隱匿的孔子的道家實質。或者說，孔子的肉體屬於儒家，精神是道家的。這是一種矛盾，這是一種人格的分裂，這是一種真正的悲劇，中國文化如果還有一點點深沉、永恆的悲劇精神，只在孔子身上，這也是孔子偉大之所在。世人一般羨老譏孔，要我看，老子不過一個智者，但是孔子是智者，也是仁者、勇者，高低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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