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讀《論語》1.7：學問要在成仁德，千古奇丐辦義學
《學而篇第一》7
【原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譯文】
子夏說：「如果一個人能做到崇德、謙恭、孝親、敬業、誠信，即使他沒學過聖賢之道，我也認定他是學過了的。」
【解釋】
1、子夏：
孔子晚年的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44歲。子夏15歲即入孔門，跟隨孔子周遊列國。子夏重視躬行實踐，講究道德修養，為人師表。至晚年時，子夏儼然已是各國士人的靈魂宗師。
魏國攻佔秦國西河防線後，魏文侯知道戎狄之後的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卻對中原文化很嚮往，便決心請子夏到西河講學。於是，魏文侯親自拜一百多歲的子夏為師，對子夏異常尊重。子夏感於魏文侯的誠意，遂前往魏國西河傳孔子之學，獨立形成子夏氏一派——西河學派，成為孔門弟子中對後世有深遠影響的重要人物。
子夏在西河的象徵意義極其重大，不僅對秦國、楚國、趙國這些外族文化佔上風的國家的懷化作用十分顯著，也使魏國儼然成為中原各國的文化宗主國。
在西河時，子夏因年事已高，故多由其學生親自授課。公羊高與穀梁赤本來不是最能代表子夏思想的學生，但由於他們教授的歷史學科《春秋》是以服務國君為對象的，魏文侯出於控制士人的目的，便故意拔高在學術上並不是很深透、比較迂腐的公羊高和穀梁赤的地位，使公羊和穀梁學派的忠君思想深入士人之心。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為後來《春秋公羊傳》的藍本，穀梁赤口授的《春秋》成為後來《春秋穀梁傳》的藍本。
當時的學問都是師生間面傳口授。隨著時間的推移，口口相傳便很容易導致以訛傳訛，同時也給了別有用心之人歪曲篡改先哲本意創造了條件。
2、「賢賢，易色」：
前一個「賢」字作動詞用，意為尊重、崇尚；後一個「賢」字作名詞用，意為「良，美善」，指有德行的人。「賢賢」即「崇德」之意。古漢語中類似的用法還有「親親」（愛家人）等。
「易」即改變，「色」指臉色、態度。《論語》中類似的用法還有「色思溫」，就是講要臉色溫和。
「賢賢易色」是講，當我們看到賢德之人，就肅然起敬，原先或有輕慢的態度也隨之轉變。這其實是很普通的心理，屬於人之常情。因此這裡將「易色」引申為「謙恭」。「負荊請罪」就是這樣一例：當廉頗了解到藺相如的賢德之後，便深深為之折服，遂一改往日的傲慢無禮，前往藺相如家負荊請罪，以示悔過、謙恭。
也有人認為「賢賢易色」在此專指夫婦一倫而言，意為對妻子要重其賢德而非容貌，以與後邊的父子、君臣、朋友三倫相應。此說也能邏輯自洽。
3、「事父母能竭其力」：
這一句是講孝道。所謂「竭其力」是講行孝要量力而為，儘力就好。這與「盡己曰忠」的盡忠標準是完全一樣的。中國民間有一副很有名的對聯，其上聯是「百善孝為先，原心不原跡，原跡貧家無孝子」，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原心不原跡」就是看他的發心是不是孝。比如，貧家子弟盡心竭力供奉母親的一碗稀粥，其孝並不差於富家子弟供養母親的山珍海味。如果一定要供養父母山珍海味才算孝，那窮人家裡就沒有孝子了。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只要我們「事父母能竭其力」，就算是盡孝了。
4、「事君能致其身」：
「致」本意為送達，「致其身」實際就是全心全意、盡心竭力，與曾子所謂的「為人謀」要「忠」所表達的其實是一個意思。後人將子夏這句話中的「致」引申為奉獻、獻納，將「致其身」引申為「把生命奉獻給君主」，就不能不說是別有用心之舉了。
因為政治事關全體人民的福祉，所以儒家才會提出在協助君主處理政務時，一定要盡心竭力。但儒家只是將「事君」視作向民眾行仁的重要手段，而並非將事君當作目的。關於這一點，孟子有非常清晰的意見表達：「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孔子在《論語》中對此也有非常清晰的說明，比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等等。我們會在以後相關的章節中對此加以詳細說明，請諸君稍安勿躁，耐心等待。
在現代，我們通常用「敬業」一詞來表示「專心致力於學業或工作」，這與曾子所謂的「為人謀」要「忠」以及子夏所謂的「事君能致其身」涵義非常接近。
5、「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在《論語》開篇的第四、五、六、七、八章中連續出現「信」，可見「信」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國人將儒學視為專制的幫凶，但實際上，儒學卻是反專制的利器。現代中國社會誠信嚴重缺失以及其它弊端叢生，皆由國人自毀文化長城、民主精神而始，實屬自作自受。細思怎不令人痛徹心腑、感慨萬端？
6、「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曾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因此，在儒家眼裡，學問的目的，不是文學、不是知識，而是作人做事。學習聖賢只是手段，養成仁德才是目的。因此子夏才會說，對於有德行的人來說，即使他沒有學過一天聖賢之道，也跟學過了是一樣的。
【真歷史】
武訓（1838－1896），行七，故名「武七」。山東省堂邑縣（今冠縣柳林鎮）武庄人。
武訓先生是中國近代民眾辦學的先驅者，享譽中外的貧民教育家、慈善家，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處義學，教育了無數貧家子弟，是中國歷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載入正史的唯一一人，被譽為「千古奇丐」。
清廷為嘉獎其興辦教育之功，取「垂訓於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訓」，字蒙正。武訓自號「義學症」，謚號「義學正」。
1、事父母能竭其力：
武七7歲喪父，幼時家中極貧，不得已跟母親乞討為生。武七每次討得錢後，一定會買美味孝敬母親。
2、辦義學能致其身：
母親去世後，武七也年紀稍長，就開始給人幫傭。沒活乾的時候，就靠乞討為生。因自恨不識字，於是發誓積資興辦義學。
1859年，21歲的武七開始到各地行乞集資。足跡所至，遍及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
每次討得較好的衣物和飯食，武七就設法賣掉換錢。而他自己則只吃最粗劣的食物，邊吃還邊唱：「吃雜物，能當飯，省錢修個義學院。」
由於他居無定所，錢款無處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戶人家存放。他打聽到本縣有一位楊舉人，為人正直，名聲很好，值得信賴，就跑到楊府求見。由於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見，他便在大門口一跪就是兩天，最後終於感動了楊舉人。楊舉人了解到武七欲積資興辦義學的願望後大為感動，不但答應幫他存錢，還幫他用存款放貸生息。
經過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至49歲時，武七已置田230畝，積資3800餘吊，這在當時已算是頗有財力了。可武七仍然衣衫襤褸，如往常一樣白天乞討，晚上紡線績麻。他還邊做活邊唱：「拾線頭，纏線蛋，一心修個義學院；纏線蛋，接線頭，修個義學不犯愁。」
3、賢賢易色：
1888年，50歲的武七花費4000餘吊錢在堂邑縣柳林鎮東門外建起第一所義學，取名「崇賢義塾」。學費全免，經費從武七置辦的學田中支出。
學校建成後他親自到當地有學問的進士、舉人家跪請他們任教，併到貧寒人家跪求他們送子上學。當年招生約50餘名，依慣例分為蒙學班和經學班。
開學當天，武七先遍拜老師，再遍拜所有學生。然後設宴款待老師，而他自己則站立門外，待宴罷後吃些殘羹剩飯。有人請他進屋跟大家一起吃飯，武七說：「我只是個乞者，不敢與老師平起平坐啊！」
武七平時常來義塾探視，對勤於教課的老師，他跪叩感謝；對一時懶惰的老師，他跪求警覺。有一次老師睡午覺睡過了頭，學生在學堂內打鬧，武七徑直來到老師的房前，跪下高聲唱道：「先生睡覺，學生胡鬧，我來跪求，一了百了」。老師十分慚愧，以後再也不敢疏懶。對貪玩、不認真學習的學生，他下跪泣勸：「讀書不用功，回家無臉見父兄」。就這樣，義塾師生相互戒勉，大家都嚴守學規，努力上進，學有所成者甚眾。
時任山東巡撫張曜聞知武七義行，特下示召見，並下令免徵義塾學田的錢糧和徭役，另捐銀200兩，並賜名武七為「武訓」，以示表彰。
1890年，武訓出資數百吊錢，在館陶縣與僧人了證合作興辦了第二所義學。
1896年，武訓又積資千餘吊在臨清縣御史巷辦起第三所義學。
4、樂善好施：
曾有一個寡婦張陳氏，家中極貧。武訓就資助了她十畝田幫助她養家。
遇有貧窮無依者，武訓就假裝借錢給他們，但從不向其討回，也不告訴別人。
5、廉潔有信：
武訓所積錢款，除了一部分是自己辛苦勞動和乞討所得，還有相當一部分是社會各界對其辦學的贊助。為了不負大眾信任，武訓一生不娶妻、不置家、不謀私利。
別人勸他娶妻生子，武七就唱：「不娶妻，不生子，修個義學才無私。」
其兄長親友多次求其資助都被他拒絕。武訓唱道：「不顧親，不顧故，義學我修好幾處」。
武訓的絕世奇行轟動朝野。清廷授以「義學正」名號，賞穿黃馬褂；光緒帝頒以「樂善好施」匾額。
1896年4月23日，武訓在臨清縣御史巷義塾眾學童朗朗的讀書聲中含笑辭世，享年五十九歲。據《清史稿》記載，「（武訓）病革，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
出殯當日，堂邑、館陶、臨清三縣官紳全體執紼送殯。遵照武訓遺囑歸葬於堂邑縣柳林鎮崇賢義塾的東側。各縣鄉民自動參加葬禮達萬人以上，沿途來觀者人山人海，一時師生哭聲震天，鄉民紛紛落淚。
6、後續
1903年，山東巡撫衙門為武訓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訓祠，並立碑為紀。
民國時期，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先生撥款重建了武訓祠。何思源還在武訓祠堂立了尊武訓漢白玉雕像，這座雕像比真人略大。當地曾見過武訓的老人們都說這座雕塑像酷似武訓本人。
1932年，當時的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為紀念武訓，建造了「武公紀念堂」，並在紀念堂兩側建造了兩個「武公紀念廳」。
總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不同社會階段的歷屆政權，對武訓先生的行動及精神都推崇備至，武訓獲得了廣泛的讚譽。他被譽為普及教育之先導，私人興學之表率，中國教育事業的楷模。當時軍政學各界首腦和名人或撰文讚頌，或題辭紀念，或為以武訓為名的義學捐款。全國甚至出現了武訓出版社、武訓街這樣的名稱。江蘇南通的一所師範學校還將武訓像與孔子像並列。山東民眾甚至稱其為「武聖人」，足見武訓在當時地位之高、影響之廣。
1950年12月，電影《武訓傳》公映。
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在歷史上分量很重的社論，題為《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由此掀起了全國對武訓的大批判。
1966年初秋，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武訓墓被「紅衛兵」砸毀掘開，遺骨被抬屍遊街，焚屍街頭。武訓祠、以及那座酷似武訓的漢白玉塑像、「義學正」匾額均被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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