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塊廣告牌，一個政治寓言
《三塊廣告牌》的有趣之處在於它對讀者的多義性，你既可以把它看作一部中年女性的心靈雞湯，也可以把它看作對美國中部小鎮生態的現實反映。但還有一個其實異常直接的電影議題在討論中或許被忽視了。
那就是：政治。
這其實非常顯而易見：在現代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如果你買下路邊的三塊廣告牌來向公眾傳達對當地權力機關（以及具體負責人）的不滿，那麼這不是政治又是什麼呢？
有意思的是，在網路上，確實已經有不少人在藉助公眾對於這部電影的公眾記憶，以及電影本身的語言元素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這說明電影所傳達的政治信號已經被相當比例的人接收到了。儘管如此，在流行的電影評論觀點中，這方面的分析卻出奇的少。
開端
自然界中，群居動物很少按照平均主義的原則分配族群所獲取的食物，而是按照族群中個體的社會地位和分工進行分配，首領則要承擔分配資源和通過暴力手段解決爭端的責任。
這一點對於肉食性動物（狼、獅）尤其重要。這是因為對於草食性動物（牛、羊等）而言，食物資源俯拾皆是，不需要額外的分配機制。
一個族群用以解決個體利益與公共資源之間矛盾的機制，這便是政治的源頭。
而這個問題正是影片核心矛盾的源頭。在威洛比和米爾德雷德唯一一次試圖通過對話來解決問題時，這一矛盾暴露得非常清楚。在米爾德雷德看來，公共部門應該付出任何代價以找到殺死女兒的兇手，譬如讓整個鎮子甚至整個國家的男性提供自己的DNA樣本。
這個提議，即便在最為同情米爾德雷德的觀眾那裡，無疑也是荒謬的。任何人都知道——除了米爾德雷德自己——沒有一個社會應該為某個單獨個體的需求付出如此之大的代價。
威洛比給出回答是：我們不能這麼做，因為我們有《民權法》。他沒有意識到的是，當個人的訴求和群體利益產生如此之大的衝突時，社會契約對個體的約束作用已經消失了。
從米爾德雷德租下三塊廣告牌的時候開始，她就已經知道：挑戰，而不是服從這個社會的權力秩序，是她解決「女兒問題」的僅有出路，因此她開始順著這條道路一路狂奔。
而威洛比和全體觀眾將會逐漸意識到的是，在這個小鎮上，真正的重要的問題已經不再是殺死米爾德雷德女兒的兇手是誰，而就是那三塊路邊的廣告牌。
因為那是一頭母獅對獅群之主發出的嚎叫。
影響
當迪克森發現三塊廣告牌的存在時，他立刻給威洛比打了電話：我們有麻煩了。
無法找到兇手是一個早已存在的問題，但這並不是威洛比和迪克森們的麻煩。只有當米爾德雷德通過廣告牌向公眾指出她個人的這一問題時，它才成為一個足夠大的「麻煩」。
因為這是一種挑戰，對權力和秩序的挑戰。通過這種挑戰，米爾德雷德成功地把一個私人的問題轉化為一個公共的問題。而一個公共的問題，總是要比一個私人的問題，值得調用更多的社會資源去解決的。
這樣的策略的確在短期內產生了作用，威洛比至少是在表面上行動起來了。但接下來的影響更為深刻，這讓小鎮的居民們開始分裂，在相當部分的人看來，米爾德雷德——而不是某個陰暗的兇手——才是小鎮秩序的真正威脅。
個體的不幸遭遇經常獲得公眾的同情，但也僅此而已。當有人以跳樓、跳橋等阻礙公眾利益的方式強調自身訴求時，公眾就會變得冷漠，甚至敵視。牙醫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而戰壕同一邊的迪克森選擇的策略則是懷柔式的。當他找到米爾德雷德對她說，這樣公開訴求的方式至少對於威洛比個人來說是不夠公平的。後者卻這樣回答他：總得有人為此負責吧——當整個社會遇到無力解決的系統性問題時，要求特定個人負責、下台就成了最後的不是答案的答案。
在這裡，不僅是迪克森、牙醫這樣的對立面。實際上對於米爾德雷德本人來說，問題也已經不是「兇手是誰」，而變成了「誰該負責」。在影片的後半段觀眾們會發現，在米爾德雷德的內心深處，除了兇手之外，自己（因為最後一次與女兒的衝突）或許是那個真正有責任的。因此既然無法找到兇手，米爾德雷德尤其需要相信（以及讓其他人相信）威洛比是負有責任的。
如果不是這樣，她又要如何在絕望的生活中繼續下去呢？
演變
儘管沒有任何問題被解決，但在廣告牌上被點名的威洛比終於還是「下台」了。儘管在劇情中，這是病痛的作用。但是就如同現實中的權力交替一樣，他的離開留下了一個令人生疑的懸念：「應該為此負責的」威洛比真的走了，米爾德雷德提出的問題會被解決嗎？新任的長官能夠讓小鎮走出這場政治危機嗎？
新人的出場一度帶來了希望——他是一名黑人，是當地警察局中的少數群體，看起來是和威洛比、迪克森完全不同的人。但曙光稍縱即逝，儘管新警長對米爾德雷德——他上任最徹底的反對者——釋放出了善意，儘管他也很快把迪克森——上任最頑固的支持者——踢出了警局。但是除此之外，看上去他也不打算再為追查那個引發一連串問題的「兇手」付出更多的努力了。
這讓米爾德雷德陷入了更深的絕望：她的訴求達到了目標，她希望「承擔責任」的那個人死了，但她真正的問題就躺在原地，一動不動。更糟糕的是，她的反對者們已經開始主動升級這場政治鬥爭，他們中的一個燒掉了她的宣言，這沒有留給她任何其他的選擇了。
於是她終於開始懷疑非暴力式的抗議行動本身。
她繫上頭巾，帶上汽油，她採取了政治鬥爭中最為暴烈的一種，她的目標也不再是具體的、必須要承擔責任的某個個人。她把怒火撒向了這個小鎮上的權力機關本身。
「憤怒，只會招致更大的憤怒」。
「解決」
真正的轉機似乎在影片的末尾終於到來。看上去，迪克森終於抓住了那個「強姦犯」。
觀眾或許比米爾德雷德和迪克森更渴望「真兇」的伏法。因為他們已經目睹了一個平靜小鎮上質樸的人們，如何因為一樁天降橫禍陷入憤怒、對峙和撕裂之中，而這一過程中任何人的任何一次行動，只是持續加劇這場衝突。
唯一可能的答案似乎只是那個「真兇」。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如果找到了真兇，已經把所有精力和名譽都押在了「對抗」上的米爾德雷德可以找到新的人生重心嗎？威洛比一家會原諒米爾德雷德嗎——儘管或許她們也不會真的認為她造成了威洛比的死？迪克森又如何呢？已經把米爾德雷德視作小鎮公敵的居民們又如何呢？
在憤怒的循環里，問題早就已經不是關於那個「真兇」的了。
虛幻的希望終於也被打破。但迪克森本能地知道，為了米爾德雷德和自己，實際上也是為了整個小鎮，希望必須被保持下去。
於是他撥通了米爾德雷德的電話：我找到了一個強姦犯，他或許不是你的強姦犯，但他是一個強姦犯。
對話的玄機其實隱藏在警長和迪克森之前的對話里。警長向迪克森暗示，那個「強姦犯」其實是服役於海外沙漠地區的一名軍人，根據他的行程，他幾乎不可能是強姦米爾德雷德女兒的兇手。另一方面，儘管根據迪克森親耳聽到的事情，他很可能是一個惡人，但是「不管他在那邊做了什麼，他在美國是無罪的」。
這裡迪克森聽到的真正的問題是：如果某些人選擇在外國（而不是美國本土）犯下罪行，那麼他們應該被看作壞人嗎？
迪克森的答案是肯定的，米爾德雷德的看法和他一樣。他們都知道，那個人必須是一個壞人，必須受到懲罰，就像那個遙遠的沙漠國家必須承受一場美國的入侵一樣（有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重要）。
因為這是唯一解決小鎮境內政治危機的方法。
對於迪克森和米爾德雷德而言是這樣，對於小鎮居民、對於觀眾們來說同樣如此。無論是誰，都不會願意在憤怒和絕望中生活太久。隨著迪克森和米爾德雷德駕車遠去，影片也畫上了句號。他們會做什麼，其實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他們不再回來。
就像李安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里告訴我們的一樣，只有一個不在我們之中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這是一部有趣的電影，只是在我看來，它的有趣並不在於它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樣，是因為它的含情脈脈溫暖人心。而在於它明確無誤的令人感受到矛盾、多義和不安，它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卻像真正的生活或政治那樣沒有任何確定的答案。
因為獲得了兩項奧斯卡獎，這部電影在中國會從原先的藝術院線擴散到商業院線，目前正在許多影院上映。如果你還沒有看的話，我推薦你去看一看。
本文作者：劉晨
高顏值新媒體專家
《時代周刊》2006年年度人物
2008年《感動中國》組委會特別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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