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戊戌變法密詔揭秘，罷免昏庸大臣恐皇位不保，然而為時已晚！

黃尚毅撰《楊叔嶠先生事略》光緒密詔的另一個版本　　最近在讀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刊茅海建先生的巨著《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對於書中所論楊銳為張之洞的「坐京」等新看法，甚為嘆服。數年之前，我曾仔細閱讀過三聯書店出版的《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二集和《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心中一直有一個疑惑。這次讀《戊戌變法的另面》依然未能釋然，因此寫出來就正於茅先生和諸位方家。

茅先生前期幾本著作中曾論說過，光緒與慈禧之間的權力關係，一般情況下是「事後報告制度」，但重要的事，要事前請示。「簡放大員及各項要差」，由「皇上奏明皇太后」。光緒廿四年(戊戌年)七月十九日，光緒帝無視慈禧太后的政治權威，自行做出「罷免禮部六堂官」的重大人事決定，可認定是戊戌政變的導火索。七月二十九日，關於開懋勤殿事，帝後之間又發生了大爭執。開懋勤殿，實質是要在現行政治體制之外，

再建立新的議政機構和決策中心，架空後黨，慈禧顯然大為光火。七月三十日，感到威脅的光緒帝賜給楊銳一封密詔。康有為曾看到過此詔的抄件。戊戌喋血後，康有為對此詔進行了篡改，於同年九月初五在上海《新聞報》首次以中文刊出。黃彰健、孔祥吉、湯志鈞等先生關於這封密詔也做過考訂。　　茅先生在著作中所引光緒給楊銳密詔的文本，是他所說的「最好的版本是趙炳麟在《光緒大事匯鑒》所錄」，全文如下：

近來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荒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

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侯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茅先生分別在《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三聯書店，2009年，頁735- 736;《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三聯書店，2012年，頁44;《戊戌變法的另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180- 181引用了上述文字。後二者所引略有刪節)

這段文字出自趙炳麟《光緒大事匯鑒·戊戌之變》，載於點校本《趙柏岩集》(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亦見於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一輯」的影印本《趙柏岩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趙炳麟在密詔文字後加註：「此詔後至宣統元年，由楊銳之子呈都察院。是時炳麟掌京畿，主持代奏，並連疏請宣付實錄。」《趙柏岩集》中「諫院奏事錄」卷六有「請宣布德宗手詔編入實錄疏」(宣統元年八月十七日)、「請再宣布德宗手詔編入實錄疏」(宣統元年十一月初九日)兩摺，第一摺前記載：

之子楊慶昶、門人黃尚毅在戊戌政變後，「縫手詔於衣領內帶還蜀」，宣統元年八月十二日至京，請都察院代奏並請「宣付實錄，以彰先帝仁孝」。但我卻在黃尚毅(和楊慶昶一起到京陳情的楊銳門人)所撰《楊叔嶠先生事略》中，讀到和上述文本不太一致的「密詔」。另外，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刊載楊歗谷在1963年所撰《記清光緒給楊銳的密詔及楊慶昶陳情》。據楊歗谷說，他早歲在京師時通過傅增湘從楊銳後人楊慶昶處抄錄了光緒密詔。而傅增湘則是在楊慶昶至京師陳情，「詔書未繳，呈文未上時」，專程到楊的寓所抄錄的。

黃尚毅「事略」所錄和楊歗谷轉抄的「密詔」文本基本一致，全文如下：　　近來朕仰觀聖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進用英勇通達之人，亦不欲將法盡變。雖由朕隨時幾諫，而慈意甚堅。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事略」作「廿六日」，當為手民之誤)之事，聖母謂已太過。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非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時不唯朕權力所不能及，若必強而行之，朕位且不能保。爾與劉光第、譚嗣同、林旭等詳悉籌議，必如何進此英勇通達之人，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少拂聖意。即具封奏以聞，候朕審擇施行，不勝焦慮之至!欽此。

比對這兩種分別出自趙炳麟和黃尚毅、楊歗谷的「密詔」文字，頗有差異。從語氣上說，「聖母」更似光緒本人語言，而「皇太后」則像是收錄於官方「實錄」文本時所做的修飾。除了「聖母」與「皇太后」這種稱呼上的差別外，兩份材料最大的差異，是趙炳麟所錄文字中說「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這是指的「罷免禮部六堂官」事件。而黃尚毅的「事略」和楊歗谷抄件所錄，則說「即如七月二十八日之事，聖母謂已太過」，這指的是「開懋勤殿」事，與前述「十九日之硃諭」，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件。

雖然從宏觀層面看，「罷免禮部六堂官」和「開懋勤殿」都是引起戊戌政變的導火索。但「密詔」兩種文本的重要區別在於：從光緒帝的角度看，究竟是「罷免禮部六堂官」還是「開懋勤殿」，直接觸怒了慈禧而導致政變爆發?分別出自趙炳麟和黃尚毅、楊歗谷的光緒密詔文字，哪一份更為可信?我覺得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來看，還無法簡單進行判斷。茅先生等研究者似未注意到地方文獻中光緒密詔的另一種版本，即出自黃尚毅、楊歗谷錄存的「密詔」文字。特予舉出，供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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