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提理性思考了，大多數人連馬桶的基本工作原理都弄不清楚

周末早，不知不覺，2018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相信很多小夥伴在年初都立下了讀書的flag，現在你的讀書計划進行的怎麼樣了呢？

新的一年，每個人都希望自己能有所進步，為了這個小目標，36氪為大家開設了一個新的欄目【36氪領讀】。

未來每周日的早上，我們都會你推薦一本值得讀的書，並提供一些書摘，希望我們都能堅持下去，讓自己在今年有所收穫。

我們的無知總是超出自己的想像。

內容簡介

你可能並不知道：

我們沒有自己以為的那麼聰明。世界越來越複雜，人類越來越無知。

雖然人類比史上所有動物都更聰慧，但是，人類並不善於思考。

讓人類崛起的是集體思考，而非個人理性。

知識存在於群體中，專家也依賴群體的智慧。

知識掌握在誰的手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擁有獲取知識的能力。

集體並非永遠正確，集體觀念誤入歧途時，個體應避免其負面影響。

……

我們的無知總是超出自己的想像。

人類建立了複雜的社會，掌握了艱深的技術：我們學會了生火，創建了民主制度，在月球上留下足跡，讓基因對號入座……然而，我們每個人又都是犯錯大王，時常做出愚蠢的行為，大多數人甚至連馬桶的基本工作原理都弄不清楚。我們何以知之甚少卻成就頗高？

《知識的錯覺》指出，人類個體對世界的了解少得可憐，沒有誰擁有超級大腦，所幸人類在一個豐富的知識共同體中各擅所長，相互依存。我們的日常需求幾乎都仰仗著別人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我們擅長從周圍的人、事、物中獲取經驗與智慧。所以，讓人類從眾生當中脫穎而出稱霸世界的，並非個人理性，而是無與倫比的集體思考。也正因為他人的存在，我們認為自己無所不知，這就是知識的錯覺。這也解釋了為何我們常常高估自身的理解力，為何政治偏見與迷思總是根深蒂固，為何個人精英主義式的教育和管理總是無疾而終。

對「無知」的了解，是我們認識自己、他人與社會的一種絕佳方式。這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與人相處，更理性地對待技術，更客觀地面對煩冗的信息，與人類的理性與非理性和諧共處。

作者簡介

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

美國布朗大學認知、語言與心理學教授，《認知》雜誌主編。史蒂文長期致力於研究思維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他對因果推理、判斷和決策等認知相關問題有獨到見解，在主流心理學和消費者行為雜誌上發表了大量文章，並出版多部作品。

菲利普·費恩巴赫（Philip Fernbach）

認知科學家，科羅拉多大學利茲商學院市場營銷學教授。他的研究重點是揭示認知科學如何影響社會問題，如政治、基因科學及消費者如何決策等，曾受邀作為TEDx演講嘉賓就此類話題發表演說。他有多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BBC（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等有影響力的媒體上。

書籍評論

作者：尤瓦爾·赫拉利

歷史學家，《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作者

在《知識的錯覺》一書中，認知學者史蒂文·斯洛曼和菲利普·費恩巴赫又毫不客氣地為個人理性的棺材板狠狠地釘上了一顆 鉚釘。在 17—20 世紀的400 年間，西方哲學相信人人都能獨立思考，將個人理性奉為圭臬，並把這些視為現代社會的基石。民主制度建立在選民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基礎上，自由市場經濟篤信消費者永遠明智，現代教育試圖教會學生們獨立思考。

過去的幾十年以來，這種理想化的個人理性備受各方抨擊。後殖民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認為它不過是西方沙文主義的幻想，用以美化白人男性的無上權力和榮光。但行為經濟學家和進化心理學家的論證已表明，人類的大多數決策都不過是情緒使然和拇指法則的產物，而非來自理性的分析，我們的這種情緒與經驗或許更適合因應石器時代的非洲大草原，而對電子時代的都市叢林望塵莫及。

斯洛曼和費恩巴赫要討論的遠不止於此，他們指出，別提理性思考了，個體的思考能力這個說法本身也有待商榷。人類鮮有獨立思考的時候。相反地，我們會採取群體思考的方式。正如族人共同養育後代，發明工具、化解紛爭、治癒疾病也都需要群策群力。沒有人能憑一己之力蓋出一座教堂、造出一顆原子彈或一架飛機。讓智人從眾生當中脫穎而出，稱霸地球的並非我們的個人理性，而是那無與倫比的群體思考力。

正如作者在那些趣味盎然卻又發人深省的篇章中向我們展現的那樣，人類個體對這世界的了解少得可憐，而且隨著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這一了解越來越有限。石器時代一個靠漁獵採集為生的人尚懂得如何制衣、生火、捉兔子以及獅口脫險。

如今，我們自以為知識更淵博了，但就個體層面而言，我們實際上越發地無知了。我們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需求幾乎都仰仗著別人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在一項原本不起眼的實驗中，受試者被問及他們是否了解拉鏈的運作原理。大多數人都自信滿滿地給出了肯定的回答——畢竟這玩意兒他們天天都在用。接著，受試者被要求對拉鏈的原理給出準確的解釋，並儘可能詳細地描述「拉」拉鏈時的每一個步驟。大多數人都傻眼了。這便是知識的錯覺。

儘管人人都一知半解，但由於我們把別人腦袋裡的知識當成了自己的，便自以為上知天文下曉地理。不過，這也未必是件壞事。正是對群體思考的依賴成就了我們世界霸主的地位，知識的錯覺讓我們不用花大把力氣親力親為地弄清楚每件事情，日子也能過得一帆風順。從進化的角度看，人類相當擅長采他者之長為己之用。

然而，正如許多在遠古時期管用，步入現代社會就失靈的人類特質一樣，知識的錯覺也有其軟肋。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人們意識不到自己有多麼無知。結果是，一群對氣象學或生物學一竅不通的人就氣候變化和轉基因作物等議題吵翻了天，而另一群根本不知道伊拉克或烏克蘭在哪兒的人，極力主張要對這些地區採取行動。

人們很少發覺自己的無知，因為他們會沉浸在一個高度同質性的環境中，其信念被不斷自證與加強，鮮有相左之聲。

據斯洛曼和費恩巴赫所言，向人們提供更豐富的信息也於事無補。科學家寄望於通過更進一步的科學教育來消除反科學帶來的偏見，專家學者致力於通過傳播準確可信的事實和專業可靠的報告來影響公眾輿論對奧巴馬醫改法案或全球變暖議題的看法。這類無謂的希望皆根植於對人類思維方式的迷思。

事實上，我們絕大多數的觀念都源於群體思考而非個人理性，這些觀念又經由群體認同的加強而根深蒂固。把事實真相一股腦兒擺在他們面前，揭露他們個體層面的無知，這很可能會適得其反。大多數人都不願意麵對真相，更不喜歡承認自己的愚蠢。如果你覺得擺事實講道理就能讓唐納德·特朗普相信全球變暖——請三思吧。

沒錯，那些篤信事實真相能夠改變公眾輿論的科學家本身可能就是科學界群體思維的受害者。科研群體堅信事實的效力，正是在這種信念的驅使下，即便大量的實證經驗與之相左，他們還是固執地認為只要收集足夠的事實，就能在公開辯論中獲勝。

相似地，對個人理性的傳統看法這一見解本身也可能是群體思維而非實證經驗的產物。巨蟒劇團演繹的《布萊恩的一生》的高潮之一，就是一大群不明真相的追隨者把布萊恩誤當成了救世主。無路可逃的布萊恩對他的門徒嚷道：「 你們不需要追隨我，你們不需要追隨任何人！

你們得自己思考！你們都是獨立的人！」熱切的門徒又隨之齊聲吟誦起來：「 是的！我們都是獨立的人！」巨蟒劇團的表演旨在諷刺 20 世紀60 年代的反主流、反正統文化，但其中對個人理性主義的真知灼見大概放在任何時代都適用。

未來的數十年間，世界或將變得比今日複雜更多。人類個體終將對於科技產品、經濟形勢和政治動向如何影響世界知之更少。那我們還怎麼能放心地把決定權交給這些無知又容易被操縱的選民和消費者？倘若斯洛曼和費恩巴赫所言屬實，讓選民看到更多的真相，向消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也無益於問題的解決，那麼，我們還有別的辦法嗎？兩位作者也只能聳聳肩。

但他們確實給出了幾條簡 單實用的法則（「 存下收入的15% 來養老」）， 以及把握最佳的教育時機（教剛下崗的人如何面對失業危機而不是對上班族指手畫腳），並鼓勵人們面對無知的現實。當然，這些還遠遠不夠。正如書中所言，斯洛曼和費恩巴赫對自身理解力上的限制也心知肚明，他們自知無法提供答案。而且，十有八九根本沒人知道。

書籍摘錄

核武器戰爭本身就導向一種錯覺。阿爾文 ·格雷夫斯（ Alvin Graves）曾於 20世紀 50年代初任美國軍方核武器試驗計劃的研發負責人。我們在前言中討論過的那場堪稱災難性的「喝彩堡壘」爆炸正是由此人極力推動的。世界上怕是再沒有人比格雷夫斯更了解核輻射的危險性了。

「喝彩堡壘」事件發生的 8年前，即 1946年，格雷夫斯曾是位於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實驗室的 8名成員之一，當時的另一位研究員路易斯 ·斯洛廷（ Louis Slotin）正執行一項被偉大的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 Richard Feynman）戲稱為「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棘手實驗，測試鈈這种放射性原料在核爆炸中的表現。 1實驗涉及包裹中心鈈球的兩個鈹半球之間的縫隙閉合。當半球閉合時，從鈈當中釋放出來的中子被鈹反彈，導致更多的中子被釋放。這一實驗極其危險。一旦兩個半球合攏，其連鎖反應會引發一連串輻射。

斯洛廷作為一名經驗豐富又才華橫溢的物理學家，出乎意料地用一把平頭螺絲刀分離了兩個鈹半球。但在螺絲刀轉動並使兩個半球相撞的那一刻，在場的8名科學家還是受到了危險劑量的輻射。斯洛廷的狀況最糟糕，9日後在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醫務室與世長辭。團隊中的其他人都得以從急性輻射綜合征中康復，但少數的幾位還是因癌症或其他可能與此次事故相關的疾病英年早逝。

這些絕頂聰明的人為何如此愚蠢？

意外確實難以避免。我們都會為諸如刀子割到手指或關車門夾到別人的手之類的失誤而感到羞愧。但對於一群傑出的物理學家，你卻指望他們僅用一把手持平頭螺絲刀自救於致命的核輻射之下。

據斯洛廷的一名同事所言，其實有很多相對安全的方法來進行鈈測試，而且斯洛廷對此心知肚明。例如，他可以先固定其中一個鈹半球的位置，再將另一個由下而上地托上去。接下來，如有任何滑落髮生，兩個半球將因重力而無害分離。

為何斯洛廷會如此魯莽行事？我們懷疑他經歷了那種人人都曾有過的錯覺：我們在一知半解中仍知道該怎麼做。這些物理學家們所感受到的驚詫，其實和你試圖修好漏水的水龍頭卻反而使浴室「洪水滔天」，或試圖幫你女兒解出數學作業題卻被二次方程難倒時大同小異。我們總是胸有成竹地開頭，垂頭喪氣地結尾。

這些都只是不相干的例子，還是它們背後有更系統性的因素？

人們總是習慣於高估自己的理解力嗎？抑或知識確實比看起來更淺顯易懂？1998年，認知學家弗蘭克 ·凱爾（ Frank Keil）離開工作多年的康奈爾大學來到耶魯大學。在康奈爾大學期間，凱爾長期致力於研究已有的事物如何運作的理論。他很快便意識到那些理論何其破碎且淺薄，但他遇到了一個困擾。他找不到一個有效的方法來科學地闡明人們實際所知與他們自認為所知之間的差距。他已嘗試過的方法不是太耗時就是太難以量化，還有些根本無法得到受試者的真實反饋。

於是，他靈機一動，一種符合他預期效果的方法浮現在腦海。這種被稱為解釋性深度錯覺（ 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簡稱 IoED）的測試工具能夠克服上述弊端：「我清楚地記得某日清晨，當我在位於康涅狄格州吉爾福特的家中淋浴時，幾乎整個解釋性深度錯覺的模型隨著水流湧現，傾瀉而下。我立即衝出浴室，開始工作，拉上一直和我一起研究認知勞動分化的利昂 ·羅森布利特（Leon Rozenblit），開始制定解釋性深度錯覺的所有細節。」

由此，一種研究無知的方法誕生了，這種方法只單純地要求受試者對某事物給出解釋，並說明這種解釋如何影響他們對自身理解力的評價。

倘若你是羅森布利特和凱爾的受試者之一，你會被問到下列問題：

1. 請自評對於拉鏈工作原理的知識了解多少，如果了解程度為 1—7，你會給自己打幾分？

2. 拉鏈是如何發揮作用的？請描述使用拉鏈的所有步驟，越詳細越好。

如果你同羅森布利特和凱爾的大多數受試者一樣，並非在拉鏈工廠上班，那麼關於第二個問題你便所知甚少。你確實對拉鏈的工作原理毫無概念。所以，試想你被問到如下問題：

3. 現在，請重新自評你對拉鏈工作原理了解多少，了解程度依然是 1–7，你會給自己打幾分？

這一次，你多少會降低評分以示謙卑。在試著解釋拉鏈的工作原理之後，大多數人意識到了他們對拉鏈的知識其實還是門外漢，因此在問題3上只給自己打一分或二分。

這項論證表明人們置身於錯覺之中。受試者們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他們對拉鏈的真正了解遠不如想像中多。當人們調低第二次評分的分數時，他們實質上是認識到，「我知道的比我以為的要少」。拆穿人們的錯覺著實簡單得難以置信，你只要要求他們對看似平凡的某事給出解釋就行。這一招可不只對拉鏈有效。羅森布利特和凱爾分別以車速表、鋼琴鍵盤、沖水馬桶、鎖芯、直升機、石英錶和縫紉機為題進行的測試都得到了相同的結果。

每一位受試者都表現出錯覺：無論他們是耶魯大學的研究生、名校的本科生還是就讀於社區公立學校的學生。在一所美國常春藤名校的大學生身上，在一所大型公立高中的學生身上，以及在對美國民眾的線上隨機抽樣測試中，錯覺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證實。

我們發現錯覺不僅發生在對日常物品的認知上，它幾乎無處不在：人們高估了自己對諸如稅收政策和對外關係之類政治議題的理解，在熱門科學話題如轉基因作物和氣候變化方面也全憑想當然，甚至連個人理財都是一本糊塗賬。我們對心理現象的研究持續已久，但如此強有力的關於理解力錯覺的證據實屬罕見。

我們對自身知識量的高估正暗示了我們比想像中更加無知。但我們究竟有多無知呢？知識量是否有可能被估算呢？托馬斯·蘭道爾（Thomas Landauer）試圖為此尋找答案。

蘭道爾是認知科學的先驅，曾任職於哈佛大學、達特茅斯大學、斯坦福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並傾 25年之久試圖將其獨到見解應用于貝爾實驗室。他的研究起步於 20世紀 60年代，正逢認知科學家們將人腦視為電腦的時代。當時，認知科學領域與現代計算機一同嶄露頭角。

如我們所知，擁有非凡數學頭腦的約翰 ·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艾倫·圖靈（Alan Turing）奠定了計算機技術的基礎，於是問題來了，人類心智的運作是否也遵循相同的原理。計算機配有一個由中央處理器運行的操作系統，按照一系列規則讀取和寫入一個數字存儲器。

早期的認知科學家認為，與計算機相比，人腦並沒有什麼不同。計算機的運作程序被視為認知執行模式的一種暗喻。思維被當作一種在人們腦中運行的電腦程序。讓艾倫·圖靈聲名鵲起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把這種想法發揮到了極致。如果人腦像電腦一樣工作，那麼人類所能做的一切都可以由電腦程序實現。受此鼓舞，圖靈於 1950年發表了經典論文《計算機器與智能》（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對「機器會思考嗎」這一問題做出解答。

20世紀 80年代，蘭道爾 6決定用與計算機內存相同的衡量標準來衡量人類的記憶容量。當我們撰寫此書時，一台筆記本電腦的長期儲存空間為 250—500GBa。蘭道爾使用了幾種巧妙的手法以測量人們的知識量。例如，他估計了成年人的平均辭彙量並計算出儲存這些信息所需的位元組數量，並用這一結果推算了成年人的平均知識量，其結果是 0.5GB。

蘭道爾也用其他完全不同的方法測算過。在許多心理學實驗中，受試者都被要求讀文本，看圖片，聽字詞（實義詞或無意義的音節）、句子或一小段音樂。幾分鐘乃至幾周之後，心理學家對受試者們的記憶進行測試。

一種方法是要求人們再現他們當初接收到的原始材料，這是一種令人精疲力竭的記憶力測試。你覺得你現在能立刻複述出一段幾周前僅聽過一次的短文嗎？蘭道爾分析了一些對人們而言稍顯輕鬆的實驗。這些實驗更像識別測試，只要受試者能夠指出新展示的內容（常常是一幅圖片、一個單詞或一小段音樂）是否在此前出現過即可。其中一些實驗會出示幾個選項讓受試者選出哪個他們之前見過。這是一種極易受到影響的測試方法，即使記憶力不盡理想，受試者也能有不錯的表現。蘭道爾通過實驗組和對照組在識別表現上的差異來推測人們究竟記住了多少。這一差異在理論上等同於我們所能獲取記憶的多少。

蘭道爾這一方法的絕妙之處在於，他依據起初是否接收過認知材料區分出哪些是對記憶的測量（兩組間識別表現的差異）。這使他得知人們記住他們先前習得的信息的速度是多少。測量時，他也找到了一種方法，能夠把遺忘的因素考慮進去。若不計實驗程序細節或認知材料類型的差異，蘭道爾的分析結果毫無疑問地顯示出人們汲取信息的速度並無太大差異。無論認知材料以何種方式呈現，比如視覺、語音或音樂，習得的速度都大致相同。

接下來，蘭道爾計算了人們究竟掌握多少信息，即人腦的知識庫到底有多大。假設人們在70年的壽命中這一習得知識的速度始終恆定，他所嘗試過的每一種測量方法大都指向同一個答案：1GB。

蘭道爾並未宣稱這一結果是準確無誤的。但即使把這個數字乘上 10倍，即使人們的記憶儲量能增加到 10GB，它仍小得微不足道。這和一台現代筆記本電腦的內存比起來不過是九牛一毛。但人類本就不是堆砌知識的倉庫。

從某種角度看，這簡直駭人聽聞。作為健全的成年人，我們居然學會了這麼多東西。我們居然能看懂新聞，不會覺得暈頭轉向，理不清頭緒。我們居然能圍繞好幾個不同領域的話題高談闊論。看《危險邊緣》（Jeopardy!）的時候，我們冷不丁還能猜對幾道題。我們都至少會說一種語言。毫無疑問，我們知道的遠不止背包里那個小機器的存儲量的幾百分之一。

但是，如果你對人腦等於電腦的說法不買賬，那就沒什麼好震驚的了。如果心智模式是機械的，只能將信息編碼和儲存在記憶體中，那麼當你需要面對的是如此紛繁複雜的世界時，它就黔驢技窮了。一味追求大存儲量的記憶體是徒勞的，因為我們的記憶不可能窮盡這個世界。

認知科學家對於用計算機類比人腦的暗喻不屑一顧。不過它並非一無是處。某些情況下當人們慢條斯理且小心翼翼地思考時—當他們對每一步都深思熟慮而非憑直覺貿然行事時—確實像計算機程序在運行。但絕大多數時候，認知科學家還是熱衷於指出人腦與電腦的區別。

深思熟慮只佔我們思維運轉的一小部分罷了。大多數認知過程都是潛意識下的直覺思維的產物。認知意味著要同時處理海量的信息。例如，當人們絞盡腦汁搜尋某一詞語時，我們不會逐一排查，相反地，我們將搜遍整部字典 —我們頭腦中的字典—與此同時，目標詞也會浮現在腦海中。這可不是早年間馮·諾依曼和圖靈構想的計算機和認知科學能應付的運算。

更重要的是，人腦不像電腦一樣只依賴一個中央處理器，用寫入和讀取記憶的方式思考。正如我們稍後將在本書中詳細討論的那樣，人們的思考還依賴於他們的軀體，他們身處的世界，以及其他人的心智。若要把我們對這世界的所知全部裝進腦袋，實在是異想天開。

有些我們試圖了解的東西是無限複雜的，即使在理論上都無法被理解。例如你正準備去參加一個同學聚會，並試圖預測會不會撞見昔日的男 /女朋友。假設你與他 /她已失去聯繫多年，你還是能夠依據一些基本事實做出預測，比如通常情況下誰來參加這類聚會的可能性比較大。朋友或許會透露一些參加人員的情報。你還可以基於印象中前男 /女朋友過去合不合群或念舊與否做出預測。

你做不到的是基於具體事實的預測，如這個人是不是住得太遠或無法負擔旅費，或已經不在人世了。此人可能已婚或離異。他 /她或許已為人父母，照料著一個或兩個，甚至 8個孩子，可能從事過各行各業，也說不定曾在監獄服過刑。事實上，他 /她的人生軌跡有無限種可能，只是我們無從知曉。

軍事戰略家諳熟此類問題。無論你對各個方向的進攻防守得多麼周詳，敵人還是可能從其他地方冒出來，有些在意料之中（從陸上或海上進攻），但還有很多出人意料（從地下挖隧道或藏在城門外的木馬里）。由於敵人勢必不想讓你猜到他們會從何處進攻，意料之外的情況恐怕更有可能發生。

我們要預測的往往不只小概率事件，甚至還包括那些連我們自己都說不清到底該不該列入考慮範圍的事情。唐納德 ·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曾分別在傑拉爾德·福特（ Gerald Ford）和喬治·W.布希（ George W. Bush）任職美國總統期間出任國防部長。他的著名言論之一是關於區分無知的幾個層次：

知道自己知道，這指的是我們對自己已知什麼心知肚明；知道自己不知道，這是說，我們對自己不知道什麼有自知之明；還有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指的是我們對未知的愚昧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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