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眼中，清朝文字獄，乾隆是個應該受歷史譴責的暴君！

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出生於通州(現北京通州)一個傳教士家庭，並在中國度過童年。他的父親富善(Chauncey Goodrich)曾在中國傳教多年，1891年編寫過一本北京方言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and Pekingese Syllabary)。富路特於1927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直至1961年退休，是哥大東亞系和東亞圖書館的主要建立者。

富路特著作等身，最廣為人知的是《中華民族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43)，胡適認為它是用西文所寫的中國簡史中最好的一種(見Pacific Affairs1944年第2期書評)，曾多次再版，長期作為美國學生使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　　1930年至1932年富路特為撰寫博士論文前來北京進修，住在英美傳教士所辦的華文學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日後的美國「中國學之父」)當時也在北京留學，他晚年回憶說：「當我在北京華文學校向富路特請教時，他總是以非常誠懇的態度仔細聽我說。從他童年時代在華北的傳教士家庭背景來看，他的確可以說已使自己成為漢學家中的佼佼者了。僅憑他的博士論文《乾隆時期的文字獄》，

就已使他成為美國中國問題研究中崛起的一顆新星，何況在以後的四十年中他還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湧現。」(China bound第 135頁)1934年富路特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乾隆時期的文字獄》(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是富路特在北京期間完成的博士論文，修改後於1935年出版。全文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乾隆時期的文字獄，重點是乾隆後期伴隨著《四庫全書》的編修所發生的文字獄。第二部分是對相關傳記、文獻、檔案的英譯。

清朝的文字獄並不始於乾隆。康熙時期就已開始，著名的如「明史獄」和「南山集獄」。雍正時期的文字獄有增無減，著名的如「查嗣庭獄」、「呂留良獄」。為了緩和雍正時期文字獄所造成的恐怖氣氛和動蕩不安，乾隆即位之初一度採取了緩和的政策。但隨著乾隆十六年(1751)偽孫嘉淦奏稿案的發生，文字獄開始再次爆發。從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案開始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庫全書》之前，文字獄案件不下五十起。從1773開館纂修《四庫全書》至乾隆歸政前，各種類型的文字獄又有五十餘起，因文字之禍而受到株連的各階層人士不但在範圍上遍及全國，而且在數量上也大大超過了前期。

據統計，終乾隆一朝，各種類型的文字獄案件約有一百一十起，幾乎佔了整個清朝全部文字獄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這些文字獄對當時和此後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富路特在討論乾隆時期文字獄之前，對前朝的文字獄也做了簡要的回顧，如果說康熙、雍正時期的文字獄對於鞏固清朝的統治還有一點積極作用的話，那麼乾隆大興文字獄則完全是一種心理畸形。在富路特看來，「乾隆總的來說是個應該受到歷史譴責的暴君」，因為他「干預學者的獨立研究，故意竄改歷史， 殘酷地迫害文人，接二連三地禁書、毀版。

」(英文版第6頁)所以富路特認為乾隆朝雖然號稱盛世，實際上是清朝衰落的開始，而《四庫全書》 的編纂雖名為保存國粹，實際上是別有用心地為了達到鉗制思想的目的。書出版後，受到西方學界的歡迎，有評論者指出，以往西方人只知道乾隆的文治武功，富路特的貢獻在於首次揭示出了乾隆的陰暗面，讓人們看到了盛世中隱藏的危機和衰敗的萌芽。(Carroll B. Malone書評，見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35年第4期)該書同時也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

清華大學雷海宗和武漢大學郭斌佳兩位歷史學教授專門撰寫了書評，分別刊載於《清華學報》第10卷第4期(1935年)和《武大文哲學季刊》第5卷第3期(1936年)。雷海宗在書評開篇時寫道：「近年來對於清代文字獄的問題，國人搜集材料與研究的工作雖然不少，但有系統概括一切的專著仍不多見。哥倫比亞大學漢學講師Goodrich先生這種勇敢嘗試的工作，很值得我們歡迎。　　在雷海宗看來，富著中有三點是「很動人的見解」：(一)「乾隆時代中國已經安定，不似以前對滿清的那樣反抗，按理不必有嚴厲的文字檢查;但實際乾隆時代對於文字的摧殘較比清初嚴重不知多少倍。著者認為根本的原因是心理的。大清此時由外表看來雖然極盛，實際這是衰落時期的開始;滿人下意識中感覺到這一點，

所以對漢族愈發畏忌，因而更加緊的壓迫。」(二)「無論當初的計劃如何，四庫的編纂後來成了剷除禁書的一件利器，是無問題的。這一點雖然從前也有人見到，卻是一般認四庫為無價國寶的人所不大注意的事，著者反覆說明並非累贅。」(三)「全國大規模有系統的搜查禁書，現代的人不易想見。但在最嚴重的十五年間(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國人心惶惶，連不識字的農家也有時因為祖傳下來一部原來不相干的書而招大禍;這在普通的史料中是不易見到的，只有私人所遺留的日記與筆記能幫助我們回想到當時的緊張情形。著者把這點特別提出，深得史家恢復往跡的本旨。」

此外雷海宗還認為書後所附《禁書現存目錄》(Surviving Proscribed Works)很有價值，雖然肯定有遺漏，但在目前「是一個很便利的參考工具」。根據富自己的說明文字，他編製這份目錄主要是利用了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目錄。他認為要想更準確地做出統計，還應該去查閱包括《圖書集成》在內的各類叢書，作為第一份這樣的目錄，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夠為後人提供基礎。根據富路特的初步統計，在乾隆時期禁毀的2600餘種書籍中，存世的有近500種。(1999年開始出版的《四庫禁毀書叢刊》收存世的清初至乾隆年間的四庫禁毀書約1700種)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本站內容充實豐富，博大精深，小編精選每日熱門資訊，隨時更新，點擊「搶先收到最新資訊」瀏覽吧！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乾隆 的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