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史│100年前，這次熱潮改變了攝影史

畫意的求索

撰文│ 秋名

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方興未艾的攝影術時不時地捲入「攝影能否成為與繪畫相匹敵的藝術」的爭論。那是火棉膠的時代，彼時的攝影師們更像是化學實驗師，每一張底片都要刷上火棉膠現場製作，工序極其繁瑣。

在那樣的工藝水平下，有的攝影師卻成為了用底片作畫的人，把多張照片拼接成一幅畫。比如，英國著名的攝影師雷蘭德創作了一幅構圖如同拉斐爾《雅典學院》的照片——《兩種人生》。攝影師用32張底片拼成了一幅長卷，畫面中，一種人生是聲色犬馬的享樂；另一種人生則是勤勉克己的奮鬥，帶有典型的英國紳士審慎自律的傳統。

雷蘭德，《兩種人生》，1857年

魯濱遜，《彌留》，1858年

魯濱遜，《像黎塞留的沃納先生》，1857年

維多利亞時代的貴族們非常迷戀這樣的玩法，喜歡穿上戲服，扮演畫中人，扮演歷史人物。雖然矯揉造作，但畢竟在攝影最初的探索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有趣的是，雖然遠隔重洋，雖然相隔半個世紀，慈禧太后也迷上了這種扮演畫中人的玩法。外交官裕庚之子裕勛齡留洋歸來，擔當起了老佛爺的御用攝影師，現存的慈禧太后的照片都是由他所攝。西太后穿上戲服，把自己打扮成觀音，讓太監、宮女等人立侍左右。主子成了觀音，小李子也跟著過了把神仙的癮。

扮成菩薩的慈禧太后，這樣的玩法很像今天的90後、00後們愛玩的cosplay。

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隨著干版技術的成熟以及最早的塑料賽璐璐投入應用，我們熟悉的膠片才得以橫空出世。那時的柯達有一句響亮的廣告詞：「你按下快門，剩下的事交給我們。」從此後，大量的職業攝影師、愛好者才得以加入探索者的隊伍。在世紀之交的更迭中，一場轟轟烈烈的畫意攝影運動走上了藝術史的舞台。一般認為，畫意攝影發端於英國人愛默生1886年發表的文章《攝影：一種繪畫式的藝術》。從那以後的20多年裡，這一運動席捲歐美，甚至也影響到了亞洲。

愛默生，《采睡蓮》，約1885年

愛默生，《乾草用耙子》，1888年

法國人德瑪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喜歡用畫筆在已經做好的照片上進行一番潤飾，以達到可與繪畫比肩的唯美。德瑪西的照片確實很美，美得如同他法國同胞德加的素描畫。

德瑪西，《抗爭》，1904

為了美，攝影師們會想各種辦法讓照片變得不那麼清晰。比如，很多攝影師會使用柔焦鏡頭來達到這一效果。美國的攝影師非常反對這樣的操作，這樣修改底片有失攝影的本心。但畫意攝影的理念彼此相同，都主張通過鏡頭創造一個唯美的世界，一個符合自己主觀臆想的世界。

美國攝影師的代表人物施蒂格利茨開創了「攝影分離派」。這一流派主張讓人們意識到「在畫意表達之外，攝影作為一種媒介其自身的視覺表現力」。這樣的主張更接近攝影的本體，畢竟攝影對真實的再現是繪畫所無能為力的。施蒂格利茨不僅僅是一名成功的攝影師，還是一個成功的畫廊經營者。他在紐約著名的第五大道創辦的畫廊就以門牌號命名為291畫廊，該畫廊的經營是非常成功的。那時的攝影作品已經能被當成藝術品在畫廊里銷售了，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一新的形式。

施蒂格利茨，《驛站》，1893年

有個叫保羅·斯特蘭德的年輕人在291畫廊接觸到了現代藝術，他用了一段時間消化這些革新的成果。不久，他就拍出了一系列出色的作品。斯特蘭德是20世紀最偉大的攝影師之一。他將攝影這個媒介向兩個方向推進，一方面是直接攝影，另一方面又抽離了一些具象的表達，使攝影作品更直接地表達了作者的原意。

保羅·斯特蘭德，《華爾街》，1915年

隨著攝影越來越大眾化，越來越多的人拿起了相機。人們相信，攝影不該是藝術家的特權，開放的大門應當面向全社會。轟轟烈烈的畫意攝影運動也就逐漸走向了消亡。雖然多數攝影史學者們對畫意攝影的評價並不高，認為畫意攝影是對攝影本體的嚴重偏離，但如果沒有這樣一次熱潮，攝影人又如何意識到應該回歸到攝影最初的起點呢？看似田園牧歌般寧靜的影像也恰恰反映了一種不安的社會思潮。誠然，那個年代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無論是被戰爭陰雲籠罩的歐洲還是西奧多·羅斯福治下的美國，現代文明帶給人們的不安情緒都需要在用影像臆造的夢境中推向遠方。

編輯│秋名

（資料來源：《世界攝影藝術史》，岡特爾等主編，中國攝影出版社；《世界攝影史》，羅森布拉姆編著，中國攝影出版社；《世界攝影史》，顧崢著，浙江攝影出版社；《照片秀》，莫羅著，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保羅·斯特蘭德》，巴伯亞編著，中國攝影出版社；Wikipedi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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