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德國小美女講述：德國那些你不知的黑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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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初

德國華商報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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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女孩瑪麗講德國社會黑暗一面

2013年的一天，我先生接到住在柏林的同學莫妮卡的電話，說她做設計師的女兒想在中國生產她設計的布料和服裝，希望向我了解相關事宜，於是我們專程前往柏林與她們見面。

筆者與莫妮卡在柏林Spree河遊船上

租房住也穩定

在柏林市郊一座白色五層公寓樓前，我們按響了莫妮卡家的門鈴，她特意下樓來迎接我們，她說這座樓房是二戰前建的，已有100多年了，電梯還是當年的沒有更換過，老式電梯的操作有點複雜，怕我們不會用，果然我們看著她操作電梯眼花繚亂的。電梯空間極小，而內部裝飾卻極其精緻，上得樓來我看到公寓內牆面是一種特殊油漆漆成的淡灰色，樓道、扶梯、房頂、戶門一切都很有質感，完全不輸當代的建築。

莫妮卡的家使用面積只有74平米，雖然被東西填得滿滿的，卻被布置得很溫馨。莫妮卡十年前與丈夫離婚後，就搬離了他們居住的270平米的家，獨自租住了這座公寓，因為地方狹小，她不得不扔掉很多東西，最初她認為只是暫時的，可沒想到一住就是十年。從客廳的大玻璃窗望出去，就看到了1936年柏林奧運會主場館柏林奧林匹克體育場，她指給我們看旁邊不遠處的一個巨大的山包，那是二戰結束後，柏林被盟軍炸成廢墟，人們在清理廢墟時，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都利用在重建上了，將實在無法利用的垃圾堆積在了這裡，形成了這座山包。聽得出雖然已是七十多年前的往事，有些傷痛終是刻骨銘心、難以釋懷的，往事不堪回首。

她把我們讓進裡間，這裡原本是一間大卧室，她用一個高大的書架隔成了兩間，外間用作餐廳，裡間僅能放下一張床和床頭櫃，這裡就是她的卧室，看得出她是煞費了一番苦心才把自己的一切妥善有序地安置在這個狹小的公寓里，同時還保持了生活的格調和品位。她已經65歲了，名下無房產，她說在德國只有45%的家庭擁有住房，其他人都是租房居住的。我告訴她說在中國租房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常常是房東有變化，不是漲價、就是賣房，弄得租戶常常要搬家，很難安定下來，沒有安全感，還沒聽說誰在一處能租住十年的。

有工作就幸運

我們正說著話，莫妮卡的女兒瑪麗從外面進來，她今天特意請了假來見我們，一見到她的第一感覺就是覺得她長得完全不像德國人，很像土耳其人。小巧玲瓏的身材在德國女孩中不常見，我和先生各自心中都不免疑惑，她會不會有個土耳其父親。瑪麗好像看透了我們的心思似地笑著說：「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因為每個見到我的人都說我不像德國人，而更像土耳其人。」我們笑著點頭承認，「其實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德國人，可是我偏偏長了一副土耳其人的臉，連土耳其人都說我太像他們了，這可能是上天的旨意吧。」她很輕鬆地笑著說。

瑪麗高中畢業後，上了一所職業學校學習繪畫，畢業至今已有五年了，一直找不到工作，她一直靠領取政府發的補貼金生活，每月700多歐元，包括住房租金、食品、保險等生活必需費用，不過住房要求只能租不超過40平米的公寓，可是這樣的公寓在柏林很難找到。現在瑪麗自己租住在外面，過著完全獨立的生活。我問她的同學中有多少像她這樣靠政府補貼生活的，她說有一半，那麼他們對自己今後有什麼打算呢？她說他們當中有的像她一樣在積極地充實自己，有的在繼續上學學更多的技能，希望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培訓費用也可以向政府申請，我聽了很驚訝。瑪麗說她覺得不公平，學位和技能高的人，政府就不再支付培訓費了，只給那些學位和技能低的申請者，而這些獲得政府補貼的人覺得這是理所應當。有些人不求上進，只是想像現在這樣，過一天算一天，雖然這些錢不夠過奢侈的生活，但是總是會有。而那些不甘於現狀、想要為一個更好的將來奮鬥的人，就必須付出成倍的辛勤、奔波和不懈的努力，經歷更多的挫折、失敗和艱辛，最終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卻發現稅後的收入並不比現在多出多少，因此很多人對於這樣的結果望而卻步，比較下來當然是安於現狀更容易輕鬆，什麼也不用做，不用勞心勞神勞力，只是每月領取補貼就好。我問瑪麗這種補貼有年限嗎，她說目前沒有，就是說他們可以一直這樣下去。我無法想像德國全國該有多少失業的年輕人需要靠政府的補貼生活。

我常去的鄰村的超市裡，就又幾位很年輕的店員，他們看似剛畢業的學生模樣，18、19、20歲的男青年，他們每天的工作就是收銀、上貨，我常常會想他們這麼年輕難道沒有更好的工作嗎？村裡的郵遞員20多年來一直都是一位現已50歲的女士，去年一位年輕小夥子替代了她，他每天開著郵局的黃包車挨家挨戶遞送郵件，每次他送來郵件轉身離去的時候，我看著他的背影不由得會想，這麼好的年輕人難道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嗎？今天聽了瑪麗的這番話，我有些明白了，有一份工作已實屬不易。

年輕人要創業

瑪麗打開電腦給我看她畫的畫，的確不錯，很有天分和想像力，她的畫有的被某小鎮市政廳陳設，有的被人購買。她喜歡並擅長設計，她設計的圖案已經用於餐具、明信片和兒童服裝，有些設計還取得了專利。她關注到一位女設計師成功地將自己設計的產品打入著名百貨市場，設立了自己的產品專櫃，這使她大受啟發和鼓舞，她覺得自己也可以走這條路。

在她的生日派對上，朋友介紹了一位金融界自由人士哈默，另一個朋友介紹了一位30多歲的土耳其商人卡哈利，他在德國擁有幾家公司，經營著貿易和不同的生意，他們都表示對瑪麗的設計感興趣，經過一番磋商他們達成了這樣的協議，由哈默根據瑪麗的想法幫助她完成一份詳實、有說服力的商業計劃書，然後以此幫助她向申請銀行貸款，時間是幾個月到半年，而作為他的工作酬勞，將由卡哈利的公司支付25,000歐元給他，條件是瑪麗為卡哈利的公司無償設計公司網頁界面。「25,000歐元可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啊，你需要工作多久才能完成啊？」我問，瑪麗說其實她工作得很有效率，已經完成了一部分，而且卡哈利的公司已經投入使用了，卡哈利除了為瑪麗支付這筆錢讓哈默幫助她獲得銀行貸款之外，還很熱心地為瑪麗介紹其他的私人投資商，他說：「如果到最後沒有人投資的話，我自己投。」看到這麼多人對自己的想法和設計感興趣，瑪麗大受鼓舞，她對自己越來越有信心，儘管媽媽總是告誡她說銀行和私人投資商都是逐利的，要她小心、慎重，她不相信銀行和這麼成功的商人都看走了眼、在這裡浪費時間，她決心一試。

她找到德國大型連鎖商場KARSTATT，談了她的想法，即用她的設計圖案製作兒童服裝，他們很感興趣，瑪麗想到以來樣加工（OEM）的方式在中國或者土耳其生產兒童服裝，然後由KARSTATT進口到德國，因此她向我了解在中國委託生產服裝和進口德國的一些情況。

期盼公平正義

在我們兩人說話的時候，我先生和莫妮卡正聊得火熱，他們在談最近的選舉。正值2013年7月德國四年一度的大選臨近，究竟誰能成為下一屆總理，對於這個問題我很好奇，有機會就詢問人們的觀點，我所遇到的除了極少數人支持現任政府外，大多數人對現任政府不滿，而且怨聲載道，但是他們又苦於沒有什麼其他選擇，因為其他政黨的競爭地位似乎很弱，無法與默克爾領導的政黨形成抗衡，所以人們總是對德國的前途唉聲嘆氣。

瑪麗在柏林Spree河遊船上

以上是中年人的看法，我很想知道德國年輕一代的看法，於是我問瑪麗亞下屆總理準備選誰，她搖搖頭說不知道，我問為什麼，她說沒有什麼選擇，我又問她對現任政府滿意嗎，她想了想說：「我看到的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沒辦法對他們滿意。」我請她具體談，她說對現行的很多法律法規不滿，我又請她舉例說明，她告訴我說最近在柏林發生的兩起刑事案件中，涉案人員一死一受傷，而判決結果沒有懲治元兇，反而判受害一方獲刑，不是懲惡揚善，反而是縱容了罪犯，使人們大失所望，一時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而這是根據現行法律條文判決的。類似的刑事案件很多，判決的結果總是讓人感到不公，她認為一個社會如果不能伸張正義、打擊邪惡，那麼它將是沒有希望的。

「還有」她說：「我看到有些人不用勞動、不用付出，就能獲得政府的補助，長此以往對大多數辛苦工作的人不公平。例如外國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他們因為丈夫在德國工作，就把一大家人都接到德國來，他們的妻子們每人生三個、五個孩子，按照德國規定，每個孩子每月可得到政府的兒童津貼。這裡的阿拉伯人在討論我們應該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習慣，但是我們從沒有聽到德國人去阿拉伯國家，在他們的土地上要求他們應該尊重我們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在柏林有很多外國人聚集區，最多的就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自己都說柏林已經成為全球土耳其人最多的城市，這裡還有阿拉伯人、俄羅斯人、義大利人，他們都在自己的區域有黑幫，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黑幫組織常常互相火併，打架鬥毆傷人，製造治安刑事案件，把這裡的治安攪得混亂，但是卻從沒有聽說有德國本地人的黑幫，更沒有聽說過德國人黑幫到這些國家搗亂的。在柏林的餐館、店鋪都要向這些黑幫交錢，不然就會有麻煩，做不成生意。」她滔滔不絕地說了很多，我問：「那麼你們沒有想什麼辦法嗎？怎樣來改進這種狀況？」她說：「我們當然想了，我們找到關係，某人通過關係介紹我們去找某個政黨的大人物，他們接待了我們，我們當時很激動，能跟這樣的大人物直接對話令我們很興奮，我們向他陳述我們的想法和建議，他很認真地聽我們講，還指派旁邊人做記錄，我們把想法全都告訴了他們，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是過後卻像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沒有任何結果，讓我們大失所望。」

最後瑪麗補充說：「現在我們看清了，那些政黨、政客們都是一樣，只想著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權利和地位，並不為百姓著想。」我問：「那麼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嗎？」「沒有，還有什麼辦法呢？！」她萬般無奈、無比失望地搖搖頭。

從Spree河遊船上看柏林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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