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李敖：我死諸君思我狂，人間不見吵架王

李敖（1935年4月25日—2018年3月18日）

導語：李敖應該算是胡適的弟子，但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在白話文時代，李敖與魯迅最相似。李敖曾經自稱包攬五百年來白話文前三。

作者：楊早，知名文史學者，作品有《野史記》《說史記》《民國了》等。

（一）

李敖今天去世。群里熱議誰來寫「入殮文」，有位朋友說得很妙：誰要說李敖去世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我就投另一位！

為了爭奪這一票，我只好說：李敖的去世，是一個時代的開始。

中國人講究「蓋棺定論」，因為一個人只要不死，你不知道他還會做些什麼，說些什麼。方死之際，「死者為大」，照例不會說太多壞話。漸漸塵埃落定，如果此人真的重要，才會有方方面面，左左右右，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說法見於世間。

因此，李敖已逝，對他的總體評價，才剛剛開始。他真實的影響力，也在準備顯形。從此評論者們無法再去質詢，印證，批駁，阿諛本尊，哪怕公然誣衊，也無法起逝者於地下，再作回應。這一道輿論的煉獄之門，才剛剛開啟。

於是我也在捫心自問：當此節點，面對李敖這樣一位「熟悉的陌生人」——素無交道，又影響深植的寫者，該說些什麼呢？

照時下入殮文的爆款，一是悲情痛呼人類失去導師；一是絕情冷嘲過氣文化明星；一是深情懷緬年少時的震驚嚮往。李敖的好處，是哪一條都掛得上，而且本人金句就很多。這種逝者，真是文字入殮師的至愛。

我想來說說李敖的最大人設：吵架王。

（二）

李敖應該算是胡適的弟子，但絕大多數人都會認為在白話文時代，李敖與魯迅最相似。李敖曾經自稱包攬五百年來白話文前三。其實白話文時代，也就一百來年。如果評選這一百年的「吵架王」，魯迅與李敖之外，恐怕不做第三人想。王朔韓寒，都是小焉者。我們可以說，用白話文吵架的傳統，魯迅創其始，李敖揚其波，他們兩個人，是近代中國文壇吵架史的巔峰。

這一百年，中國各種激戰辯論，擢髮難數，何以魯迅李敖能成為巔峰？不僅僅是二位天縱奇才，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的配合。

先說天時。中國傳統人格養成譜系裡，儒家無疑是最顯型的因素。儒家的吵架王是孟子，但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矣」。到底個人是不是好辯，只有天知道。但一定要表現出作者的委屈：我不是好吵架，我也想溫、良、恭、儉、讓，我也想謙謙君子溫潤如玉，可是——大義面前，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歐陽修）！這就難怪康熙四年，儒家學者楊光先將他攻擊、批判西洋傳教士、西洋曆法的各種奏疏文章彙集成書，書名就叫《不得已》。

但是中國傳統人格，在儒家溫良恭儉讓的面貌下，其實有一股悍厲狠勇的潛流，那就是法家。法家祖師之一韓非，據說是個結巴，所以狠勁兒不在嘴上，而在筆下。但是法家這種特質，除了以吏為師的秦朝，浮出水面的時候很少。大部分時候，中國人的吵架傳統，暗涌在各地衙門的訟狀，刑名師爺的判語，六部書吏的批文，黨爭私鬥的奏疏之中。與青詞、祭文、碑銘、硃卷、小品，一明一暗，一顯一隱。兩部分文字，共同構成了中國文章史。

在傳統中國，吵架文不能公開，一旦公開，儒生的風度顏面盡失，文人之爭，宜溫柔敦厚，不宜趕緊殺絕。以鬥爭為事，以鬥爭為樂，以鬥爭為業者，根本上不了士林的台盤。這個傳統，被魯迅與李敖打破了。

之所以說天時，是因為儒家的禮儀強制性在近代被基本摧毀，「法家人格」也有了獨立生存的空間。魯迅曾說自己中莊周與韓非的毒太深，莊周隨便，韓非峻急，這兩者都不為儒家正統所喜。魯迅李敖對儒家正統的反叛程度，明代有李贄徐渭這樣的先驅，但魯迅李敖卻沒有落得李贄徐渭那樣的下場。蘇雪林寫信給胡適，罵魯迅為「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二十四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胡適並不認同，反稱蘇雪林的說法是「舊文字的惡腔調」，也就是說，將行為離經叛道者冠上「名家罪人」而以大義誅之的時代過去了，這才有了魯迅李敖這種「吵架王」存在的可能。

1941年，小學時期的李敖

（三）

像魯迅的祖父周福清，也是極喜罵人的性格，急起來像「昏太后」這樣大逆不道的話都張口便出。倘在明清文網最密的時代，這就是滿門抄斬的罪名。幸好此時已是晚清，又沒人告發，但周福清的謔罵，也只有家裡人能聽見，因為他沒有輿論工具。魯迅老師章太炎，在租界辦《蘇報》，說了句「載湉小兒，不辨菽麥」，就被清政府要求租界引渡，要問罪殺頭。

說魯迅李敖是吵架王，跟他們都喜歡，或者說，不怕打官司有關。中國傳統總強調「息訟」，秀才幫人寫狀子，是有可能被褫奪功名的。文人也一向不喜歡上法庭，當年「《馬橋詞典》抄襲之爭」，還有許多作者聯名上書，希望「文壇官司文壇打」，不要讓法院來判斷是非曲直。郭敬明被判抄襲，拒絕道歉，大家拿他也沒什麼辦法。

魯迅打官司不算多，但最著名的兩次，都是主動，都是為了維權，一次是以下告上，向平政院起訴頂頭上司、教育總長章士釗濫用職權，罷免自己教育部僉事之職；一次是以師告生，要求學生李小峰創辦的北新書局賠償拖欠的版稅。這兩場官司，放在比較溫和怕事的文人身上，恐怕都沒有那樣決絕的態度。而魯迅的毅然出手，對法律的信任與借用，在現代文人里也是獨一份。

至於李敖愛打官司，那更是盡人皆知。他曾經三次入獄，起訴、應訴的官司應該超過百起（具體數字等研究者統計），近幾年他打的有名官司，還有起訴著名學者許倬雲誹謗，號稱要起訴主持人小Ｓ等等。或許不少人會認為這不都是些雞毛蒜皮嗎？具體因由姑置不論，懂得、善於利用法律保護自己，也是李敖與魯迅共同的特點，也是兩位吵架王可以行走江湖的護身法器之一。顧頡剛曾經聲稱要控告魯迅，魯迅表示「等你來告」，後來也就偃旗息鼓了。文人不較真，或者說，法律環境不能幫助文人較真，這是只見「千士之諾諾」，未聞「一士之諤諤」的重要原因之一。

魯迅與李敖，雖然異代異地，但所幸已大致沐浴在法治的光輝之中，魯迅時代有白色恐怖，好在有租界庇護，否則浙江省黨部「呈請緝拿墮落文人魯迅」，就足以讓大先生嘗嘗牢飯風味。李敖在戒嚴時代付出了坐牢三次的代價，但畢竟台灣當局有所顧忌，搶書抓人，卻不敢輕取人命，也才有了「文化太保」李敖能得善終的奇蹟。

是的，這是一個奇蹟。有法可依，這就是兩位吵架王得以誕生的地利。

（四）

最後來說人和。魯迅與李敖，他們是真的愛吵架嗎？吵架王的誕生，正麵價值與負麵價值各是什麼？

魯迅其實有很儒家的一面。比如關心「無數的人們，無盡的遠方」，特別關注東歐弱小民族的命運與反抗，扶植年輕作家，支持木刻運動，保存北平箋譜，整理鄉賢文獻，等等。魯迅說他中莊周與韓非的毒太深，也不是謙詞。莊周隨便，結果是悲觀虛無，韓非峻急，結果是腹黑多疑。我們讀《魯迅論爭集》，讚賞魯迅的論辯諷刺功力之外，也難免時時感到反應過度之處正多。魯迅不是那種「我就代表大義你們都是垃圾」的正人君子型，相反他是覺得對手的鬼域伎倆，他都能一一識破。只是很多時候，那未必真是對手狡猾無恥，相反可能是迂腐木訥。

顧頡剛在日記里，百思不得其解「魯迅為什麼要攻擊我」，找了好幾條理由，怎麼都想不到是隨口說「聽說《中國小說史略》抄日本人著作」惹的禍。陳源在論戰當中，出來號召雙方「帶住」，不一定是存心拉偏架，真有可能是fair play的英國紳士氣發作，卻被魯迅解讀成「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隔了七八十年，我們回頭看民國文壇學林種種，很難認同那些是非恩怨，需要上升到「一個也不寬恕」的程度。胡適對魯迅的「狺狺攻擊」，當然也有不滿，但能在斯人逝後，作持平之論，值得我們細思此中得失。

李敖學理政見上認同胡適，文章風格更像魯迅。他的私下為人如何，人言人殊，我們不曾親炙，難下定評。從李敖自己塑造的文字形象來看，他確實是有意識地一反傳統「君子」的那種清高形象。李敖曾說，從歷史上看，君子都鬥不過小人，因為君子要講形象，要有底線，而小人無底線不要形象，不擇手段。君子要想斗贏小人，也必須不擇手段。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錄》里有一段表白：

多少年來，在國民黨堵塞每一種渠道的暴政下，大丈夫「沒有正常的用武之地」，要想出頭，難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花招」、個性、新聞性，但這些招數使出來，你就不可能有「正人君子」的「清望」形象了。……視正常為反常，這種代價，是我們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

這一點，能看透的人不少。比如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里評論說，每當轉型時代，最得意的莫過於元稹這樣的無底線之徒。但是能夠身體力行，又能化險為夷者，好像也只有李敖一人。同樣以自由主義立場傳承儒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傳統，胡適、殷海光、雷震，都做了很大的努力，李敖也一樣。但李敖的下場，沒有前輩們的凄涼之感。也有人評價說李敖善於小罵大幫忙，不觸及根本。這個罪名，魯迅，《大公報》，都曾經榮膺過。魯迅所說的「塹壕戰」，其實不也就是這個意思？

自然，吵架王並不全是正面意義。吵架要吵贏的要義，在於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而且要多用歸謬法，比喻要形象，善於扣帽子，起外號，畫對手的漫畫像……這些手段，魯迅與李敖都用得爐火純青。但這些手段，可以助益於吵架的勝負，但無益於問題與道理的探討，反而會徒增意氣，損耗元氣，以個人恩怨代替公共討論。

一部《論爭集》，後人要從中尋出道理而非八卦，需要做很多的清理工夫，更可惜的是，很多後輩得其形不得其神，只學會了一觸即炸的脾氣，刻薄尖酸的筆法，全不知作者探索真理、關懷社會的初衷，這種戾氣的增加，會消解問題的深度，帶偏討論的方向，也就成了吵架的果報。

1955年，就讀台大時期的李敖

（五）

還需要補充的一點是，魯迅李敖能成為吵架王，跟他們的經濟獨立（不一定是「財務自由）有很大關係。吃人嘴軟，拿人手短，依附大樹的寄生蟲，一言一行不得自由，又談什麼特立獨行，獨抒己見？再能吵架，也不過是高級水軍。

要成為吵架王，一定要敢於、善於爭取自己的經濟利益，以此求得獨立發言、無懼無畏的底氣。這一點，其實擋住了很多寫作者，讓他們欲言又止，藏頭露尾，沉默而生。

李敖2005年來北大演講，我當時也還在燕園，但沒有資格到現場聽講，看的網路直播。記得演講中，李敖引了一句陸遊的詩，給我印象很深刻。後來查了查，其實他早在1999年「李敖來台50年演講會」中，已經說過這一段話：

最後，我引用宋朝大詩人陸放翁的一句詩，「樽前作劇莫相笑，我死諸君思我狂」。我在你面前跟你開玩笑、作秀，你不要笑我，因為等我死了以後，你會想我想得發瘋。

李敖的一生，確實充滿惡作劇的頑童氣質。這一點，讓很多大人先生撓頭，也讓很多後生小子失色。然而，這是我最珍視李敖的一點，畢竟在中國，世故的人太多，特立的人太少，吵架王不是想當就能王蒙說魯迅不能太多，好吧，這種人確實容易給人添堵，流行說法是情商太低。那就照柳亞子評蘇曼殊的話好了，這樣的畸人「不可有二，不可無一」。

李敖辭世之日，重讀他的成名之作《老年人和棒子》，寫此文時，李敖才26歲。裡面有些段落，真是精彩：

我們彷佛看到一批批的英氣耿介聲蓋士林的青年人，他們一個個都從青絲老到了白髮，他們還算是高明的人，雖然顯得老憊，還能勉強維持最後一道防線，不太肯胡來，他們的「老氣」不復以達工部所謂「橫九州」的地位了，只好以望七之年，去做「橫秋」的壯舉了！老朽昏憒賣身投靠的一輩我們不必說，即以最開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論，從寫《人權與約法》時代的胡適之到寫《容忍與自由》時代的胡適之；從《人權論集》時代的梁實秋到《遠東英漢字典》時代的梁實秋，我們多少可以看出他們轉變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預防》（Precution）里，說他年輕時不敢做一個急進派，因為怕他年老時變成一個保守派，我並非說胡適之與梁實秋已變成保守派，我是說，他們今日的「穩健」比起當年那種生龍活虎意氣縱橫的氣概，是不大相稱的！

對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曉事的老爺們，我不願再說什麼，對那些老著臉皮老調重彈的老奸巨猾們，我也不願再說什麼，只是對那些以老當益壯自許、以老驥伏櫪自命的老先生們，我忍不住要告訴你們說：我們不會搶你們的棒子，我們不要鳴鼓而攻我們的聖人的棒子，我們不稀罕裡面已經腐朽外面塗層新漆的棒子。我們早已伸出了雙手，透過沉悶的空氣，眼巴巴地等待你們遞給我們一根真正嶄新的棒子！

2018年3月1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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