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有關李自成的三次對話
1644年，李自成率兵打進了北京城，崇禎皇帝在煤山自殺身亡，大明王朝宣告覆滅。已坐上大順朝皇帝寶座的李自成開始陶醉於被人山呼萬歲的熱烈氛圍之中，他的部下爭先恐後地論功行賞，縱情聲色。這種情況僅僅維持了一個多月，大順朝便被清降將吳三桂打出了北京城。這一功敗垂成的歷史教訓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他在多個場合提醒共產黨人要引為鑒戒，其中有三次對話最為著名。
甲申對
郭沫若與毛澤東在一起交談。
1944年，中國農曆甲申年，郭沫若在紀念李自成領導農民起義三百周年之際撰寫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集中分析了明朝歷時276年而亡、李自成政權得而復失的原因，就如何避免政權由盛而衰、人亡政息的結局作出了回答。文章首先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分四期連載，一時激起許多有識之士對中國未來的思考。當時在延安的毛澤東，視郭沫若的文章為瑰寶，指示有關部門立即刊印。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於1944年4月18日、19日將其全文轉載，該報在編者按中讚揚道：《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優點和長處恰恰在於沒有簡單地把歷史與現實進行比附，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滿了愛國愛民族的熱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學地解釋歷史。延安新華書店總店和各解放區陸續印發了單行本。
在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人面臨著新的考驗，即能否保持清醒的頭腦，避免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正是出於對革命事業休戚相關的考慮，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深刻意義，故將其列入整風重要文件，讓全黨高級幹部認真學習。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給高級幹部作《學習和時局》報告時，曆數了黨的歷史上因為驕傲而吃了四次大虧的教訓，強調「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6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軍委政治部聯合發出通知，要求全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幹部，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和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
不久，林伯渠專程從延安飛抵重慶。他親自告訴郭沫若，黨中央、毛主席決定把《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並且已經在延安和各解放區普遍印發。8月下旬，郭沫若收到周恩來從延安託人帶來的用陝甘寧邊區產的淡藍色馬蘭紙印的《甲申三百年祭》的單行本，郭沫若備受鼓舞，深幸他的這篇文章符合了黨和人民的需要。當晚，他給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其他在延安的朋友一一修書，感謝他們對自己的鼓勵和鞭策。1944年11月，毛澤東複信郭沫若，告訴他中國共產黨已把《甲申三百年祭》當作整風文件看待，並說：「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他還指出：「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出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希望隨時示知。」這一對話被後人稱作「甲申對」。
窯洞對
一九四五年七月，毛澤東與訪問延安的黃炎培親切交談。
1945年7月，黃炎培等六人以國民政府參政員的身份到延安考察。黃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滿目的商品，以及街道上的意見箱——「人人可上書於主席毛澤東」。他們還注意到，「這裡稱毛澤東便是毛澤東，不大連用他的銜名」。黃炎培通過多次與中共領袖促膝長談，對他們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說：「毛澤東先生，依我看來，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為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沒有能相見）在一般人想像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著些文靜，一點沒有粗獷傲慢樣子。真是出乎意外。」
當黃炎培一行將要返回重慶時，毛澤東問黃炎培有什麼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史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變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自信地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在黃炎培看來：「這話是對的」，因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這次對話因在毛澤東居住的窯洞中進行，故被後人稱為著名的「窯洞對」。毛澤東把黃炎培當作朋友，黃炎培也視毛澤東為知己，在作風平易、親切和藹的毛澤東面前，黃炎培無拘無束，暢所欲言。
作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案例，明末農民起義軍上演的悲劇是毛澤東頭腦里擺脫不了的影子。如果說防止驕傲自滿和精神懈怠是決不做李自成的答案的話，那麼，「民主」則從另一個角度回答了決不會重蹈歷史覆轍的對策。兩個答案一個具體，一個宏觀，都與周期率相關。毛澤東回答黃炎培的疑問胸有成竹，堅信找到了跳出周期律支配的一條新路，是對李自成歷史教訓思考的提升。
趕考對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基於對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的總結，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提醒全黨：「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為此，他向全黨提出了：「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的號召。他還在會議上提議：不祝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毛澤東的這個提議不但得到了全黨一致擁護，而且成為全黨必須遵守的規定。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從西柏坡起程前往北平時，毛澤東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呀。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麼行呀？」周恩來笑著回答：「我們應該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絕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這段對話，被人們稱為「趕考對」。毛澤東把進京執政當作是「進京趕考」，也是告訴大家進京趕考會有兩個結果。一個是「金榜題名」，一個是「名落孫山」。「金榜題名」是說進京趕考及格，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獲得了全國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名落孫山」自然會和當年李自成一樣，後果就不言而喻了。
出發前一天，毛澤東就曾問衛士長李銀橋：「要進城了，你準備得怎樣啊？」李銀橋說：「東西都收拾好了，隨時可以行動。」毛澤東指著李銀橋的太陽穴說：「小心，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不要當李自成。」他還把中央直屬單位和警衛部隊的幹部召集起來，對大家說：我們要進京了。我們進京可不是李自成進京，他們進京後就腐化了。我們共產党進京，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一直到共產主義。據毛澤東的衛士回憶，在前往北平的火車上，毛澤東重提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告誡大家：「這僅僅是讀了個開頭，這篇文章是要永遠讀下去的。」直到黨中央抵達臨時駐地香山，毛澤東一路都在說「不要做李自成」。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所說的「進京趕考」不是說給周恩來一個人聽的，他是在向全黨發出強烈警示。毛澤東所說的「進京趕考」也不僅指一時的趕考，而是永無止境的趕考。當前黨迎來了執政近70年的重要歷史節點，面對由執政走向長期執政的重大考驗，習近平總書記再赴西柏坡，反覆提出「進京趕考」這一歷史課題，諄諄告誡全黨「趕考」遠未結束，「趕考」永遠在路上，把我們黨正在經受和將要經受各種考驗的「考試」考好，努力交出優異的答卷。其傳達出的政治意蘊即是中國共產黨要正視新時期執政困境，以「趕考的決心」「趕考的態度」「趕考的勇氣」鍛造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完成「進京趕考」的接續奮鬥。
作者單位： 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
作者：吳璇
編輯：王富聰 周冰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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