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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是上海人, 卻排了一出最上海的話劇





王家衛的下一部電影《繁花》,已在籌備之中。圖/《花樣年華》




如果說小說《繁花》是一部充滿煙火氣的上海弄堂史詩,那麼加入電子樂及多媒體動畫的話劇《繁花》,則自帶一種摩登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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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上海,格局幾經變遷,原先的「下只角」也變成了城中心。




曹楊新村和人民廣場只隔著6個地鐵站,要見著農田,怕是要去到松江和奉賢。過去的老弄堂里,沒有秘密,樓上吃魚,樓下便能聞得見,不像如今住在公寓里的鄰居,雖然抬頭不見低頭見,但真住上一年半載,怕是連對方名字也答不上來。




但不管時代怎麼變,上海美琪大戲院總有故事上演。



2018年1月26日,上海遭逢十年一遇的大雪,但也擋不住觀眾的熱情。這一天,備受矚目的話劇《繁花》在醞釀、籌備了三年之後,終於在上海美琪大戲院正式首演。




一進戲院,如踏進了20世紀60年代,隨處可見搪瓷臉盆、鋁製暖水瓶、老式手提錄音機、舊畫報……如果說小說《繁花》是一部充滿煙火氣的上海弄堂史詩,千呼萬喚始出來的話劇《繁花》,又如何在一台戲中呈現一個城市的風韻?





金宇澄根據回憶描繪出七十年代的滬西。圖/金宇澄






找到上海的「分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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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繁花》以35萬字的篇幅、流水席般的生活場景、走街串巷的地圖式寫作和人物群像,描繪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至90年代上海市井的人情百態。




而這次接手話劇製作的,是一支80後與90後組成的隊伍。從導演、編劇、演員到舞美、燈光、多媒體,均由年輕人擔當。擔當導演的馬俊豐是上海戲劇學院的導演、製作人。編劇溫方伊是南京大學戲劇專業在讀博士。 




2013年,小說《繁花》出版。那一年,距離馬俊豐到上海戲劇學院讀研已經過去了五年。這五年里,祖籍山西的他,依舊讀不懂上海。他要在這座摩登之城紮根,卻對這座城市霧裡看花,遍尋不到坐標,潛在的焦慮在積蓄。




2013年,他在小說《繁花》里第一次讀懂了上海女生是怎麼回事。她們話說三分,留白七分,分寸感是她們的處世哲學。馬俊豐在計程車上第一次翻開《繁花》的序時,時間彷彿靜止,回到家裡,閱讀便沒有停下來,他給《繁花》貼滿了線索標籤,甚至寫好了話劇《繁花》的分場。




2013年,南京小姑娘溫方伊剛剛大四,即將畢業。由她論文改編的話劇《蔣公的面子》,開啟了全國巡演。這在學生作品中,堪稱奇蹟。2012年,《蔣公的面子》在南京大學首演,最後一場溫方伊去到現場,被圍觀的同學問這戲今天是否大結局。誰都沒有想到,一場學生話劇會連演三十場。




2013年,溫方伊被順利保研,她也成為話劇圈的天才少女,一時風光無兩。大家都希望她再接再厲,超越《蔣公的面子》,但再寫一部好的話劇哪有這麼容易?





《蔣公的面子》

溫方伊名聲大噪。圖/新浪




溫方伊等來了《繁花》。溫方伊從小在南京長大,上海對她來說,是一個連接她跟外部世界的中轉站,無論去哪裡,都要經上海輾轉。



對溫方伊來說,要在原著龐雜的人物關係中,理出一條故事線是困難的。金宇澄寫《繁花》時抱佛祖之心,看每個人都慈悲。故事一開篇,就交代了滬生的性格——「一隻斗敗的蟋蟀,上海人叫『膩先生』」。三歲看老,幼年的滬生,不想再奮鬥了。這樣的性格貫穿了他的一生,所以姝華出走「不響」,白萍出國「不響」,白萍跟他離婚「不響」。(在小說《繁花》里「不響」一詞出現了一千多次,這是書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取「悶聲不響」中的「不響」。)




二十多歲的溫方伊對人情世故有自己老練冷靜的觀察,但對成長和愛情的主題,卻保留了少年的熱情。




小說《繁花》中女性人物龐雜,改編成話劇,需從男性人物著手,砍掉枝枝蔓蔓,找到貫穿的故事線索。編劇的行活,溫方伊做得幹練。她沒有對原著做任何增添,只做整理,把線索拎出來,串成線,呈現在舞台上。




如果仔細做小說和話劇的比較閱讀,就會發現溫方伊是解構的高手。話劇依然保留了上世紀60年代和90年代兩條故事線的並置,但是溫方伊將不同時段的事件拼貼,最終從人物群像中找到了貫穿故事始終的三位男性——阿寶、滬生和小毛,通過事件給予人物不斷升級的壓力,以推動故事前進。






弄堂里,上演著無數普通人的悲歡。圖/新浪




沒有衝突的戲劇是難以行進的,溫方伊最終把重頭戲落在了姝華、滬生、阿寶和小毛友誼的決裂上。在小說中,姝華與上海小團體的決裂,和小毛與小團體的決裂並沒有直接關聯。姝華在接受去吉林務工的安排後,已經預知了自己今後的命運。




她寫信給滬生:人生是一次荒涼的旅行,我們不必再聯繫。小毛與阿寶、滬生的拗斷則來自他接受了自己的命運,選擇與少年時代訣別。溫方伊精準地把握住了友誼的內核,真正決裂來自價值觀的南轅北轍。所以,她把兩次決裂並置,當他們收到姝華的來信時,滬生尚存一絲無力的反問,阿寶逃避,小毛對他們的冷漠和逃避感到絕望,在他們身上他體驗了友誼的分崩離析。




但少年人自有少年人對世界的熱誠。儘管不對原著做任何增添,溫方伊依舊悄悄完成了屬於自己的繁花世界。姝華、小毛以決裂的姿態封存了少年友誼之中的純真;阿寶出面幫汪小姐向徐總討回公道,給燈紅酒綠的90年代一抹溫情的正義,不僅如此,他也終於打開自己塵封的內心,主動擁抱了李李,展現了愛情的行動力。給他們一個結局,還我一個世界,少年人的心性里,沒有那麼多模稜兩可的灰色地帶。





少年人自有少年人對世界的熱誠。






對話劇的現代性建構:加入多媒體、電子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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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俊豐說,話劇《繁花》對他來說最難的,是主創團隊與小說的精神世界是有對抗的。人生是一場荒涼的旅行,但在穿越黑夜的漫長旅程中,他希望在無法逃遁的孤獨中,保留一份「溫柔同眠」。




所以,衝突的設置,是劇本改編的技術要求,也是這支年輕的主創團隊與上世紀上海市民社會精神的對話,在這樣的對話里,他們嘗試保留了對抗的張力。為了完成對《繁花》現代性的建構,他們決定在話劇里加入多媒體和電子樂。




音樂製作人B6先於馬俊豐進入話劇《繁花》劇組,等到馬俊豐進組時,整個團隊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視頻團隊。有一天,馬俊豐在和B6做音樂方案時,突然拍腿道:「我想到一個人。」B6說:「我也想到一個。」馬俊豐說:「他最合適,但是他不受控。」B6驚覺:「我們想到的不會是同一個人吧?雷磊。」被B6料中。雷磊和馬俊豐是在紐約時認識的,那時雷磊在紐約做訪問學者。




雷磊說自己以前一直跟動畫里的「小人」打交道,所有人物都聽他的,這是他第一次和真人打交道,有點不習慣。




雷磊和馬俊豐討論了很多視頻方案,最終他們決定用自己的視角去復原上海。作為非滬籍人士,上海給他們最初的印象停留在電視和歷史資料里。為了還原這種媒介視角,他們找了很多上海實景的照片、老畫報,通過對它們的翻拍,把上海街景在多媒體中呈現得既熟悉又陌生。B6則把電子樂帶進了有一千多個「不響」的《繁花》。在舞台上,每一處「不響」,都有一段電子樂去呈現,為主人公的心理空間描白。






導演馬俊豐。圖/上海戲劇學院官網




在話劇的舞台設計上,主創人員也將60年代和90年代始終放在了同一空間。舞台摒棄了小說中地圖式的街景建構,弄堂為方,舞台為圓。鐵藝樓梯架起了弄堂的二樓,略高於舞台的圓形轉檯,在狹促的空間里,完成了人物在時間和空間中的轉移。




不僅如此,圓形轉檯更成為一種具有寫意功能的符號象徵。比如,倒數第二場戲,李李在圓形轉檯中自白,滾動的圓盤既是她飛逝的前世今生,也是她跌宕起伏的內心世界。而大妹妹、蘭蘭和銀鳳在頂樓偷聽王盤聲那一場,轉動的圓盤則外化為黑膠唱片機,伴隨著靡靡之音,在那個緊張年代,為女性在氤氳的午後慵懶自得的美投下珍貴的一瞥。




相較於團隊里的其他人,馬俊豐是較晚進入劇組的。他接到《繁花》製作部的電話時,正在翻看小說《繁花》,他甚至下載列印過一百多篇有關《繁花》的評論,將它們裝訂成冊。馬俊豐2008年來到上海,及至《繁花》上演,已經十年過去了。在這十年中,這個城市給了他很深刻的影響,也帶給他太多的困惑。第一次讀小說《繁花》時,他的太太正在美國做訪問學者,他把一個人身在上海的那種孤獨感放進了話劇里。




在整個話劇的排練過程中,馬俊豐沒有給溫方伊和金宇澄打過一個電話,他希望在原著小說和劇本的基礎上,和演員一起尋找人物的血脈,讓他們在舞台上活起來。




近兩個半月的排練,他們做了大量考證,他們甚至根據小說中滬生家可以看到煙花的線索,在拉德公寓里找到了滬生家的門牌號。他們在排練廳一句一句摳台詞,細究每一句台詞的來龍去脈。




就拿上海話來說,徐總是到上海打拚的新上海人,所以他的上海話是洋涇浜;滬生是空軍家庭,隨父母落戶上海,所以他的上海話不標準。就是在這樣抽筋拔骨式的創作中,話劇《繁花》終於成型。2008年,馬俊豐第一次來到上海,這座城市用一場大雪迎接了他;十年之後,這個城市再次用一場大雪迎接了他的《繁花》。






《繁花》作者金宇澄。圖/網易






對上海話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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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曾經說過,話劇《繁花》不用上海話,不用女編劇。




然而這兩點都被打破了。但金宇澄是性情中人,看到《繁花》第一次變為話劇時,他說就像茶葉第一次泡——香。如果說小說《繁花》向我們展示了上海人在運動中的離鄉經驗,那麼話劇《繁花》的編劇和導演則並不刻意掩飾自己的非滬籍身份,他們向我們展示了自己藉由《繁花》進入上海並與之對話的探索。




在最後一場戲中,滬生無意中讀到姝華寫給自己的信,姝華在舞台的另一側獨白:曾經的時代,已經永別,人生是一次荒涼的旅行。滬生一把將信撕碎,撒向空中。青春的純潔性和理想人生的永恆失落,讓人無不為之扼腕。年輕的話劇主創們,還沒來得及慈悲,因為有些失落,還無法和解;有些傷害,還不能原諒。




20世紀初,上海的十里洋場孕育了新文學「鴛鴦蝴蝶派」。這是以描寫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為主要情節的市民文學。金宇澄在接受採訪時也毫不避諱《繁花》與鴛鴦蝴蝶派的文學淵源。儘管他「寧繁勿簡,寧下勿高」,但我們依舊在這種對舊上海群像式的解碼中,見微知著,解鎖了時代的脈搏。但正如小說幾次易稿對滬語的修正,金宇澄筆下的《繁花》,也不儘是上世紀60—90年代的上海了。






早期的「

鴛鴦蝴蝶派

」,曾盛行一時。圖/歷史之家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認為,語言自成一套符號系統,有著堅實的表意所指。體現在小說《繁花》中,便是在社會變動中,上海話的封閉性被打破。以姝華舉例,她平時讀的多是繁體詩,口語表達習慣為書面語,但當她從吉林回來後,囈語的卻是東北話夾雜著朝鮮語,外來語言湧入的背後,是上海人在大時代中的顛沛流離。《繁花》屬於上海,對上海話的堅持,是導演的氣局。




《繁花》是許多人的故事匯成的一園錦簇,這些紛紛亂亂、清清淡淡的人和事,就像許多不知名的植物被纏在一起,彼此糾纏,又繪成一個花圃。而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這中間,還有少年相識,白馬過隙,青春散場,人到中年,各奔東西。如果回到開頭,倒寫《繁花》,那麼《繁花》的終點應該在這裡:




小毛走進隔壁長壽路郵政局,買了一張明信片,下筆寫道:「滬生,我是小毛。謝謝滬生寫信來,有空來看我。祝快樂。」思南路綠蔭籠罩,行人稀少,風也涼爽。滬生迎面見到了阿寶和蓓蒂,這是三人首次見面。




滬生手拿蠟紙包裝的雞蛋方面包,排到一個同齡學生後面。此人叫小毛,肩膀結實,低頭看一本《彭公案》。阿寶十歲,鄰居蓓蒂六歲。兩個人從假三層爬上屋頂,蓓蒂拉緊阿寶,小身體靠緊,頭髮飛舞,瓦片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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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張學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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