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死了，他是中國最後一個學貫中西的民國文人

我自感身處亂世，卻一生倨傲不遜、卓而不群、六親不認、豪放不羈、當仁不讓、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撓、勇者不懼、玩世不恭、說一不二、無人不罵、無書不讀、金剛不壞、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風世而為百世師...——李敖

今天，李敖走了，終年83歲。

對於今天的90後00後年輕人來講，只不過是少了一個在電視台罵人的台灣瘋老頭。

但是對於全中國的知識分子而言，李敖的死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我最早接觸李敖是在中學時期，在學校圖書館讀到他的一本書，書中他不停罵的人全是我不認識的台灣名人。

當時只是覺得，這個人真是奇葩，竟然如此大膽，書還能這麼寫。

後來讀了他的傳記和著作，才開始真正了解這個人。

李敖雖然一輩子沒有出過國，卻最早繼承了胡適的衣缽，扛起了全盤西化的大旗。

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剛從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就憑藉一己之力，對抗起由蔣家支持的整個守舊知識界。

大學時期的李敖

沒想到，李敖以超凡的勤奮、才華和勇氣，舌戰群儒，「只為蒼生說人話，不為君王唱讚歌」，把御用文人的底褲都扒了下來。

六七十年代，民國時代的文人雅士不是已經故去，就是留在了大陸，來台灣的大多都委身投靠了蔣家王朝。

這時候，一個年輕的李敖，卻從胡適、雷震、殷海光等人身上，把民國名士的獨立風骨和自由主義思想理念繼承了過來。

李敖的台大宿舍

自1961年主編《文星》雜誌以來，《老年人與棒子》、《播種者胡適》、《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一篇篇氣勢恢宏的檄文，一段段一針見血的洞見，《文星》一時洛陽紙貴。

在一本集結成冊的雜文集《傳統下的獨白》里，李敖揭露中國傳統道學的腐朽、諷刺賺老百姓血汗錢的所謂傳統習俗、痛斥貽害社會違背時代潮流的中醫，並指出反對西化的人必將失敗。

同一本書中，他還通過日、美、英、德等國的例子揭發國內司法制度的荒謬之處，甚至通過調侃中國小姐的競選替女權主義說話。

《傳統下的獨白》一書撼動了六十年代的台灣文壇和華文世界，當然也引起了某些人的污衊、騷擾和刁難。

多少個日子，學生們私下偷偷傳閱李敖的文章，生怕被老師發現；多少個夜晚，他們藏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筒閱讀李敖的禁書，生怕被父母沒收。

李氏文章自成一派，稱道的古文功底、精彩的白話用語、出神入化的修辭手法，給當時愛知求真的年輕人帶來了一股新的氣象。

李敖在《十三年與十三月》里總結文化論戰，他寫道：

我們的傳統是「君子」式的「儒」，在這種傳統底下，為一般人所稱道的人格標準竟是態度顢頇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逆來順受、知足安命、與世無爭、莫管閑事、別露鋒芒、別樹敵、別離經叛道、要敬老……

這些標準上鑄造出來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國社會中，我們看到最多的是三種人，第一是鄉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

至於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

痛快的說，這些人絕對不能把咱們國家帶到現代化。咱們若要真的振作起來，非得先培養憤世嫉俗的氣概不可！

李敖指出了一個追求現代化變革的年輕國家應該有的樣子：

社會給青年的教育，不該是先讓他們少年老成、聽話、做爛好人。應該放開羈絆，讓青年們盡量奔跑，與其流於激烈，不可流於猥瑣；與其流於狂放，不可流於窩囊，老一輩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賊」，怎能再讓青年人做鄉愿？

不讓生龍活虎的青年人去沖、去罵、去詛咒、去上當、去摔跤、去跌倒……試問我們哪裡去找朝氣？社會上不讓青年來做急進的、爽快的、大刀闊斧的言論與行動，試問哪個持盈保泰的老頭子還有這種勁兒？

苟能使整個國家年輕活潑到處是朝氣，其中有一些青年發幾句狂言、道幾句壯語、做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這又算得了什麼？

在五十多年前的台灣，李敖的言論可謂振聾發聵，足可與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相媲美。

即使今天的中國人讀了，仍然會感覺字字珠璣、句句精闢。

在1965年的香港書展上，文星書店出版的雜誌和圖書佔了整個書展的89%，幾乎通吃全球中文出版界，令官方刊物和出版品顏面盡失，最後乾脆禁止文星書店負責人出境參展。

李敖走出法庭

雖然《文星》遭到打壓，但是李敖的文章卻越來越受人民的歡迎。他在文章中指出了這個國家必須走的正確方向：

舊時代的知識分子們老是想從政治著手，靠著傳統和既成勢力，做著「得君行道」、「代聖人立言」的迷夢；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卻不這樣，他們封還了高官巨黨，不怕孤獨的走向社會改革的長途。

在路的兩邊，他們散播真正西方的花種，花種名目是「科學」、「民主」、「現代化」。

眼看李敖引領的《文星》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當局便徹底查封文星書店的公司，後來又以其他罪名將李敖扔進了監獄。

從今天看，這種行為是徒勞的，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查封《文星》，使《文星》登上了英國的《經濟學人》；關押李敖，使李敖的名字登上了美國的《紐約時報》和《時代周刊》。

李敖不再是小小台灣島上的一個小人物，而是全球關心的中國知名作家。

李敖與第一任妻子、電影明星胡茵夢

在《文星》損落的時候，李敖這麼說：

《文星》是一道主流，雖然這主流反對國民黨，但反對之道，還有規矩可尋，還可聚合各路細流，成為高明的導向；《文星》一旦沒了，主流就會變成亂流，國民黨早晚會更慘，還要賠上國家的命脈和別人的青春。

國民黨有一天會知道：當一切情勢改變了的時候，他們將欲求有《文星》而不可得！

後來，果真如李敖的預言，僅過了十幾年，台灣就開始亂流四起，攪得國民黨焦頭爛額，最終下台收場。

我們回顧李敖這段話，再看一看他後來的言行，其實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李敖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

純粹的理想主義者是不論勝負都要為了理想奮不顧身的英雄烈士，而李敖其實是一個精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正在享受著一場必勝的遊戲。

李敖絕不會為了一個虛幻的、必然失敗的目標去拚死抗爭，但他會為了一個註定勝利的目標去冒點風險。

他明白他的對手外強中乾、軟弱無能，他堅信他們氣數已盡。

而作為與最大敵人鬥爭的先驅，他是站在人民一方，站在正義一方，也必將站在勝利的一方。

正如他當時自己說的：

這個世界上，手拿槍桿的人大概都沒把「紙上談兵」的人看在眼裡，所以我僥倖能在夾縫中苟活。

唯一的問題是，他不知道自己能苟活多久，」紙上談兵「的風險並不是他自己能夠控制得了的。

這也是為什麼，他後來喜歡對外吹噓自己坐過五年零八個月的牢，以此作為光榮的資本。

傳統儒家知識分子很容易被奴役，變成老實聽話的軟骨文人；信奉自由主義的理想主義者也可以被消滅，被毀屍滅跡。

但是對付李敖這種精明狡猾、水平高超的知識分子，還真就沒那麼容易。

李敖會煽動民意，會勾結境外組織，更會看人下菜碟。

李敖在自己的書房

例如，李敖很早把自己打造成胡適和錢穆的學生，抬高了身價。

更關鍵是，他專門挑胡秋原、徐復觀等知名但軟弱的傳統御用文人下手，甚至對簿公堂，令自己名聲大噪，還不用擔心對方會使出打擊報復的下三濫手段。

這個時候，他並沒有直接向最高權威發起挑戰，最多就是打打擦邊球。

直到出獄後，李敖本人早已在海內外家喻戶曉、功成名就，成了一代人的精神領袖，自己也沒了性命之虞，他才開始通過《千秋評論》雜誌和幾十本書來直接攻擊，並且以前輩的身份扶持陳水扁等人。

只是講勤奮和才華，有天分的知識分子也許學得來，但是勤奮、才華、處事的精明、一點兒勇氣和運氣，全都加在一起，絕大部分的人就望塵莫及了。

李敖從小飽讀詩書，自稱已經把線裝書讀完了。從《歷史與人像》、《要把金針度與人》、《讀史指南》、《獨白下的傳統》、《為歷史撥雲》等著作可以看出，李敖所言非虛。

雖然讀了這麼多古代聖賢的著作，他自己是一個非常西化的人，平時喜歡穿西裝打領帶，對新科技充滿好奇，對舊傳統不屑一顧。

他頗愛閱讀英文著作，在文章中還會對美國人、英國人還有和日本人的優點大加讚揚，甚至感謝帝國主義為中國帶來了近代文明。

同時，他私下裡又有著極其謙遜、禮貌、包容、孝順、幽默的個人品德，即使他的文字書籍和公開表演給不了解他的觀眾以張牙舞爪的印象。

這一切，正是新文化運動之後民國大文人的重要特徵：學貫中西、愛國、崇洋、反對傳統和權威。

李敖是一個勝利者，他看到了敵人的垮台，看到了今天早已全盤西化的台灣，看到了自己做上了「大師」的神壇。

他唯一沒能看到的，是未來的中國大陸，很有可能不會像他們這些民國老派文人預想的方向發展。

其實這也無關緊要，我們大可不必苛責李敖。

政治上的李敖是短暫的、受到時代的局限，但文化和精神上的李敖，會長久地影響我們。

今天，李敖的死，標誌著民國風範和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徹底消亡。

放眼望去，沒有一個人能拾起他的衣缽。

最後，引用李敖在胡適剛去世時的一段話來收尾：

從今以後，看不到捧他的臉孔，也聽不到罵他的聲音。在天路的歷程中，他轉入了苦難的煉獄——他是一個戰鬥的人，那才是他戰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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