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擎談西方社會現狀與廣義政治學理論

劉擎（澎湃新聞 蔣立冬繪）

劉擎，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系主任，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自2003年至今，劉擎連續十五年對西方思想進行年度述評。在這篇訪談中，他介紹了該系列寫作的背景，並對西方社會的整體變化趨勢展開分析。此外，訪談還討論了理解當代政治現象的思路和方法，涉及他關於「廣義政治學理論」的構想。

從2003年開始，您每年寫一篇「西方知識界重要事件綜述」，前十年的文章已結集出版。自2016年起，您把綜述的標題改為「西方思想年度述評」，似乎比較明確地把重心放在了公共議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您認為這項工作是一種帶有立場的（interested）寫作嗎？

劉擎：《紛爭的年代：當代西方思想尋蹤（2003-2012）》

劉擎：這個系列最初的定位是「資訊服務」，設想的讀者群體主要是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界同行，通過介紹西方知識界最近發生的具有跨學科意義的事件和議題，為專業學者提供更開闊的（超越自己特定專業的）資訊和視野。簡單地說，就是幫助讀者「being informed」：一是便於大家了解其他相關專業領域的發展動向，一是對公共思想與專業研究之間的關聯保持敏感。這個服務性的工作看上去挺簡單，主要是「力氣活」（每年年底讀上百篇文獻，直接使用的有五六十篇），但困難是在大量的文獻中如何取捨，這要求對「重要性」有儘可能客觀的判斷，但議題的選擇和呈現方式永遠無法徹底擺脫自己的主觀視角，這是讓我反覆糾結的問題。

另一個困難是處理重要性與新穎性之間的平衡。文章最理想的效果是讓讀者獲得自己原本不熟悉但卻是重要的信息、動向和觀點，但這個目標越來越難以達成。在2003年開始寫作的時候，網路信息資源還沒有這麼發達，相對容易做到。而後來幾年，讀者對西方學術思想資源的獲取越來越便利，青年學者普遍外語能力都比較強，西方思想界發生的重要事情很快就得到傳播。如果重要的都是大家熟知的，那麼堅持選題的重要性就很可能會失去新穎性。但如果為了保持文章的「新鮮感」去寫一些冷門偏僻的議題，就成為「獵奇」，偏離了初衷。所以，最近幾年我有意識地調整了文章的定位，就是更加明確地著眼於公共思想議題，並加強和加深評論的部分，從「綜述」變成了「述評」，希望在觀點和論辯（而不是信息本身）的層面上讓文章具有一定的新意。這樣做的風險在於篇幅難以控制，這個系列從最初的一萬字左右，到現在超過了兩萬五千字。另一個風險是，無論如何節制都很難完全避免某種主觀性。比如，最近這篇文章中討論特朗普執政的部分，就有朋友批評相關的評論「過於負面」。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失去了客觀性，其實我還是相當節制的，因為西方思想界在總體上對特朗普的評價是非常負面的。無論如何，這個寫作受制於我個人的視角和知識，無法達到一種「年鑒」式的客觀性標準，這也不是我的目標。

劉擎：《懸而未決的時刻：現代性論域中的西方思想》

通過十五年來對西方（知識界）熱點事件的捕捉，您對我們時代的西方社會有什麼整體性、趨勢性的觀察？ 

劉擎：思想界的動向，有些引人注目卻只是過眼雲煙，但有些跡象可能卻具有長程的影響，這是我格外努力去辨別的問題，雖然這並不容易。很顯然，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思想界出現了越來越強烈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而且西方知識分子大都傾向於批判現狀，這很容易造成西方體制已經瀕臨崩潰的印象，實際上近年來「崩潰」的說法在西方媒體中已經屢見不鮮了。這可能是部分中文讀者非常樂意看到的景象，獲得「敵人一天天壞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的滿足感。但我時常會提醒自己，這樣的年度寫作天然具有歷史「近視」的局限。想像一下，假如我是在1990年代初寫這些文章，當時有許多證據似乎都有利於「歷史終結論」，但如果就此得出結論，說西方體制最終勝利了，那麼今天看來至少是不可靠的草率判斷。所以，我在文章中寫過一句話，「時代的季風並不是歷史判斷的可靠指南」。所以，每年在擬定主要議題的時候，我總會問一個問題：十年或二十年之後的歷史學家會如何看待當下的這些動向？我們不能「穿越」到未來，所以這種問題當然不會有確切答案，但作為一個提問視角會有助於保持自己與當下潮流拉開某種距離，儘力去辨析潮流與動向中那些結構性的要素。

如果要做一個整體性的長程判斷，我以為並沒有充分的證據斷定西方體制已經瀕臨崩潰，但可能有相當強的理由說，二戰之後的所謂「西方自由秩序」正在面對嚴峻的挑戰，很可能進入了一個（借用波蘭尼名著的標題）「巨變」的時期。這個巨變未必導致崩潰，但會造成長期的動蕩不安，需要多方面的改革、調整和適應才能達到相對穩定的時期。可以這樣說，二戰結束後美國主導下建立的所謂「國際自由秩序」實際上只是「大西洋自由秩序」，主要是北美和西歐的區域秩序，以自由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經濟為特徵。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有一種構想，就是這個大西洋秩序會不斷擴展，最終成為整個世界的全球性秩序。1970年代末「新興工業化國家」（NIC），包括「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以及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就，都激勵了這種構想，而四十多年的冷戰最後以蘇聯解體告終，更是對這個構想的極大鼓舞。這很容易造成了一種「普遍化幻覺」，就是一些西方思想家過度闡釋這個自由秩序在理論邏輯上的普遍性，而忽視了這種秩序的建立和維持實際上依賴於許多特定的歷史文化條件。冷戰之後世界格局發展並沒有印證這個普遍化構想，相反，在許多方面侵蝕和瓦解了這種秩序賴以生存的重要條件，也就動搖了這種秩序的穩定性。

亨廷頓：《第三波》

具體而言，「大西洋自由秩序」遇到了哪些衝擊？

劉擎：全球化是西方自由秩序擴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主要的一個衝擊用簡單的比喻來說就是「小船嚴重超載」。最初形成大西洋秩序的西歐和北美加起來只有近十億人口，在向外擴展的過程中過快地納入了新興經濟體，這包括中國、印度和一些南美國家，大約有三十多億人口的規模，而且是在文化和制度方面具有高度差異性的大規模人口，造成嚴重「超載」，就是原有秩序在體量和規範性上都無法適應這種迅速的擴展。尤其是經濟秩序的擴展不可能隔絕於文化與政治的要求，而新興經濟體在加入全球化經濟的同時，都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西方秩序的文化與政治影響，形成緊張、對抗與衝突的局面。因此，西方自由秩序也面臨著文化衝突與宗教極端主義的挑戰。中東與北非地區的戰亂，恐怖主義的威脅，歐洲的難民危機，都顯示出非西方地區（尤其伊斯蘭世界）不願或難以順應西方主導的現代化進程。近幾年來西方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包括自由派的學者）對西方秩序的普遍性表達了質疑和反思。比如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格雷將向外輸出西方體制的企圖稱作「愚蠢的進軍」。

其次，西方自由秩序向外擴展的過程不只遭遇到一些非西方國家的反彈，引發了不滿與衝突，同時也反過來造成了西方社會的內部矛盾，包括經濟與文化方面的問題。新一波全球化的特點是在大部分國家內部同時造成了受益者與受挫者，我稱之為全球化的「（國內）斷層線」。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奇在其名著《全球不平等》中提供的證據表明，1988年以來新一輪的全球化縮小了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但加劇了國內基於階層的不平等。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經濟不平等加劇，以美國最為嚴重（基尼係數超過了0.4）。1985年以來中產階級的實際收入增長基本停滯，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下降，經濟「一代更比一代強」的期望落空，深切的挫折與失望感越來越廣泛。在文化層面上，全球化對各國的本地傳統價值、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認同都會造成衝擊。在移民和難民大量湧入、恐怖主義襲擊時而發生的新局勢下，加上某些政客的誇大、煽動和操縱，這種文化衝擊就變得更加敏感和尖銳。西方思想界的主流信奉多元文化主義與全球主義，但卻未能找到有效的方式來回應這一衝擊，在民眾之間產生了對文化認同的對立格局。經濟利益的衝突與文化訴求的矛盾相互交織、彼此糾葛，造成了西方社會嚴重的政治極化現象，這對於政治體制吸納和安置現代社會多樣性和差異性的能力構成了威脅。另外，新技術革命，尤其是人工智慧的迅即發展，對現有的生產、勞動和消費結構的衝擊，以及對文化變遷的深遠影響，都可能超越既有「現代秩序」的有效框架，蘊含著巨大的未知風險。

米蘭諾維奇：《全球不平等》

所有這些變化，都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二戰之後西方主導的自由秩序，它不只是面對向外擴展的困難，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處於內外交困的局面。目前的趨勢是從對外擴張轉變為向內收縮或退守，體現在本土主義的興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彈，以及其他一些「逆全球化」的跡象之中。在我看來，西方社會正在進入一個不確定的、動蕩不安和自我探索的時期，需要重新確立目標和調整內外政策，這個階段可能會很長，持續十年或二十年也不令人意外。而且當今世界已經不可能相互隔絕，因此西方自身的問題也不可能完全在西方內部解決，最終需要與非西方地區的問題放在一起，在重建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2016年，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去年《外交事務》有文章說，這是傑克遜式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對二戰後主導美國宏觀戰略的漢密爾頓主義和威爾遜主義的復仇。回顧起來，一度流行的對美國政治的認識是否存在盲點？

劉擎：可能有些多方面需要反思，其中我關注的問題點是對美國精神的認識偏差。特朗普獲得接近半數選民的支持當選總統，許多評論家認為他勝選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效地煽動了「白種民族主義」（White Nationalism）。這似乎有悖於人們對美國精神的慣常理解。在美國政治教科書以及主流的政治話語中，美國不具備典型意義的民族主義傳統，因為美國缺乏單一民族國家那種以共同血緣、人種和語言為基礎的民族認同。即便論及「美國的民族主義」，也無法以老歐洲（尤其是德國式的）「血與土地」的方式來理解，而是以對「自由信條」的共同忠誠來界定的，這就是所謂的「理念型民族主義」。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將WASP（白人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新教）傳統當作美國文化的核心，但早年他也是一位「信條論者」。他在1981年的著作中曾說，「將民族性等同於政治信條或價值觀，這使得美國幾乎是獨一無二的」。他還說，一個英國人變得「非英國化」是不可思議的，而在美國「拒絕那個信條的核心理念就是非美國的（un-American）」。由此看來，美國的理念型民族主義以美國價值觀而自豪，甚至會鄙視「舊世界」那種（基於種族和土地的）「原生論民族主義」（primordialist nationalism）。如果否定這種特色，那麼美國不過是老歐洲的民族國家的美洲翻版，喪失了「新大陸」的精神特質。我們因此可以說，訴諸一種基於白人種族的「原生論民族主義」是對「美國正統」的背離，是「非美國的」。然而，2016年美國政壇的戲劇性變化，即便沒有徹底顛覆，也強烈質疑了「美國例外論」的神話。特朗普的「文化政治」成就表明，對「何為美國，何為美國的文化傳統，何為真正的美國人」等問題的競爭性闡釋從未終結。一些歷史學家和思想史家近年來的研究揭示，白種民族主義實際上從未被徹底埋葬，只是在1960年代以來「歷史進步」洪流的衝擊下，暫時收斂或沉寂，藏匿於輿論邊緣卻始終蓄勢待發。

亨廷頓：《我們是誰》

儘管某種倡導「普遍自由」「平等價值」的自由主義議程，長期掌握美國的文化領導權，「白種民族主義」卻照樣死灰復燃。馬克·里拉在特朗普勝選幾天後發表於《紐約時報》的文章以及去年出版的新書，把帳算在了身份政治，尤其是所謂1960年代以後英文系培養的自戀主義文化上，但《波士頓評論》最近的文章批評里拉主張的公民民族主義，毋寧是另一版本的、國家層面的象徵主義政治：其本身未必不是空洞的。在您看來，什麼是民主黨和自由派需要在失敗中總結的教訓？

劉擎：對特朗普的勝選原因有偏重經濟和偏重文化的不同解釋，我認為單一解釋都是片面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實際上並不是經濟上最貧困的階層。這個情況與歐洲相似，英國支持脫歐或者法國支持勒龐的核心選民都不是經濟上最為窮苦的底層，而是來自中下階層。福山認為，這些人經歷了「相對社會地位的巨大損失」，並擔心自己會每況愈下，落入最底層。特朗普成功的一個秘訣，就是有效地將白人工作階層的受挫感歸咎於「他者」（全球化中的「掠奪者」，享受福利的「懶惰者」，以及「竊取」經濟成果的外來移民等等），從而將其選民基本盤的經濟要求與他們的種族認同結合起來，重新建構了（「偽裝成」）美國正統的文化政治論述，許諾他們一個「讓美國再次偉大」（再次「變白」）的夢想。即便這個許諾落空，特朗普也一定會歸咎於民主黨的破壞或者各種「反美勢力」的陰謀，而他將是永遠最正確和最智慧的總統。

對自由派和左派來說，如何對待特朗普的選民基本盤是個艱巨的難題。如果將他們全部判定為邪惡的種族主義者，然後決一死戰，是不是可取的方式？或者是否應當分化和瓦解支持特朗普的民眾？如何建立支持民主黨政治議程的政治聯盟？在這個問題上，馬克·里拉對身份政治的批評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他認為2016年民主黨政治失敗的教訓之一是「身份政治」陷入了歧途。在他看來，以特殊群體的身份來塑造政治，在道德上或許很有意義，但在政治實踐中（尤其就選舉政治的競爭策略而言）是極不明智的。他呼籲重返公民政治，訴諸共同的公民身份和團結，而不是強調各個特殊群體的獨特差異。他的新書《曾經與未來的自由派》發表之後引起很大爭議。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書評都是批評性的，而在不到一半的讚賞者中又有一半是來自保守派的聲音，這使他像是自由派陣營中的「變節者」。

里拉：《曾經與未來的自由派》

我對里拉的問題意識有些同感，但對他的觀點有相當的保留。在我看來，重建公民政治的目標是正確的，但路徑不是放棄，而是「經由」身份政治（正如尋求世界主義的目標，也無法拋開而是要通過民族主義來實現）。身份政治理論實際上並不排斥公民政治，非常重視在多樣差異的族群身份之間建立「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但自由派建立交叉性的政治努力在實踐中並不特別成功。比如，在策劃女性群體支持希拉里競選的一次集會中，一個基督教背景的女性團體要求參加卻被拒絕在外，因為她們大多傾向於反對墮胎（所謂pro-life）的立場。里拉曾對美國兩大政黨的網站主頁做過對比，共和黨的主頁醒目推出一份《美國復興的原則》文件，包括對廣泛關注的政治問題的立場聲明。而在民主黨的網站主頁上找不到類似的原則性聲明，只有多達十七個不同身份群體的網站鏈接，其內容是分別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張和訴求。這樣的多樣性照顧到每一個身份群體的特殊性，卻很難形成有效的政治聯盟。在這個意義上，里拉提出的問題是值得認真對待的。

共和黨：《美國復興的原則》

另外，在堅持道德原則的同時如何保持良好的政治現實感，也是自由派需要反思的問題。比如，去年圍繞拆除羅伯特·李的塑像等南方邦聯紀念碑的動議出現了很大的分歧，在Charlottesville爆發了嚴重的衝突。我注意到安德魯·揚（Andrew Young）的意見。他算是元老級的民權運動領袖，是馬丁·路德·金的親密戰友，曾擔任國會議員和美國常駐聯合國大使。他當然反對極右翼的白人至上論，但他卻主張保留那些紀念物。他的理由是，一個正當的動議如果會造成民眾的嚴重分裂，如果會喪失多數支持，那麼在政治上就應當儘可能避免。當時有六成的美國民眾認為應該保留這些紀念碑（即便在非洲裔美國人當中，也有百分之四十四主張保留，高於主張移除的百分之四十）。揚本人注重經濟而輕視象徵物的看法或許過於老派。但他的意見發人深思：什麼問題可以妥協？什麼樣的妥協就變成了背叛？回答這些問題需要道德原則的指南，也同樣需要具有現實敏感性的政治智慧，需要情景化和策略性的思考。

您在述評文章里說，去年歐洲經歷了「馬克龍時刻」，像哈貝馬斯就認為，馬克龍給歐洲帶來了新機遇。不過，法國《世界報》上也刊登了兩種左翼的批評聲音：梅朗雄背後的政治哲學家墨菲認為，「新工黨」「第三條道路」呼喚出的「中左」共識，廢棄了左右之分，導致了代表性危機，而馬克龍的政策則是這種後政治邏輯的最高階段；傳說是馬克龍老師的巴利巴爾雖然支持重建歐盟，但認為馬克龍的方案無助於政治對經濟治理的統御，公民代表只有諮詢功能，一些民族相對其他民族的霸權地位被進一步強化。您會怎樣回應這樣的批評？

墨菲：《馬克龍，後政治的最高階段》

巴利巴爾：《歐洲的激進重建》

劉擎：在我看來，激進左翼和批評常常有很獨到的思想啟迪，巴迪歐、齊澤克和墨菲等理論家總是帶來令人興奮的刺激，但在政治實踐上會帶來什麼可行的策略往往不得而知。「代表性」是左翼老生常談的議題，只有神一般存在的政治家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在現代民主政治中代表性從來不是全有和全無的問題，泛泛而論「代表性斷裂」而不做差異化的分殊辨析連文字遊戲都談不上。在國民議會選舉的五百七十七席位中，梅朗雄的政黨與法共聯盟才拿下二十七席，如果推他做法國總統可能是更嚴重的代表性危機。當然，左翼理論家會說，在政治上以「數量」把握「本質」是極為膚淺的，那麼深刻理解的本質與數量無關嗎？他們很可能也不會斷然否認，然後就會在曖昧玄妙的語詞中進入更精彩的概念遊戲。我從年輕時候起就偏愛激進理論的智識挑戰，那種「我有哲學，你是意識形態」的說辭對我沒有什麼威懾力。這類理論拿來做博士論文的題目可能非常有趣，但在討論公共政治論題的時候我會謹慎甄別，依據其相關性和現實感來選擇使用。

哈貝馬斯比墨菲的現實感好一些。他自稱左派，所以說自己不可能是一個「馬克龍主義者」（但在激進左翼看來，哈貝馬斯至多算自由左派）。他對馬克龍的支持和讚賞是基於務實的態度，認為馬克龍代表了歐盟擺脫解體危機最現實可行的希望。

馬克龍在社會議題上偏左，但在經濟政策上有偏右的取向，這與當年的托尼·布萊爾或者比爾·柯林頓有相似之處，他們在經濟政策上距離里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可能就一步之遙。放眼全球，左翼政黨在經濟上成功的例子太少了。這造成了那些在政治社會議題上偏左的政治家，在執政之後往往會倒向偏右的經濟政策。這不是說左翼在經濟上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但這首先需要全球經濟結構發生革命性的變遷，而獲得這個前提的希望仍然非常渺茫。從左翼的立場看，更好的替代方案總是可能的，無論如何也不應當放棄革命的希望。因此不少激進理論家實際上期待一個危機總爆發的時刻，想像這會帶來真正意義上政治的機遇。但如果危機真的爆發了，最後勝出的政黨未必是激進左翼，也有可能是極右翼，是新法西斯主義。因此，馬克龍代表的中左調和主義可能是最可行的歐盟改革路線，目前看來有相當大的潛力。在當前歐洲的形勢下，堅定推進歐洲一體化的進程，贊成開放的多元文化主義，支持女權主義，並且具有廣泛的民眾支持，已經相當難得可貴。在德國，默克爾的聯盟最近終於與社民黨成功組建了聯合政府。作為歐洲一體化領導者的法德軸心倖存下來，在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之後，歐盟似乎看到一點光明的前景。

然而，歐盟的前景仍然是非常不明朗的，最近義大利議會選舉的結果又給歐盟的事業帶來一片陰雲。法國國內對歐盟的態度仍然有嚴重分歧，很難說未來勒龐或其同黨就不會當選總統。「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短短几年內就位居第三大黨，也有可能在未來主導政府。根本的結構性問題在於，歐洲幾乎所有國家都處在文化內戰的分裂狀態，每個國家都有部分民眾支持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而另一部是傾向於本土主義的疑歐派或脫歐派。雙方會長期處在反覆的拉鋸戰之中，歐盟的事業也註定將經受相當長的反覆搖擺動蕩的考驗，常常會陷入不進則退又進退兩難的困境。

但是，我一直認為，歐盟的危機無論多麼嚴重，只要不徹底解體，就是一個非凡的成就。想想歐洲的民族國家建設，從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開始，經過整整四百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才發展成熟。相比之下，歐盟過於年輕了，它的建構應當是百年尺度的事業。歐洲人通過自覺反思自己的歷史遺產，包括戰爭的災難和痛苦，有意識地來構建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超越已經習慣固化的民族國家結構，這顯示了人類的政治努力能夠企及近乎烏托邦的理想。這是值得付出最大耐心的事業。

去年，#MeToo運動席捲歐美。在齊澤克看來，#MeToo解決問題的方式——簽訂性契約——低估了性互動的複雜性。伴隨這一運動的展開，您覺得我們應當如何對待有性侵問題的作者的作品？

齊澤克：《性、契約與風度》

劉擎：#MeToo運動事關個體和女性群體的基本權利，同時也有很強的道德主義傾向。這種道德主義與人的尊嚴、平等和尊重這些重要的價值關聯在一起，應當予以關切和支持。對於這場運動出現反對和異議也並不意外，有些來自（常常是偽裝過的）男權主義意識的反彈。正當的批判往往並不反對運動的價值目標和原則，而是針對這些原則在具體情景中的運用，往往涉及分寸的適度性。展開這些討論是有意義的，雖然未必能達成一致共識。像齊澤克提出的問題涉及人類交往的複雜性。平等尊重的道德原則在大部分人際關係中具有優先地位，但兩性或同性的親密關係可能是最為複雜和豐富的人類活動，其中道德因素並不是唯一考慮的要素，有時（在達到基本底線之上時）甚至不是優先考慮的因素。這當然不能為性侵和明確的性騷擾提供借口，因為這些行徑已經落在基本的道德底線（甚至法律底線）之下，使得道德問題突顯為最為優先問題。

雙方合意是親密關係的基本原則，這要求彼此充分尊重對方的意願。複雜的情況在於，親密關係中「意願」有時是複雜的、變化的。比如婚內的性關係，婚姻的合法性本身並不意味著某一方隨時都保持性活動的意願，違背對方意願的強制也構成性侵。而在親密關係建立的最初階段，性意願是一個相互探索和逐漸明確的形成過程，常常有曖昧不清的時刻。這裡可以明確的原則是，任何一方在任何時刻說出的「No」都足具份量，另一方應當即刻停止。但是沒有明確說出的「No」是否就意味著「Yes」呢？比如，肢體語言含混流露出的「勉強」應當被視為拒絕還是微妙的探索？這裡有一個「灰色地帶」。今年年初美國喜劇演員安薩里（Aziz Ansari）受到性騷擾指控，引起了激烈的爭議，部分原因就與這種灰色地帶有關。當然，更安全的做法是，事先簽訂契約，並且在親密活動的每一步都明確詢問對方（「Are you OK with this?」之類），在獲得明確的肯定答覆後再繼續進展。但這很可能會將親密關係變成一種道德純潔卻乏味無趣的關係。

美國喜劇演員安薩里

另一個複雜的問題涉及意願與權力結構。許多女權主義堅持主張，即便明確表達的「自願」，如果處在不對等權力結構的弱勢一方，不能算作「本真的意願」。通常我們認為，職場中直接的上下級、校園中的師生處在明顯的不對等權力關係之中，所謂「自願」實際上往往是權力效應的結果，因此明令禁止他們之間發生親密關係，可以成為正當的通則。但是，權力對意願的影響幾乎是無所不在的：男性對女性，明星對粉絲，富裕對貧窮，年長對年輕（或者相反），高顏值對低顏值，高智商對低智商，專業熟手對專業新手，健康對體弱，母語對非母語，開放對保守……所有前者都可能在親密關係中對後者處在強勢的一方。因此，完全免於任何權力效應的「本真性意願」幾乎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個成年人自我明確表達的「自願」不足為信，那麼應當由誰、根據什麼來判斷一個意願足夠真實（從而免於性侵的嫌疑）？權力對意願的影響是一個真問題，但具體情境下的個案判斷卻是複雜的，有時是極為困難的。

有道德嫌疑的作者與其作品的關係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我個人以為，二者應當做必要的切割。實際上以我們今天的標準來看，歷史上的大部分作者都可能有某種「政治不正確」的弊病：他們很可能是男權主義者，或種族主義者，或宗教迫害者，或沙文主義者，或西方中心主義者，或階級壓迫者……如果他們的作品都被禁止，那麼人類文明史可能必須從當代開始。在另一面，對當代人可能需要更嚴格的標準，對性侵者，通過限制或禁止他們的作品對其不當行為予以懲罰可能是一個選項，但也需要考慮比例原則，而且這不是懲罰的唯一方式，也未必是最好的方式。這裡也會出現複雜的質疑。

您今年1月28日在上海的公共演講上提到，您這些年在構想一種「廣義政治學理論」。為什麼我們今天還需要這樣一種聽起來頗為宏大的政治理論？它與您在《重建全球想像：從「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義》一文中關於未來國際秩序的展望有什麼關聯？

劉擎等：《重繪世界政治的知識圖景》

劉擎：這個理論現在仍然是一個構想，雖然醞釀了許多年。最初只是為研究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關係尋找一個恰當的理論框架，並沒有這麼龐大的計劃。後來，對許多當代政治問題的思考都激發我去擴展這個框架。比如，我們說一個民族的文化是獨特的，那麼這意味著存在一種區別內外的疆界，但文化又是變化的，其變化的動力是什麼？疆界是什麼意思，它可以改變嗎？國家的疆界不是無中生有的，它是此前更小單位的政治共同體在相互碰撞和融合之後的產物，那麼這種融合會進一步擴展到整個世界嗎？另外，為什麼同一個民族國家的成員彼此之間會出現那麼大的分歧，因為他們處在不同的疆界之中嗎？在微觀的層面上，個體的身份認同是如何形成的？個體與他人以及群體的關係對身份的建構有什麼作用？個體的多重身份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實際上，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用各種現成的理論獲得解釋，但這些理論不在一個統一融貫的系統之中。由此，我就逐漸產生了發展一個系統理論的想法。書名都想好了，比較刻板的書生氣，「疆界與遭遇：廣義政治學理論綱要」。

簡單地說，就是以「疆界」（boundary）與「遭遇」（encounter）為核心範疇，在政治本體論的基礎層面上，重新闡述政治本身與政治原理的系統性論述。政治在根本上關涉人類所有形態的關係，而所有關係都需要根據彼此間的疆界來界定。人類基於各個層級的疆界——從個體自我，到家庭、宗族、部落和領地，到城邦與地域，再到民族國家和「星球」之間的物理意義與精神意義的疆界——來構成內部與外部、自我與他者、主體與客體、自由與秩序、主權與服從、合法與非法、友愛與敵對等等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範疇。而遭遇是政治變遷的動力學。跨越疆界的物質與精神的遭遇，成為引發疆界的改寫、瓦解和重建的動力機制。這項基礎性的研究是從哲學、文化人類學、思想史與社會科學的多學科角度，建構新的政治學理論範式的嘗試。之所以稱之為「廣義政治學理論」（general political theory），在於它以兩個範疇及其辯證關係為核心，容納了最為廣泛的政治現象——從經典的國家政治、國際政治與世界政治到後現代的「生命政治」「身體政治」和「性別政治」等等，並且試圖貫通規範性政治理論與經驗政治科學之間的傳統壁壘。

這種宏大的理論構造是否有意義？我覺得至少需要通過三個標準的檢測：第一，它自身是簡潔、清晰和融貫的理論，這是一個形式標準；第二，它能夠解釋以往理論已經解釋的現象和問題；第三，最重要的，它能夠更有效地解釋既有理論難以解釋或未能充分解釋的現象和問題。如果不能滿足第三個標準，那麼這個理論只是對既有理論的轉譯，就是換一種說法而已，至多只有形式簡約的意義。比如說，所有關係都可以界定為「遭遇」的亞類型，施米特講的「敵我關係」為一端，列維納斯「對他者的責任」是為另一端，中間存在多種亞類型。不過即便成功地完成了遭遇的類型學處理，這仍然只獲得了形式意義。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

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

但這種理論構想也可能具有創新的潛力。比如，如果把疆界劃分為居住地域、人際互動、物質交換和信息交往這四重疆界，那麼在原始的部落社會，對同一部落的人口而言，這四重疆界是基本重疊且共享的，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個體的四重疆界不再重疊，而且同一社群的成員也不再共享相同的疆界。這是多種跨疆界的遭遇的結果，也形成了同一共同體內部的差異性。如今，在國際大都市中，受良好教育的人口，他們的信息交往是全球性的，物質交換是跨國的，人際互動是跨地域的，雖然他們可能長久居住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他們的四重疆界不再是重疊的。而身處同一個國家中欠發達地區的人群，他們的各種疆界可能要狹隘得多。這個視野或許能更為精微地闡述從古代到現代的轉變。在這樣一種視野中，同一國家中傾向於全球主義與忠實於本土主義的人口之間的差異，很可能可以被解釋為雙方處在不同的疆界之中。疆界的政治涵義可能是權利義務的邊界，在文化上可能是倫理判斷的適用性邊界。在這個意義上，對「他者」的暴力就是疆界之外的人群不被當作具有倫理意義的存在。這可能為理解各種歧視打開新的研究視野。

遭遇是能動者的基本存在形式，從最原始的兩性關係，到小共同體的形成。如果說疆界確定了結構和秩序的邊界，那麼遭遇使突破疆界的擴展成為可能：從洞穴、家族、部落，擴展為小公國、王國、帝國等等。遭遇有多種類型：疆界的瓦解、改寫、重建，帶來文化的征服、同化、分化和融合等等。遭遇提供了一個從生成（becoming）視野，來理解政治共同體的變化和發展。這當然有建構主義的取向，但建構本身受到疆界自滯性的限制，防止了激進建構主義的任意性。這個理論也為發展新的世界主義理論奠定了基礎。

另外，我仍然在思考「疆界-遭遇」的理論模式是否有可能對社會科學中經典的「結構-能動者」問題（agency-structure problem）賦予新的、更精確的類型化處理。這裡需要認真考慮，在什麼意義上它能夠彌補比如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以及布迪厄的「實踐理論」存在的局限。這當然都是很費力的工作。

吉登斯：《社會的構成》

布迪厄：《實踐感》

這一構想的學術淵源是什麼？《廣義政治學理論綱要》大約會在何時完成？

劉擎：關鍵的兩個範疇都是從其他學者那裡獲得的啟發。在對文化多元主義的研究中，有幾位結構主義取向的學者發展出了「邊界理論」（Border Theory），他們有時候也用「boundary」的概念，在處理文化差異和身份認同的問題上對我有很大啟發。後來，當我聯繫到「遭遇」這個概念，就感到有可能在更寬泛和更系統的層面上使用疆界這個範疇。遭遇的概念最初來自受到韋伯影響的社會理論家奈爾森（Benjamin Nelson）的意識結構（structures of consciousness）理論，近年來通過英國的世界主義理論家德朗迪（Gerard Delanty）等人的努力獲得復興。我是在和德朗迪的交往中開始了解並研讀這些文獻的。

德朗迪編：《勞特里奇世界主義研究手冊》

至於什麼時候能夠完成，我完全沒有把握。三年前我制定的計劃是今年完成，現在看來這是多麼不切實際的幻想。專業的學術工作，需要與前人的文獻對話，這樣一個龐大的理論構想，需要處理的文獻太寬也太多。我如果現在就退休了，可能用五年時間有希望完成。實際上，學術界極少有人會公開談論一個自己尚未充分發展的理論構想。恰恰是因為沒有把握，不知道自己能否完成以及何時完成，所以才會有這樣奇怪的「事先張揚」。這是用作對自己的激勵。聽說有人公開宣布自己戒煙，就有更大的概率成功。困難的事情可能有相同之處，或許理論創造也是如此。

（實習生羅立玲對本文亦有貢獻，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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