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中的中國烙印

中日兩國不僅在地緣上一衣帶水，在文化上更是一線相聯——甚至中國現代失卻了的許多文明因子都還可以在今天的日本找到，所謂「禮失求諸野」是也。其中，又尤以唐代文化對日本影響最深。

從七世紀開始，中日兩國互派使者，打開了兩國文化交流的直接通道。而大規模頻繁的文化交流則始於唐代。631年(貞觀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學生和學問僧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838年(開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團一般不超過二百人，從8世紀初起，人數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數均在550人以上。遣唐使的貢獻首先應該是引進唐朝的典章律令，從而推動日本社會制度的革新。在長安的考察學習中，遣唐使博覽群書，如饑似渴；回國後仿行唐朝教育制度，開設各類學校授學，培養了大批人才。 遣唐使在文化上的主要任務是考察、了解和引進大唐文明，由於這些遣唐使的努力，使得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產技術以至生活風尚等方面都受到中國的深刻影響。具體說來，體現在以下這些方面。

在政治方面，在留學唐朝回國人的策動下，645年，以中大兄弟皇子為核心的政治集團為了剷除日益驕橫的蘇我氏一族，發動革新政變，更改國號為大化：頒布詔書實行新政，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天皇制國家，仿照隋唐的經濟政治制度進行改革，史稱"大化改新"。其主要內容是：在中央設二官、八省、一台，地方設國、郡、里分別由國司，郡司，里長治理，廢除世襲氏，姓貴族的稱號臣、連、國造、伴造等，制定官制和冠位制。新政中以唐朝的制度為藍本，制定了《大寶律令》，《養老律令》，以法律確認了新的封建經濟政治制度。日本仿照隋唐制度，改革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制，還仿隋唐科舉制，採取通過考試的辦法選官。同時，他們還照搬了唐朝的班田制和租庸調製，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完成了日本社會向中央集權國家的過渡。尤其是仿照唐朝建立起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更是構築起完善的天皇制官僚體系。天皇制官僚體系的建立，對後世日本的政治體制有著深刻的影響。

在經濟方面，改革了土地制度。仿造唐朝租庸調製頒布了《班田收授法》，規定授田人民必須擔負租庸調製。《班田收授法》的頒布，抑制土地兼并，解除豪族對部民的奴役，固定農民的租稅和徭役負擔，並承認農民宅地，園地的私有權和山林池沼的使用權，這些，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隨著改革深入，中日經濟政治交流也日益密切。大化改新後，日本古代社會關係發生重大變化，氏族和奴隸主的統治最後崩潰。建立起為新生產關係開闢道路的政治上層建築。日本社會從此過渡到傳統威權社會。

當然，唐代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更集中地體現在文化方面。日本廣泛地汲取唐文化，來提高日本文化藝術水平，遣唐使每次是滿載而歸，帶去大量漢籍佛經，朝野上下競相誦讀唐詩漢文，白居易等著名詩人的詩集在日本廣泛流傳。遣唐使還輸入唐朝書法、繪畫、雕像、音樂、舞蹈等藝術。唐文化的傳播不僅靠的是外在因素，還在於日本人所具有的廣泛吸收的優點，他們善於利用別國的經驗來改善自己，奈良時代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新高潮，新的農業制度，班田制度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由中國傳入的先進農業技術廣為流傳，一些先進的生產工具廣泛使用；這些工具中，有許多是由中國傳入，如钁钁，又稱"唐钁"，它是當時中國傳入的大型鋤。由於日本人的博採眾長，使他們在建築、服飾、醫學、文字等方面受益匪淺。現在的日本還保留著一些唐朝遺風，而在文化交流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文字和語言。日本人民利用中國漢字的標音表意基礎上創造了日本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動了日本文化的發展，於此同時，"唐訛"、"唐墨"，"唐物"等名稱在日本語言中大量出現，極大地豐富了日本的辭彙。同時儒學和道家精神也同時在日本蔓延開來，深深地影響了日本的文化與人們的思想。 從以上看來，可以說日本文明大部分都是來源於唐朝的文化，所以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中國文化已經深深地烙進了日本的歷史裡。

從歷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時間裡，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國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權崩潰、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進入了「文明開化」時期。在這個時期，日本按照11個世紀前全盤接受中國文化的方法引進西方的文明，並取得了巨大的效果，為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奠定了基礎。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都要受許多因素的影響，本國的和外國的歷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對日本文化起過作用，日本在變化，但是卻從未真正脫離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以上這種情況可以從今日日本社會的許多現象看出來。現在電視、空調、汽車、電腦、出國度假等已深深地滲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變得無可辨認了。儘管如此，在現代化的帷幕背後仍舊保留了許多屬於日本本土文化的東西，從深層分析看，日本仍是一個傳統的國家。例如，他們愛吃生冷的食物，比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顏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勢力、家族意識和集團意識很強；民間信仰和巫術特盛；日本男人已諾必誠慷慨赴死的武士道精神；女子對男子的溫順和依賴；想發財，能發財，但發了財以後又不知所措等等，都可以從中國的唐代文化中尋出它們的根本。

相反，在它的母國中國，這些文化元素卻式微得幾乎無從尋覓——至於原因，恐怕得歸結為日本文化傳統一直沒有中斷，而他的文化母國中國卻有兩次被異族征服統治的歲月（元、清）。因此，中國文化的因素在本土，呈流失趨勢，而在我們的近鄰日本，卻保存完好，這種情形有些象陶淵明在《桃花詩》中描繪：秦人在桃花源中躲過了戰亂，所以還能保持秦時的風俗習慣，所謂「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跡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制。」——禮失求諸野，抑此之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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