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被小皇帝氣得面色青紫
奕以親王的身份，擔負著對外交涉的全權。咸豐十年九月，清政府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後，對外事務日益頻繁。奕在咸豐十年十二月，建議設立一個專門負責對外交涉的機構，得到咸豐皇帝的批准，在北京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奕和桂良、文祥三人被任命為總理事務大臣，實際上以奕為主要首領。
這樣，清朝政府又在北京形成了另一個政治中心。這個總理衙門不僅掌握著清廷對外交涉的大權，還掌握著各口岸的關稅及其他各項收入，把持了清廷的財政大權，這就增加了奕在清廷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熱河以肅順為首的，是一些思想頑固，盲目虛驕的王公大臣，他們主張抵抗英法的侵略，但是拿不出任何作戰的有效方針和政治措施。而以奕為首的留在北京的王公大臣們，則由於戰爭的屢次失敗，產生了與外國侵略者議和的主張，受到外國侵略者的垂青和支持。於是以肅順和奕為首的兩個政治集團，在對外政策上發生了根本分歧。
總理衙門的設立，適應了外國侵略者的需求，同時也增強了奕集團和熱河肅順集團進行爭奪的政治地位和實力。這期間，熱河行宮裡還有一股暫時暗藏著的政治勢力，就是當時身為皇貴妃的葉赫那拉氏。
「亂世出英雄」，這幾乎是中國歷史上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咸豐末年，南方農民起義的烽火四起，北方亦戰亂頻頻，這種動蕩不安的政治局面使慈禧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在承德避暑山莊，慈禧「披覽各省奏章」，議論朝政得失，這些舉動漸漸引起了咸豐帝及其親信肅順等朝臣的不滿。肅順甚至請求咸豐帝行「鉤弋故事」，即仿照漢武帝的做法，將太子之生母鉤弋夫人賜死，以除後患。然咸豐帝卻不具備漢武帝的遠見，「濡需不忍」，而慈禧與肅順間關係已勢同水火，難以彌縫。十一年七月初十，咸豐帝憂勞成疾，暑瀉日久，以至病逝於煙波致爽殿。
咸豐皇帝死前留下一道諭旨，立六歲的兒子載淳為大阿哥，繼皇帝位，由載垣、肅順和端華等八大臣為贊襄政務的輔政大臣。咸豐皇帝的這個臨終安排，使人感到意外的是把他的弟弟、掌握朝廷對外交涉大權的恭親王奕，排斥在贊襄政務大臣以外。咸豐皇帝的這種安排，不僅加重了那拉氏和八大臣之間的矛盾，同時也使肅順等人和奕原有的政見分歧進一步加深。正是在這樣一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下，那拉氏自然和奕結合到一起，從而促進了北京政變的迅速發生。
英法侵略者在那拉氏與奕之間的勾結上，寄予很大的希望，並且起了催化劑的作用。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在寫給英國外務大臣羅素的信里曾經明確地表示，奕及其同僚如果能夠掌握清朝政府的大權，對中國保持和外國的「友好」，關係重大，因此，普魯斯提出，應該對待奕一派採取溫和與協調的態度，以促使奕儘快地把皇帝從熱河行宮遷回北京。英法侵略者認為，只要清朝皇帝不在北京，就不能使已經簽訂的《北京條約》得到有效的實施，而且還會影響到各省局對條約的執行。因而他們便極力籠絡、扶持奕等主持議和的一派，力爭在擴大侵略權益的條件下，《北京條約》能夠順利實施，而十分厭惡和反對肅順集團。英法兩國正是本著這樣的意圖，在簽訂北京條約之後不久，便把侵略軍撤出北京。這件事使奕等人大喜過望，得出了洋人並不企圖佔領中國土地的結論，從而堅持了對洋人實行用信義籠絡的政策。
咸豐帝生前，奕屢屢上請咸豐皇帝迴鑾北京，但被咸豐帝及其親信肅順、載垣諸人所否決。咸豐駕崩後，奕陳請赴承德叩見兩宮皇太后，而載垣諸人卻以小皇帝的名義發布了「在京辦理一切事宜，無庸前赴行在」的上諭，加以阻撓。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奕突然出現在避暑山莊，使載垣、肅順等人十分震驚，但給慈禧帶來了無限的喜悅。奕在咸豐靈前傷心哭泣，沉痛祭奠之後，慈禧即迫不及待地要太監傳旨召見恭親王。顧命王大臣最擔心的正是這件事情，因此再次阻撓，聲稱為了避嫌叔嫂不能相見而且皇帝剛死不久，太后正式在守喪期間，更不能見自己的小叔子。而一心想與慈禧相見的奕為表示清白，便請端華陪同晉見。
而端華和肅順卻推脫說：你們是小叔子與嫂子見面，和我們這些人沒有關係。於是，慈禧終於獲得了與奕單獨會面密談的機會。她詳述肅順諸人橫行跋扈，目中無人的舉止，希望親恭王設想辦法。而頗有心計的恭親王在赴熱河行在之前，已同列強駐京使節磋商，作好了一切必要的準備。慈禧與奕通過密談，確定了儘快返回北京、發動政變、殲除異己的方針。
慈禧與奕密談之後。八月六日，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上呈奏摺，請慈禧太后執掌朝政。董元醇的奏章說出了慈禧的心意，其矛頭所向，對準顧命八大臣，因此引起肅順等人的強烈反對。慈禧要頒發懿旨採納董元醇之議，肅順諸人則堅持要痛加駁斥，雙方劍拔弩張，進行了激烈爭論。載垣等在召見時公然聲稱，顧命大臣只能對皇上負責，而不能聽命於太后，且載垣當慈禧太后的面咆哮，含怒負氣，最後竟拂袖而去，並以「擱車」（北京口語，意思是半途而廢）相威脅，全然不把慈禧放在眼裡。慈禧被氣得面色青紫，雙手顫動，小皇帝亦被驚嚇得直哭，以至把太后的衣服都尿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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