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政權為何不急於解決與英法等國的關係？「不著急」里有大智慧

文｜劉怡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簽字儀式

黨史學者楊奎松曾撰文指出：在1931年之前，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的各項宣言和文件中，甚少出現工具意義上的「外交」一詞。中共對世界格局和國際形勢的認知，從一開始起就受到其革命血統的影響。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的《大會宣言》，依據列寧關於帝國主義問題的論述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明確提出：「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列強企圖協同宰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中國革命要實現打倒帝國主義的目標，就必須「併入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 再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合起來」。從而初步形成了帝國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長期對立的國際觀。毛澤東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也強調，中國的革命運動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英雄好漢們」要麼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要麼站在蘇聯領導的世界革命戰線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這種依據革命性原則區分外交立場的態度，也是後來的「一邊倒」方針的先聲。

七屆二中全會主席台上的毛澤東（右）和朱德（左）

不過，隨著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進入1942年，中共領導人開始接受一種帶有折中性質的「新秩序」理念。在毛澤東發表於1942—1946年的一系列講話和文章中，他將這種「新秩序」描述為：在國際層面，通過「以美英蘇為首的協議」來解決重大問題；在中國國內，「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統一戰線的民主共和國局面」，中共的目標是爭取建立「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在這一考慮下，抗戰結束前後，中共曾嘗試與美國政府開展外交接觸，並以建立聯合政府為目標，與國民黨當局進行重慶談判。

然而，隨著國民黨撕毀《雙十協定》以及全面內戰的爆發，中共再度開始強調其根本的革命立場。1946年，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首度將中國稱為「美、蘇之間廣大的中間地帶」。這一表態有兩層含義：首先，它暗示中國革命的發展進程並不完全受美蘇關係的左右；即使是在莫斯科希望避免對美戰爭的大背景下，中共領導的國內革命戰爭，也不必然導致美國的大規模干涉。中國革命，有其獨特的民族性特質。其次，它將「中間地帶」革命的走向視為更大範圍內兩大陣營新鬥爭的序曲，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越是來得迅速，全球範圍內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保衛和平的潮流越是能得到助長，從而有助於挫敗美國發動新的全面帝國主義戰爭的潛在可能。一年後，美國正式介入希臘內戰，並開始在全球範圍內籌劃針對蘇聯的「遏制戰略」（Strategy of Containment）；中共對兩大陣營對立的初始判斷，再度得到了事實的驗證。

1949 年，毛澤東（中）和周恩來（右二）、張治中（右一）在進行交談

1949年4月1日，毛澤東在與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張治中的談話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邊倒」這一說法，即「當今之世，非楊即墨，不是倒向蘇聯一邊，便是倒向美國一邊」。這一表態不僅明示了新政權的外交傾向，連帶指出了新中國的國家發展道路：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移植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模式。在2月初米高揚的西柏坡之行期間，毛澤東高度評價了蘇共在歷史上對中共的領導、指導和幫助，並反覆強調要向蘇聯學習，「加強國家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成分」，「用加強經濟中的計劃成分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

在「一邊倒」的基本立場之外，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還提出了「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兩項外交實踐領域的原則。前者指的是「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地位，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辦的宣傳機關」，如此方能清除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和經濟生活中已然取得的控制權，為走社會主義道路奠定基礎。後者則是指「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預備先用5到6年的時間來「打掃乾淨屋子」，消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賴以寄存的經濟和社會基礎，特別是控制和管理好大城市，隨後依據平等原則建立新的外交關係。用毛澤東的話說：「我們是打倒它，不是承認它。」唯其如此，才能徹底擺脫近代以來屈辱外交的束縛，在世界上確立新中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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