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質量視角下高等教育結構改革
摘 要：研究高等教育結構對經濟增長質量動態影響，其結果顯示：增高研本比有助於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即研究生擴招確實有助於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提升，而不是增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負擔；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可以按照高等教育結構的影響變化分為五個階段，１９９８年開展的高教改革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最深；然而，目前中國急需新一輪的高等教育改革優化高等教育結構，合理分配高教資源，提高其應用性。
關鍵詞：經濟增長質量；高等教育結構；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轉向大眾化，有學者認為擴大研究生培養規模將增大國家負擔、造成資源扭曲等。根據２０１１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中國大專及以上人口大約佔６歲及以上人口的１０．０６％，高等教育加深了人力資本的異質化程度，高等教育內部層次結構的合理性不僅關係到高層次人才的培養，而且還關係到中國經濟、社會、科技的協同作用。那麼，中國研究生擴招對經濟增長質量到底有何影響？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分幾個階段，每階段的作用大小？該如何調整高等教育的結構才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筆者將在後文的分析中加以論述。
文獻綜述
學術界目前並未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定義達成共識，學者們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定義大體可分成狹義經濟增長質量與廣義經濟增長質量。狹義經濟增長質量主要是指經濟增長的效率，如卡馬耶夫（１９８３）等；廣義的經濟增長質量則包括更豐富的內涵，如貧富差距的縮小、教育水平的提升、社會經濟的穩定等，如巴羅（Ｂａｒｒｏ）（２００２）［１］、魏婕（２００９）［２］、任保平（２０１２）［３］、彭越（２０１６）［４］等。本文綜合經濟增長質量理論的相關文獻認為，由於質量是對物品或服務優劣程度的衡量，是一個處於不斷演化中的複合概念，經濟增長質量亦應該相同，它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演進的衡量著經濟增長的優劣程度，經濟增長質量應包括三個維度，即效率、公平與穩定以及可持續。
在教育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方面，多數研究是從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角度來分析，如哈瓦（Ｈａｖａ）（２０１０）［５］的教育年限、布魯雅（Ｂｏｒｏｏａｈ）（２００６）［６］的家庭教育投入、張長征等（２００９）［７］的教育公平等角度。解堊（２００５）［８］認為中國高等教育對經濟的貢獻率只有０．１３％， 且高等教育投資的溢出效果並不顯著。然而，目前並未有文獻研究高等教育內部層次結構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情況。因此，本文將就此展開分析。
中國高等教育層次結構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
１．數據說明與穩定性檢驗
１９９９年，實施高等教育大擴招使中國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轉變；２００２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１６％，超出精英化教育階段高等教育毛入學率１５％的水平，中國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１９７７年，高考錄取人數僅為２７萬人，錄取率為４．８％；２０１２年，高考錄取人數則為６８５萬人，錄取率達到７５％。相對的，研究生畢業生人數增長緩慢。
筆者參考巴羅（２００２）［１］、隨洪光（２０１３）［９］、魏婕（２０１２）［１０］等經濟增長質量相關研究，通過對二十餘個指標的降維得到了中國經濟增長質量指數，具體過程請見彭越（２０１６） ［４］。本文用普通本專科畢業生數與研究生畢業生數之比作為代理變數代表高等教育層次結構的變化，記為ＹＢ，經濟增長質量指數記為Ｑ，１５歲～６４歲勞動力人口的增長率記為ＧＰ，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佔ＧＤＰ的比例記為ＦＤＩ。上述變數均通過平穩性檢驗。
２．狀態空間模型
第一，模型設定。根據彭越（２０１６）［４］，本文構建的高等教育層次結構與經濟增長質量可變參數的狀態空間模型：以滯後一期的經濟增長質量作為普通自變數，ＹＢ、ＦＤＩ、ＧＰ為具有可變參數的自變數，以經濟增長質量為因變數。Ｑ代表著經濟增長質量指數，ｓｖ１，ｔ、ｓｖ２，ｔ、ｓｖ３，ｔ分別衡量各時間點上高等教育內部層次結構、人口增長率、ＦＤＩ對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的敏感程度，也被稱之為高等教育內部層次結構、人口增長率及ＦＤＩ對經濟增長質量指數的彈性。
第二，模型估計。對狀態空間模型進一步回歸，發現ＦＤＩ、ＧＰ的可變參數均不顯著，將ＦＤＩ、ＧＰ逐次逐步作為普通變數帶入狀態空間模型，結果如表１所示，從估計值結果上來看，構建滯後一期的Ｑ、ＦＤＩ、ＧＰ作為普通自變數，ＹＢ為具有可變參數的自變數，以經濟增長質量為因變數的狀態空間模型。對方程估計殘差進行穩定性檢驗，發現殘差通過ＡＤＦ檢驗。另外，筆者曾將進口值佔ＧＤＰ的比例等經濟變數帶入狀態空間模型，結果發現其也同樣不顯著，篇幅關係筆者不再一一列出。
表１ 模型參數的估計值
註：括弧中為ｚ值。＊＊＊ 表示在１％的水平下顯著，＊＊表示在５％的水平下顯著，＊表示在１０％的水平下顯著．
圖１ 狀態空間模型變參數估計值
隨著普通本專科畢業生數與研究生畢業生數之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彈性值為負，且絕對值總體呈增大趨勢，即增加中國研究生的招生人數，增大研本比（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生與本專科生畢業人數之比）有助於提升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中國勞動力市場更加需要專業化、高素質的人才，以促進在管理和科學技術水平上進行創新，提高生產效率、研發新產品。研究生相比於本科生更加理性，具有更高的社會、文化、認知資本。
根據統計局的數據，２００９年中國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中研究生畢業僅佔全部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的１９．２％，中國發表科技論文１３６．１萬篇，獲得專利申請授權５８．１２萬項；２０１１年研究生畢業僅佔全部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的１９．９％，中國發表科技論文１５０萬篇，專利申請授權９６萬項，研究生在研究與試驗發展人員中比例上升，中國的科技創新水平隨之增強。１９９９年以來實行的幾次教育改革大幅度增加了普通本專科畢業生數，而研究生畢業生數的增長卻相對緩慢。中國碩士研究生教育年限為２年～ ３年，非定向型博士研究生的教育年限僅為３年～ ４年（博士研究生數目相對龐大的本科生錄取數更少），相對於一般教育年限為４年的本科教育，培養碩士研究生所需增加的總成本要小得多，而且研究生教育期間可以參加到社會實踐中，在導師的指導中提早進入「干中學」模式。因而，增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數有助於中國科技與管理創新，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率與保證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而不是擴招研究生會造成資源的進一步浪費、增加國家負擔造成資源扭曲。據圖１，本文將高等教育改革分為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３年。普通本專科畢業生數與研究生畢業生數之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彈性絕對值先逐漸增大，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３年間普通本專科畢業生數與研究生畢業生數之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彈性絕對值則逐漸減小，即增大研本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拉高作用先增大後減小。１９８５年５月，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以改革高校的招生計劃和畢業生分配製度，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其後，國務院頒布了《高等教育管理職責暫行規定》等一系列的文件以推動高等教育公共管理體制的改革。此次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明確了未來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
第二階段：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造成第二階段波動的原因可能是１９９３年中國深化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推行雙向選擇的就業制度，優化了高等教育資源的配置，使得第二階段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間研本比的彈性絕對值發生波動。１９９３年，中國頒布了《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在綱要中指示政府要轉變職能，由直接的行政管理轉變為宏觀管理，並且改革了高校的招生和畢業生就業制度，由「統包統分」「包當幹部」轉化為大多數畢業生「自主擇業」，之後中國又先後頒布多個相關文件進一步促進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改革，極大程度地增強了勞動力市場的活力，使市場對更高素質的研究生的需求短期內更大，對經濟增長質量的促進作用更強。
第三階段：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３年。１９９８年以後，研本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拉高作用明顯增大；２０００年，普通本專科畢業生數與研究生畢業生數之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彈性係數降到－０．１７２９２，也就是說增大研本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作用達到最大；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３年，研本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拉高效應才逐漸減弱；１９９８年，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１９９９年，進行了本科大規模擴招、批准了《面向２１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等。１９９８年，普通高校招生人數的增長率僅為８．４％；１９９９年，其增長率則達到４２．９％。改革雖然促使中國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眾化轉變，但本專科人數的快速上升導致普通高校教育資源不足，普通本專科教育質量降低，１９９７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也導致市場對本專科畢業生需求的減少，本專科畢業生數的大幅增加拉低了經濟增長質量。而２０００年以後高校教育改革的成果逐步顯現，２０００年高校教育經費為７６４．６５億元，到２００１年上漲到１２４７．５５億元，增長６３．２％，教育質量的上升使本科大擴招對經濟增長質量效應逐漸減小。
第四階段：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研本比的彈性值相對比較平穩，這意味著上一次高等教育改革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已逐漸減小，市場已適應１９９９年的大擴招等改革對經濟的影響，高等教育內部層次結構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趨於平穩。
第五階段：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２年。本專科與研究生畢業生數之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拉低效應再次增大，即研究生擴招對經濟增長質量的促進作用進一步增強。隨著經濟全球化與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受危機傳染效應的影響加深。由於次貸危機、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歐債危機、金融危機所造成的經濟增長放緩導致危機期間中國高校應屆畢業生的「就業難」，尤其是本科畢業生勞動力資源未獲得充分利用，進而造成拉動作用變大。據《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２００９—２０１０）》統計，２００９年博士與碩士、本科生就業率分別是７９．９％、 ８１．２％、７９．６％，研究生就業率高於本科生。２０１０年，發布《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再次深化了高等教育改革，促進教育公平，使得研究生與普通本專科生畢業生數之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拉動作用發生變化，教育公平減弱了高等教育內部層次結構不合理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雖然有研究認為擴大研究生的培養可能導致代際正義缺乏與社會不公平、資源浪費，但本文通過狀態空間模型研究了中國高等教育層次結構與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關係，結果發現：加大研究生招生有助於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通過狀態空間模型發現普通本專科畢業生數與研究生畢業生數之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彈性值為負值，彈性的絕對值總體呈增大趨勢，即研本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拉高作用漸強，即中國應該擴招研究生，加之本專科畢業生數量遠高於研究生畢業生數可推出中國的本科教育「大而不強」的事實，且研究生階段相對於本科階段的學習更加符合社會需求、效率更高，更有助於中國經濟質量上的提升。
本文根據狀態空間模型的結果將中國高等教育歷程分為五個階段，各階段高教改革導致研本比對經濟增長質量的作用不同。然而，不論是哪個階段，增大研本比都有利於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許多研究認為，中國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但從上述分析結果上看，目前中國高等教育層次結構並不合理，急需進一步改革。
不平衡與經濟缺乏新增長點是中國現階段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不平衡究其根本是由於資本收益率大於勞動收益率；經濟缺乏新增長點究其根本則是創新不足。提升勞動收益率與促進創新都離不開人才培養，高等教育在其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實施研究生擴招有利於中國人才專業化培養、實施創新戰略、達到趕超目標、為新一輪技術革命做鋪墊。因而，本文建議中國應提高本科教學的質量，增強高等教育的應用性，優化高等教育的結構層次，增大研究生的招生人數，合理分配高等教育資源。（作者單位：彭越，上海ＷＴＯ事務諮詢中心、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張佳睿，吉林省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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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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