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產率減速或拖累全球經濟復甦步伐！

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範圍內生產率增速持續下滑。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後，一些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甚至出現了負增長，這在歷史上還是比較罕見的現象。從短期看，生產率減速拖累了全球GDP增速，這是國際金融危機後經濟復甦艱難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全球生產率減速有可能是一種長期趨勢，將大大降低全球經濟中長期的增長水平。

□陳長纓

全球生產力是推動全球增長的關鍵動力。而生產率是產出與投入的比率，如果相同的投入獲得了更多的產出，則表明生產率提升。在生產率分類中，最重要的是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兩個指標。其中，勞動生產率是產出與勞動投入量之比，它主要取決於勞動者的人均資本和資源存量，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和生產經驗，以及知識技術進步等；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簡稱TFP）則是產出與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它主要反映了技術進步的影響。

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範圍內生產率增速持續下滑。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後，一些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甚至出現了負增長，這在歷史上還是比較罕見的現象。從短期看，生產率減速拖累了全球GDP增速，這是國際金融危機後經濟復甦艱難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全球生產率減速有可能是一種長期趨勢，將大大降低全球經濟中長期的增長水平。

進入新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增速明顯下降，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出現了較大的分化。我們計算了典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增長變化。其中，發達國家選取了G7（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和韓國；發展中國家選取了金磚五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印尼、越南、墨西哥。

1.發達經濟體勞動生產率增長明顯減速

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有統計數據以來，各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增速年度間起伏波動較大，但從5年平均的趨勢線看，大多數發達國家在波動中逐漸走低。進入新世紀以來，更是呈現以下四大特點。

第一，勞動生產率增速紛紛進入史上的最低區間，大多數國家都出現了最低值。例如，2011年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為-0.17%，為歷史第三低，前兩次低值分別出現在1974年和1982年，5年平均增長率在2013年創出史上最低值。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在2008年以後都出現了史上年度最低值。

第二，多數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平均增速都低於2%。從5年平均增速看，德國從2000年、加拿大從2001年、法國從2003年、日本從2004年、英國從2005年及美國從2006年相繼跌入2%以下的低增長區間。而義大利更是早在1996年就跌入了2%以下，甚至在2007年至2010年間連續出現了負增長。勞動生產率低於2%的增速，與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4%水平甚至更高的增速相比，下跌了一半還多。不過，韓國是發達國家的一個例外，其勞動生產率平均值雖也逐年下行，但一直都高於2%。

第三，這輪勞動生產率下降持續時間很長，發達國家基本上呈現單邊下行趨勢，沒有出現連續2年以上的回升。例如，美國史上最長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減速發生在1963年至1979年，一共持續了16年，期間還有短期反彈，但美國這輪下降開始於2002年，目前已超過15年，已逼近史上最長時期。其他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減速持續時間則更長，法國始於1984年，日本始於1989年，德國始於1993年，義大利始於1995年，加拿大始於1999年，澳大利亞始於2000年。2014年以來，這些發達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在很低水平上趨於穩定，英國和美國的勞動生產率甚至出現了小幅回升，但整體仍然看不到勞動生產率觸底反彈的跡象。

第四，不同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變化原來並不同步，但本輪減速趨勢大致同步，各國走勢大體趨同。

2.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變化存在較大差異

第一，各國勞動生產率分化嚴重，走勢很不相同。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走勢大致分為兩類。一部分國家勞動生產率增速明顯高於發達國家，例如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速雖有所放緩，但1990年代以來一直在6%以上，在全球是「一枝獨秀」；印度則前低後高，2004年以來一直超過5%；越南則呈「U型」變化，2012年以後也一直在5%以上。這些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在全球範圍內都是很高的。印尼進入新世紀以來，勞動生產率增速逐漸走高，2010年代以來基本保持在4%左右。墨西哥勞動生產率增速一直在2%以下，新世紀以來呈「U型」變化，2008年至2010年出現負增長後，勞動生產率增速有所反彈。但另一部分國家勞動生產率增速很低，近年來甚至出現負增長。例如，巴西增長率呈「倒U」變化，2009年掉頭向下，2014年以後一直是負增長；南非在2008年以後一直下降，2013年以後一直是負增長；俄羅斯則從2005年超過6%的水平掉頭向下，2015年起出現了負增長。這輪巴西、南非、俄羅斯等國勞動生產率負增長不但持續時間較長，而且程度也較深。例如，巴西在2016年的平均增長率為-1.6%，是新世紀以來的最低值。

第二，發展中大國與發達國家生產率變化基本同步，但中小型國家走勢相對獨立。從變化趨勢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的勞動生產率均在2008年前後達到一個高峰，此後逐漸下滑，到目前尚未出現觸底反彈的跡象，其變化趨勢與大多數發達國家基本相同。但越南、印尼、墨西哥等國勞動生產率走勢非常不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它們的影響不大，近年來勞動生產率增速都普遍上揚。

1.生產率減速與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發展形成悖論

研究發現，無論是從全球看還是從主要國家看，近年來勞動生產率減速主要是反映技術進步的全要素生產率減速所導致的。也就是說，全要素生產率下滑，是引起勞動生產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持續低迷。從當年增長率看，金融危機初期的2008年和2009年，全球全要素生產率分別出現了-1.0%和-2.4%的大幅度下降，此後在2010年和2011年出現了恢復性增長，但2012年之後又出現了停滯和下降，尤其是2015年和2016年，連續出現-0.7%和-0.5%的負增長。據此測算，2016年全球全要素生產率僅相當於2007年的96.9%，遠未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從全球5年平均的全要素生產率看，從1990年代初到2005年經歷了一個上升周期，2005年達到最高值1.1%，此後進入了一個下降周期。2007年之後近10年的時間基本處於負增長的狀態。2008年至2016年，全球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為-0.4%，與1999年至2007年年均0.9%的增長率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其中，發達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逐漸趨同，並接近零增長。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最初幾年，美國、歐洲、日本三大發達經濟體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差異較大，但2014年後三大經濟體的差異縮小和變化趨同。2009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僅下降0.3個百分點，歐洲四大國和日本的全要素生產率降幅都超過3.5個百分點，德國甚至達到了-5.0%水平。2010年至2014年，各發達國家全要素生產率波動較大。從2015年開始，各發達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變化趨於一致，最高值與最低值差距不超過1個百分點。整體來看，2008年至2016年，韓國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了0.4%的年均正增長，在發達國家中表現最搶眼。其次是日本全要素生產率年均零增長，再次是美國和德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下降0.1%，其他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降幅均超過0.5%。

與此同時，發展中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則呈現兩極分化趨勢。國際金融危機後，發展中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差異很大，一部分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明顯高於發達國家，但另一部分國家全要素生產率則出現了較大的負增長。這與勞動生產率變化大致相似。

雖然中國全要素生產率也出現減速，增速由2007年的8.2%驟然下降到2008年的4.1%，但此後各年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比較平穩，一直在3.3%以上，2008年至2016年年均增速高達4%，不但是全球主要大國中全要素生產率最高的，而且變化比較平穩，在全球經濟中明顯是「一枝獨秀」。印度僅次於中國，在發展中經濟體中位列第二，其全要素生產率除2012年為負增長外，其餘年份均為正增長，2008年至2016年年均增速為1.4%。更重要的是，印度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自2012年開始穩步上升，2016年為2.4%，僅比中國低1個百分點，而2011年以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印度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低於中國約3個百分點。印尼全要素生產率波動較小，年均增速為0.6%，在發展中國家中處於較高水平。

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的波動較大，且處於整體下降趨勢。其中，巴西年均下降1.7%，在所研究的國家中降幅最大，發生在2015年前後而非國際金融危機前後。南非和墨西哥全要素生產率均多年出現負增長，年均分別下降1.3%和1.2%。越南雖然年均下降0.3%，但下降主要發生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近年來全要素生產率掉頭向上，保持了一定的正增長。

從理論上看，產業革命有助於提升生產率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方面新一輪全球科技產業革命蓬勃展開，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卻出現負增長，兩者走勢背道而馳，出現了明顯的悖論。

2.原有統計方法會低估新經濟狀態下的生產率

當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出現，經濟發展模式也出現了巨大的變化，新經濟、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等不斷湧現，若沿用原有的統計方法，很容易低估生產率。

例如，從產出看，一是新經濟產生了很多新興服務業。一方面，服務業本身「無形」特徵決定了其比製造業更難統計；另一方面，很多新興服務業，如知識經濟、數字化經濟等，並不能被傳統統計方法歸類，因此統計時可能被遺漏。二是互聯網搜索、電子郵件服務、雲盤存儲等新經濟一些模式多為免費使用，很難納入GDP統計。三是新經濟的一些服務採取非貨幣化交易，如共享房屋、共享汽車等，交易雙方在相互使用對方服務時，往往不用貨幣結算，也無法被傳統GDP所統計。四是新經濟的生產或服務方式趨於小型化、碎片化，如分享經濟等的主體往往是個人，而傳統統計往往以大中型企業為主，小微企業和個人服務提供者很難包括進來。因此，現有統計不但會低估新經濟的GDP，而且更會低估新經濟創造的經濟福利。

3.新一輪產業革命的階段特徵是影響全球生產率減速的最重要原因

雖然統計會低估新經濟下的生產率，但不能完全解釋生產率的下降。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特徵，導致其對生產率增長的推動作用尚未得到發揮，這是全球生產率減速的主要原因。

第一，上一輪產業革命對生產率提升的作用明顯遞減。從過去的經驗看，歷次工業革命遵循「邊際遞減」規律，如果沒有出現新的工業革命，原有工業革命對生產率的提升作用會逐漸減少甚至消失。前三次產業革命都出現了重大技術變革，陸續催生出一大批新產業，大大提升了經濟效率，在較長時間保持了較高的生產率。而且，歷次工業革命具有連續性，即原有工業革命效應還未明顯遞減時，新的工業革命已蓬勃展開，因此沒有出現明顯的生產率下降周期。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原子能技術、航天技術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發展迅速，但1980年代後發展明顯遞減，在1980年代全球生產率增長進入階段性低谷。但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和產業的迅速興起，全球經濟從1990年代開始又進入一個以IT革命為代表的長達10多年的新增長期。IT革命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對生產率的提升作用時間最長，效果最明顯。例如，使全球範圍內組織生產成為可能，大大推動了經濟全球化進程。近年來，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共享經濟等新業態同樣是IT革命的產物。但自2000年代中期開始，IT革命乃至第三次產業革命對生產率的提升作用開始遞減，新產業革命尚不能彌補IT作用遞減的缺口。

第二，新產業革命尚未出現引領全局的新技術和新產業，目前很多創新仍處於孕育期和導入期。新一輪產業革命涉及領域非常廣泛，出現了「多點突破」的趨勢，但並未出現可以引領經濟社會全局變革的重大技術突破。在技術創新方面，人工智慧、儲能技術、癌症治療、可回收火箭等可能產生深遠影響的技術和發明，但仍處於孕育階段，有的甚至還只是一些概念，沒有取得關鍵性突破，應用更是要有很長的路要走，短時間內不會提升生產率。此外，智能製造、「互聯網+」等技術則處於產業導入期，對生產率的提升作用剛剛起步。目前，新產業革命對生產率的作用主要依靠大量的商業模式創新。相比技術創新，商業創新門檻低、難度小、見效快、易模仿，但在提升生產率的強度和持續性方面都不及技術創新，以國內共享單車發展為例，從最初出現到市場基本飽和大約只有2年時間。

第三，目前新經濟以替代效應為主，進一步拉低了對生產率的正向作用。新一輪產業革命的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原有經濟活動的替代。例如，新能源汽車主要改變了傳統燃油汽車的動力方式，並不會像汽車誕生後帶來的大規模公路建設、運輸效率大大提高、城市規模擴大等巨大的創造效應，但會取代傳統汽車製造業和加油站等。雖然新經濟提高了效率，但考慮到對原有經濟的替代和「擠出」，其凈創造效應往往小於預期，對生產率的凈提升作用也不明顯。

第四，發展中國家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中具有獨特優勢。部分發展中國家保持較高的生產率，主要歸結為兩個原因。一個是擴大開放引發的生產率提升，包括引入先進國家的資金、技術等要素，以及對發達國家的模仿學習過程等。在這方面，越南、印尼等開放戰略實施較好的國家，明顯優於巴西等國。另一個是利用好特有優勢發展新經濟。例如，發展中國家的原有經營和消費模式尚未定型，比較容易推廣網上商城等新商業模式。再如，在商業模式創新方面，發展中國家普遍人口眾多，擁有廣闊市場，同時人口結構年輕，對新業態、新模式的接受能力強。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的傳統模式根深蒂固，新經濟的替代效應會影響原有的利益格局和生產消費習慣，因此發展難度反而大於新興國家。

從未來發展看，新一輪產業革命進入成熟期後，很可能將全球生產率拉回工業革命以來的平均值，大部分國家的生產率將觸底回升，由減速轉為上升，甚至增速可能超過前三次產業革命。這可能主要通過以下三個途徑實現：一是「互聯網+」，特別是「互聯網+製造業」，這將推動製造業複雜化，降低製造業成本，增強製造業的及時響應能力，還將使生產小型化成為可能，從而提高傳統製造業的效率；二是可能出現一些引領全局的技術和產業變革，特別是如果機器人和人工智慧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並被廣泛使用，整個社會的生產、消費、分配體系乃至思維模式都將出現空前變化，這種變革的能級和衝擊不亞於前三次工業革命；三是目前很多領域都處於重大技術變革的前夜，如生命科學、儲能技術、量子通信等，它們有可能在同時或相繼取得技術突破，廣泛應用，並進入成熟期。加之不同技術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融合，也會大大提升生產率。

在新一輪產業科技革命中，中國面臨重大發展機遇，有望實現「彎道超車」。為此，應採取不同的政策措施，爭取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取得突破，引領全球生產率增長。

目前，中國在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共享汽車等很多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方面已經引領全球。一方面，未來要大力支持這些新商業模式出口到國際市場，包括發達國家市場，推動出口結構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國內要繼續發揮市場機制在促進商務模式創新方面的積極作用，減少政府不必要的限制和干預，激發企業家的創新才能，推動形成更多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新商業模式。

在新技術和新產業方面，目前中國在基礎研究、產業基礎、成果產業化等關鍵環節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不小差距，在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中並不佔據優勢。展望未來，一是要加強政府的作用，擴大基礎研究、公共技術平台等投入，緊跟前沿學科前沿理論；二是支持企業的研發和技術投入，吸引更多資源投入研發和創新活動；三是借鑒高鐵發展成功經驗，一方面對國內市場進行適當保護，為新技術提供廣闊的市場需求空間，另一方面積極在國際市場上引進技術、智力等要素。

文章來源「長江現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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