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主力紅軍轉移

樂安紅色記憶

樂安，作為曾經的「中央蘇區北大門」有著深厚的紅色歷史文化底蘊。為深入發掘樂安的紅色文化遺存、革命鬥爭歷史及以老一輩革命先烈先賢與樂安的淵源，弘揚革命大無畏精神及愛國主義精神，樂安發布微信公眾號根據由縣委書記彭銀貴，縣委副書記、縣長吳宜文擔任顧問的《中國共產黨樂安史（第一卷）》一書，分系列隆重推出「樂安紅色記憶」專欄，對我黨成立後到新中國成立前在樂安這片紅土地上發展、壯大，領導工農群眾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不屈鬥爭的歷史進行展播。今天推出第十九期——《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主力紅軍轉移》。

《中國共產黨樂安歷史第一卷

（1921——1949）》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主力紅軍轉移

顧 問：彭銀貴

吳宜文

主 編：王國慶

副主編：鄒春英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搬到中央根據地。5月12日，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分開，紅軍總司令部兼紅一方面軍司令部設在前方指揮作戰，中革軍委移至瑞金，增補博古、項英為軍委委員，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時，由項英代理。6月上旬，中革軍委按照紅軍新的編製，在樂安對紅一方面軍部隊進行整編，取消軍的編製，由軍團直轄師。第一軍團轄第1、第2、第3師，第3軍團轄第4、第5、第6師，第5軍團轄第13師，第7軍團（10月正式組建）轄第19、第20、第34師。

6月中旬，臨時中央提出，紅一方面軍主力實行分離作戰，一部分組成中央軍，在撫河流域積極活動，牽制敵人，破壞敵人的作戰計劃；一部分組成東方軍，入閩作戰，實行所謂「兩個拳頭打人」，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同時取勝，繼續推行軍事冒險主義。

7月1日，中革軍委命令東方軍入閩作戰，至8月上旬，先後佔領歸化、清流、泉上和朋口、連城、新泉、白砂等地，俘敵3000餘人。但是由於酷暑遠征，糧食缺乏，自身亦受到嚴重削弱。

在東方軍入閩作戰的同時，中央軍在吉水、永豐、新淦、樂安、宜黃之間，打擊敵人築碉部隊和破壞敵人封鎖線，除殲敵築調部隊第80師3個團外，未能阻止敵人碉堡封鎖線的逐步完成。紅一方面軍的分離作戰，削弱了自己的戰鬥力，喪失了進行反「圍剿」準備的寶貴時間，給第五次反「圍剿」造成了困難的局面，使紅軍處於倉卒應戰的不利地位。

國民黨軍在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遭到失敗後，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內戰政策，積極準備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1933年5月，蔣介石撤銷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在南昌成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直接組織和指揮這次「圍剿」。在美、英、德、意等帝國主義的支持下，蔣介石經過半年多的準備，調集100萬大軍，200架飛機，自任總司令，向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圍剿」，其中直接用於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兵力即達50萬人。鑒於前四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蔣介石更加強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圍剿」方針，在政治上進一步實行法西斯統治，在軍事上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企圖依託堡壘，逐步推進，壓縮根據地，最後尋求紅軍主力決戰，以達到消滅紅軍和摧毀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目的。

國民黨軍此項「圍剿」的準備十分充足，據1934年《江西年鑒》記載，樂安境內增田、望仙、南村、招攜、牛田、萬崇、羅陂、湖坪、善和、金竹等地和城鄉附近的頭共築有157座碉堡，其中保營、連碉堡30座，排碉堡81座，班碉堡46座。

國民黨軍的「圍剿」部署是：北路軍共計33個師另3個旅和1個稅警總團，顧祝同任總司令，擔任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主攻，其中第3路軍共計18個師和1個補充旅，是「圍剿」軍的主力，以陳誠為總指揮，任務是在第l、第2路軍的策應下，依託堡壘積極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找紅軍主力決戰；南路軍共計11個師另1個旅，陳濟棠任總司令，任務是阻止紅軍向南發展，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配合北路軍作戰；空軍5個隊，主要任務是掩護地面部隊向廣昌、瑞金方向的進攻；第19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指揮所屬4個師和原駐福建的2個師另2個旅，阻止紅軍向東發展；浙贛閩邊區警備司令趙觀濤所屬5個師另4個保安團歸北路軍指揮，擔任「圍剿」閩浙贛根據地和阻止紅一方面軍向贛東北發展的任務；西路軍共9個師另3個旅，何健任總司令，擔任圍攻湘贛、湘鄂贛根據地和阻止紅一方面軍向贛江以西機動的任務。1933年9月25日，國民黨軍乘紅一方面軍分離作戰之際，以北路軍的3個師，由南城、硝石向黎川發動進攻，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

這時，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主力紅軍和地方紅軍已擴大到8萬餘人，赤衛隊等群眾武裝也有很大發展，根據地更加鞏固，廣大軍民鬥志旺盛，又有前幾次反「圍剿」的經驗。同時，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矛盾重重，除北路軍第3路軍外，其餘各路均持消極態度。因此，如有正確的軍事路線指導，打破敵人的這次「圍剿」是有可能的。但王明路線的領導者，拒絕採取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而主張實行消極防禦的路線，因而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反「圍剿」十分不利。

在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王明「左」傾路線領導者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等錯誤口號。9月28日，黎川失守，他們立即命令東方軍從福建將樂、順昌地區北上就敵，收復黎川，要中央軍進攻與牽制南城、南豐之敵，配合東方軍的行動。10月6日至7日，東方軍在黎川東北的洵口與敵第6師第18旅遭遇，全殲該敵，打了個勝仗，接著就冒險去進攻有敵重兵扼守的據點。10月9日，發起進攻硝石的戰鬥，連攻數日未克，被迫撤出戰鬥。10月22日，向資溪橋、潭頭市發起進攻，連攻4日未能佔領。11月11日至12日，先後向滸灣、八角亭之敵發起進攻，遭受重大傷亡，再次被迫撤出戰鬥。這些戰鬥的失利，使自己陷於被動地位。在此期間，中革軍委於10月28日，組建了紅7軍團和紅9軍團：紅7軍團，軍團長尋淮洲，政治委員肖勁光，轄第19、第20、第34師和第10軍南下之獨立團；紅9軍團，軍團長羅炳輝，政治委員蔡樹藩，參謀長郭天民，政治部主任李湘憐，轄第3、第14師和獨立第1、第4團。兩個軍團成立後，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圍剿」作戰。

王明路線的領導者，在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碰壁後，便畏敵如虎，實行處處設防，節節抵禦的軍事保守主義方針。他們多次下令，在廣昌至泰寧一線構築防禦工事，規定紅軍的基本任務，是以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遲滯敵人的進攻。11月20日，國民黨第19路軍不滿蔣介石賣國投降和排除異己的政策，公開宣布同蔣介石決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並與紅軍訂立抗日反蔣的協定。「福建事變」後，蔣介石慌忙抽調北路軍的9個師和寧滬杭地區的2個師，分別從江西、浙江進入福建，進攻第19路軍，出現了紅軍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有利形勢。紅軍主力本應乘機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國民黨政府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從而迫使國民黨軍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的第五次「圍剿」，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王明路線的領導者，不懂得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沒有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而是繼續認為「中間派是最危險的敵人」，揭露所謂福建人民政府的「欺騙性」，讓第19路軍單獨同蔣介石的軍隊作戰，下令將紅軍主力第1、第3軍團和第9軍團第14師，調到西線永豐地區，會合西方軍(1933年11月下旬，由江西軍區工人師、獨立第2、第3、第11、第13團組成，陳毅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去進攻敵人的堡壘陣地，同敵人拼消耗。這樣，就使蔣介石得以集中兵力，鎮壓第19路軍，加上第19路軍沒有群眾基礎，少數將領被蔣介石拉攏收買，至1934年1月底第19路軍完全失敗。蔣介石將進入福建的部隊組成東路軍，以蔣鼎文任總司令，進一步完成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四面合圍，使中央革命根據地失去了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戰機。

1934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錯誤地斷定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是「革命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使「左」傾錯誤發展到頂峰。王明路線的領導者認為，在敵人採取堡壘主義的條件下，紅軍只有爭取戰術上的勝利，才能轉變為戰役上的勝利，然後由戰役的勝利引起戰略上的有利變化。他們主張以持久戰對付持久戰，以陣地防禦和短促突擊，對付敵人堡壘主義的進攻，積小勝為大勝，達到粉碎敵人「圍剿」的目的。六屆五中全會後，根據臨時中央的決定，撤銷紅一方面軍總部，由中革軍委直接指揮中央蘇區的各軍團及其他獨立師、團作戰，中革軍委主席仍為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但實際領導權控制在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手裡。

1月下旬，蔣介石經過調整部署，重新開始了對中央根據地的進攻，紅軍遭受重大傷亡。3月中旬的南豐三溪圩、三坑反擊戰，紅軍傷亡2200餘人。4月，國民黨軍集中11個師的兵力，沿撫河兩岸正面，向廣昌逐步推進，企圖攻佔廣昌，打開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爾後進佔根據地中心瑞金。王明路線的領導者調集9個師的兵力保衛廣昌，提出「不讓敵人侵佔寸土」，「勝利或者死亡」等拚命主義口號，準備同敵人決戰，死守廣昌。從4月10日至27日，紅軍採取陣地防禦結合短促突擊的戰法，雖然給了敵人以重大的打擊，但自己傷亡達5500餘人之多，27日晚被迫撤出廣昌，隨後建寧等地也被敵所佔。

7月上旬，國民黨軍調整部署，以31個師的兵力，從6個方向，開始了向中央根據地中心區的全面進攻。王明路線的領導者採取「六路分兵」「全線抵禦」的錯誤方針，同敵人硬打硬拼，企圖同時阻住敵人，求得戰役上大的勝利，使消極防禦的戰略發展到極點。他們以紅3軍團第6師及紅2l師，在興國西北地區，抵禦敵人第8縱隊的進攻；以紅23師及部分地方武裝，在古龍岡以北地區，抵禦敵人第6路軍的進攻；以紅5軍團第13師，在頭陂、寧都之間，抵禦敵人第5縱隊的進攻；以紅3軍團第4、第5師及紅5軍團第34師，在廣昌驛前以北地區，抵禦敵人第3、第10縱隊的進攻；以紅l軍團、紅9軍團及紅24師，在朋口、連城以西地區，抵禦敵人東路軍的進攻；以紅22師在筠門嶺地區，抵禦敵人南路軍的進攻。「六路分兵」給敵人造成各個擊破的機會，結果任何一路都未能阻止敵人的前進，各路紅軍的節節抵禦，變成節節敗退，使紅軍受到很大的損失。廣昌驛前以北的防禦戰鬥，雖然給敵軍以重大殺傷，但自身傷亡2300餘人，損耗了大量的武器彈藥。其中主要防禦地帶之高虎腦、萬年亭兩個支撐點，紅軍各放一個團堅守，敵人在飛機和炮火的支援下，以密集隊形突入紅軍側後，經激烈戰鬥，高虎腦和萬年亭先後於8月6日和13日失守。9月21日，中革軍委倉促決定，組建紅8軍團，轄第21、第23師，軍團長周昆，政治委員黃甦，參謀長唐濬(後為張雲逸)，政治部主任羅榮桓。

10月上旬，國民黨軍相繼進抵興國、古龍岡、寧都、石城、長汀、會昌一線，中央革命根據地日益縮小，紅軍完全陷於被動，在內線打破敵人的「圍剿」已無可能。根據這種情況，紅軍經過必要的休整，突破敵人的圍攻線，轉到外線無堡壘地帶尋求戰機，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以爭取粉碎敵人的「圍剿」是必要的。但王明路線的領導者，在軍事保守主義遭到破產後，已被敵人的氣勢洶洶所嚇倒，已經沒有向廣大無堡壘地區改取戰略進攻，打破敵人「圍剿」的勇氣。他們雖然派出抗日先遣隊和紅6軍團、紅25軍北上西征，對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作了一定的準備，對主力轉移後堅持中央根據地的鬥爭作了一些安排，但考慮的只是如何擺脫敵人的「圍剿」。他們於10月7日下令各軍區地方部隊，接替各線的防禦任務，主力紅軍向興國、雩都、瑞金地區集結。10月11日，紅軍主力開始了搬家式的轉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反「圍剿」即告失敗。

來源：縣委黨史辦

編輯：趙志文

責編：曾文才

出品：樂安縣融媒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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