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相對的，這便是唯一的絕對真理」
為什麼是《波斯人信札》？
我們幾乎只能從促使出現這部雖有瑕疵、但註定要在法蘭西文學中佔有地位的小說之表面和深刻的原因進行思考。不妨設想一下：孟德斯鳩，年方三十，外省年輕貴族，從業司法，案牘役使，碌碌無為。他厭倦這種生活，他要消磨時間；他讀書，參加地區首府學術組織波爾多科學院的研究和各項工作。但這一切並不足以使一個急切想實現眼界更加開闊的憧憬，而且有機會領略巴黎生活樂趣的人的不安於現狀之心得到滿足。
▲拉斯蒂涅
就像夏朗泰·拉斯蒂涅隨著能力和野心的增長，在昂古列姆找不到一展鴻圖的舞台，孟德斯鳩想在巴黎取得一席之地。但他並非兩手空空前往。喝彩之聲，一下子在知識界、在首都沙龍響起，他備受歡迎。《波斯人信札》這部嘗試之作，這部傑作，成為他的資格證書，他的知識貴族推薦信，他的護照，靠著這一護照，這個外省法官從此便作為合格的巴黎人物而為人敬服。誠然，過了很久之後，孟德斯鳩將要為這第一本書中某些放蕩不羈的思想和風俗感到遺憾，但他把這說成是年輕之過，並為自己的寬容辯護。
不管怎樣，目的是達到了。《波斯人信札》的作者看到巴黎最有名氣的沙龍都向他開放。他屬於幸運兒，受到喬弗蘭夫人、戴方夫人、朗貝爾夫人、湯桑夫人的接待。他甚至得到法國知識界的泰斗豐特奈爾的賞識和保護。人們無法幻想有更加輝煌的成功；但隨著榮譽的奠定，也必然引起了保守思想者的憤怒攻訐和筆墨官司。
成功的原因在於作品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具有深刻的內涵，在某些方面，也許連作者本人都沒有意識到。開始時，無疑只是供作者及其朋友共同消遣而已。乍看起來，《波斯人信札》靠想像和奇思這兩者的魅力來裝點，正如作者本人在很久以後這樣指出：
沒想到從《波斯人信札》中居然發現這像是一種小說，這真是令人再高興不過的了。讀者看到這種小說的開端、發展、結局。各種人物均被置於一條把他們聯繫起來的鏈條之中。……郁斯貝克在外的時間愈久，他家後房內部愈加混亂，也就是說怒火愈熾，愛情日薄。
(孟德斯鳩:《關於《波斯人信札》的幾點想法》)
在這部小說里，有流血、肉慾和死亡，還有些許色情的作料，使這一切更加津津有味。這還遠不是非凡的薩德侯爵筆下陰暗的狂暴行為和真正的魔鬼；那個世紀才過了二十年，而孟德斯鳩的膽量還沒有超出有教養的言情文學的界限，況且這种放盪不羈也已經容易流於色情了。這些信是「波斯人」的信，體現了當時人們由於閱讀同時代的作品而抱有的對假東方的時代熱。嘉朗翻譯的《一千零一夜》，以其想像的新世界的魅力令歐洲傾倒。寄居英國的法國胡格諾教徒約翰·夏爾當在1664—1680年完成，並在1686年和1711年發表的遊記，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孟德斯鳩還參考了其他學術著作，這些著作也有助於他從遠離伊朗的地方，為西方人的獵奇，構思出一個活動的舞台。孟德斯鳩根本不是第一個利用這些可能性的人。博學之士已經發現了幻想小說這種體裁：例如馬拉納和科托朗迪的《大貴族的間諜》(1680)，或者又如埃克斯法院律師J.博內的《致伊斯法罕文學家米斯拉的信》(1716)，這些小說成為《波斯人信札》的先驅，而拉伯烈德老爺本人則有可能從中得到啟發。
▲1722年版英譯《波斯人信札》
因此，在《波斯人信札》之前，便已有某些波斯人信札，但這些先例的發現，並無損於孟德斯鳩這本書，因為它們早已被人遺忘了。這些源泉從地下冒出，是這部牽動我們之心的作品激起的微瀾的結果。我們喜愛的《波斯人信札》之所以至今仍富有生命力，是因為它比在它之前的那些信還提供了某些東西，某些不同的東西。這種百讀不厭，常讀常新，並不在於小說本身，而且必須承認，儘管孟德斯婷竭力灑上若干香料，小說仍不脫平庸。後房私通的情節，雖取材於夏爾當目睹之事，可在今日讀者看來，顯得刻意編排，沒有莫扎特《後宮誘逃》的優雅韻味。那些妻子或侍妾，不管是否得寵，以及她們的牌女和閹奴，都不太會引起我們的注意；作者本人也並不把這些認真當做一回事，以避免發生某些張冠李戴的現象。讀者對於這種愛情遊戲的兩地相思和悲劇式的解決，完全無動於衷。孟德斯鳩苦心孤詣地把歐洲日曆的日期改寫為東方式的日期，這把戲並不能令人心服。把機械的東西這樣鑲貼在活人身上，只不過凸現了煞費苦心的造作而已。
▲18世紀，從西岱島望見的巴黎
我們在《波斯人信札》中的注意點不是德黑蘭，而是巴黎，1711年至1720年的巴黎，而不跟作為這部書信集裝飾品的「月份」計算的任何對應聯繫起來。一方面，一個虛構的女人，孟德斯鳩一刻都不想為她說什麼公道話，只是從夏爾當準確而客觀的敘述中借用一些道具而已。《論法的精神》的作者、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比較研究的奠基者，在那些構成嚴格意義的波斯小說的四十封信中，幾乎沒有讓人對自己的意圖有所猜疑。人物的心理、人物所組成的情節，始終都是簡單不過的。文質彬彬的郁斯貝克，對於巴黎和法國的現實分析得鞭辟入裡，卻以令我們反感的無人道的方式——如果我們姑且把這當真——來解決其後房姦情這個難題。
那麼，為什麼是「波斯」，又為什麼是「波斯人」的信？無疑是為了給沙龍消遣，為了解悶，同時通過讓公眾開心來掩飾其寫作的真正目的。就他所感興趣的問題而言，孟德斯鳩本來也完全可以寫墨西哥人信札、日本人信札或者莫斯科人信札的。我們在高比諾的《亞洲新聞》中可以找到高比諾對自己深刻了解的真實波斯的回憶；而這在《波斯人信札》對東方的十分造作的描述中則根本找不到，因為《波斯人信札》的作者對東方問題絲毫不感興趣。
對於「波斯人怎麼會這樣」這個問題，必須這樣回答：郁斯貝克只是個用來障人眼目的波斯人，不過這個歌喜劇人物穿著借來的服裝，把別的某個人掩蓋了起來。這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一個具體的人，而僅僅是一個視孔。喬裝打扮是某種觀點的面具，是拉開距離以更新思想的障眼法。距離拉大，習以為常的明顯事實便不受纜繩的束縛；遠離是作為讓一種新型人物介入的調和劑。這個假波斯人出現在書中，只是因為他擁有外來人的特權，他是遠方來客，故尤其具有否定和縮小的價值。這位異域的人被選來充當我們國家發生的事物的目擊者，因為他可以扮演這樣的一種角色：他是個無根無影、沒有身份的人，是我們熟視無睹的事實的揭露者。
對東方事物進行虛構，要求思想上有切身的經驗。中世紀歐洲以自己為中心，把自己的聖事價值作為棲身的堡壘，羅馬猶如一個知道自己掌握著盡善盡美的人，生活在這種人所特有的自以為是之中。文藝復興時代的重大發現，掀開了障蔽眼界的帷幕：人類千差萬別，各自與他們的現實聯繫在一起，猶如我們與我們的現實聯繫在一起一樣。人們不再匆匆忙忙給別人定下某種形象，而多元化的確信不移之事也互相抵觸。現代的思想就誕生於這些紛爭之中，紛爭令人不得不需要某種仲裁，以對相互競爭的真理作出裁決。人們發現猶太—基督教的神啟以及各種價值，在世界上只佔有狹隘的一隅之地。儘管尚有阻力，真理本身應當改變衡量的尺度這種觀念出現了；應當從世界和人類的範圍來界定一個真理。身居異鄉對西方文明的看不慣，是朝向對普遍認同的一種新意識邁出的第一步。
由於新視野的啟迪，西方的思想危機自16世紀開始表現出來，這尤其在蒙田的代表作中可以看出。《隨筆錄》的作者發現了人們習以為常、確信不疑之事的根本缺陷；西方的價值並不比旅行家們向我們肯定的在別處用以保證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那些價值更有內容，更為優勢。但是蒙田的清醒思考並不能動搖西方人的自以為是，因為西方人自恃在技術和軍事上佔有優勢。笛卡兒的懷疑只不過是縣花一現，它成為用來肯定一種居於勝利地位的道理的支撐點，因為這種道理的教義又把神學睥睨一切的最高權力用來為自己服務。
孟德斯鳩繼培爾和豐特奈爾之後，目擊了古典本體論的衰亡。這位波爾多青年法官肯定並不想奠定未來的整個形而上學的基礎，但是他的並不恢弘的計劃，對於啟蒙運動時代初期佔主導地位的思想狀態來說，仍然很能說明問題。從此再也不能用以前那種已完全陳舊、無可挽回的自以為盡善盡美的觀點來思考問題了。《波斯人信札》的思想空間與波舒哀(1627—1704)的思想空間是截然不同的對照。《世界史教程》(1681)完全以猶太—基督教的拯救靈魂的歷史作為世界變化的重心；各個時代的延續、各個帝國和各種文化的嬗變，只是根據《聖經》中的上帝所選擇的道路，為了陪伴基督的化身而介入其中而已。波斯出現於波舒哀的歷史長卷之中，但它在這畫卷中，只扮演跑龍套的角色，為的是更好地宣揚一個純粹羅馬天主教的神明的意圖。波舒哀片刻都沒有想像到某個人有可能是波斯人。與此同時，在作者死後於1709年發表的《根據經文論政治》，更認為凡爾賽的君主及其專制制度絕對有效，萬古長青。路易十四之所欲，就是上帝之所願。
▲路易十四的宮廷佈道師波舒哀主教
1709年，孟德斯鳩29歲，但他所生活的世界，已不是波舒哀的世界。波斯人郁斯貝克，作為冷眼旁觀者，注意到了羅馬教會的沒落：「按照歐洲的現狀，天主教不可能在歐洲繼續存在五百年」(第117封信)。新教國家，儘管其「變化」受到莫城主教的抨擊，卻是最為繁榮，也最為強大。作為穆斯林，郁斯貝克置身於基督教各種教派和各種政治習俗的糾紛之外。對於路易十四死亡本身，他的悼詞由於冷漠無情，比一切抨擊文章都更為嚴厲：「在位如此之久的君主死了。他在世時，曾使那麼多人對他議論紛紛，可他死時，大家都不置一詞了。」(第92封信)
受到波舒哀和路易十四一致僧恨的費奈隆去世過早，他的反對只限於一些私下的作品，或者用《泰雷馬克歷險記》(1699)——早於《波斯人信札》的荷馬式書信或希臘人書信——這種傳奇的面紗來掩飾他的反對。青年孟德斯鳩屬於在過於漫長的路易十四時代於凄慘的暮靄中正在結束時進入成年的一代。《波斯人信札》所標明的時間在1711—1720年之間，正處於兩個時代、兩種價值體系和兩種生活方式的過渡時期。這些信是一個結束而另一個開始的編年史。一方面是凡爾賽老人日益沒落的巨大陰影，另一方面是一個擺脫了其束縛並不顧一切地投身攝政時期政治和財政實驗的社會的驟然減輕壓力。專制君主的死亡帶來一個巨大的希望，障礙已經掃除，只要從自由開始，一切都似乎有可能實現。為什麼法國不會在18世紀取得成功呢？
拉布呂耶爾在其《品格論》中勾勒了一個靜止的並日益僵化的社會。這個諷刺作品保衛著家長的價值，而幾乎沒有觸及基礎。基礎還沒有發生問題。巴黎人拉布呂耶爾的各種驚訝、憤慨，令人注意到觀察者與其同胞之間，對一種同一性的實質的看法有某些不同之處。波斯人郁斯貝克並沒有受這種同一律的默契的束縛；出於波斯人的參照標準，他必然產生一種根本看不慣的心理，從而看穿最巧妙地建立起來的信仰和行為的怪誕。法國人怎麼會這樣呢?
經過這一番除垢清洗，必然會引起一種毫不容情的批評活動，其中，孟德斯鳩的洞幽燭微，表現得淋滴盡致：政治和宗教，各種禁區無一得免。既自稱波斯人，這就是要求享有懷疑一切的特權，也就是要進行理性的比較。不合實際的東方是西方的不合理性最好的揭露者；可以把此處的人跟彼處的人背靠背地對簿公堂，彼此都要在一個上級法庭為自己辯護；習以為常的事實必須為其合法性尋求新的承認。波斯的習俗並不比法國的習俗好，但也不比法國的差。這個波斯人，由於是個揭露真相者，不由自主地扮演了普遍理性的先驅者的角色。「你為了求知，遠離祖國」(第106封信），郁斯貝克對他的一個朋友這樣寫道。為了求知，必須遠離祖國，以改變思考問題的中心點，從而一旦回國後，以新的眼光看他的祖國。只是在這時候，思想才會從帶有成見轉到接近真理。廣義相對論就是從改變思考問題的中心點產生的，它給思想打開了一條新的道路。「一切都是相對的，這便是唯一的絕對真理。」這條實證主義的公式，概括了《波斯人信札》給我們的裨益。孟德斯鳩是啟蒙運動時代的法國人中首先理解這個發現的人之一，而這個發現可能會使波舒哀震驚不已。
▲郁斯貝克
就這樣，假波斯人郁斯貝克以他的形象，預兆了不久之後，在啟蒙運動時代公開鼓吹「世界主義」的這個新歐洲人的角色。他有一些先驅者。從17世紀80年代，在廢除《南特敕令》前後，形成了一代法國知識分子，他們由於宗教原因而移居國外，成為沒有法國的法國人，外國的法國人，英國和荷蘭、瑞士和德國的法國人。這些知識分子甘願為了信仰自由而付出流亡的代價。皮埃爾·培爾和亨利·朱斯泰爾、巴斯納熱·德·博瓦爾、彼埃爾·科斯特和到波斯旅遊的約·夏爾當本人，以及其他許多人，都屬於歐洲自由主義思想的一群莫基者。他們疏遠了專制而無人道的祖國，捍衛著超越於帶有偏見的各種利害關係衝突之上的批判精神，成為反對一切意識形態的利已主義和一切民族本位主義的普遍理性的代言人。波斯人郁斯貝克的判斷經常與這些國內的外國人不謀而合。背井離鄉給這些人提供了一種判斷新真理的原則。
十五個世起以來，自以為掌握了一種普遍真理的西方，發現了文化世界的多元性。各種文藝世界都自認為是某種真理的合法所有者，故可以加以壟斷。如果有人不願流於主張「各有各的真理」的悲觀論，那就勢必要通過某種新的探索來答覆相對論的挑戰。在各種真理之上，有沒有一種真理、一種上級法庭，像公分母那樣使所有善意的人的各種願望和嚮往——不屬於歐洲文化特點姑且不論——通過這一公分母得以通分呢？尋求人類真正的普遍認同的啟蒙運動時代的這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便是寫作《波斯人信札》的原因。
《波斯人信札》屬於一種顛倒式的虛構遊記：把一個不真實的遊客送到一個真實的國家去。這種手法並不新穎；作者裝作自己是這個社會環境的局外人，對既定的現實作出新的釋讀。伏爾秦後來在他的《至微至大》中利用《格列佛遊記》的先例，把孟德斯鳩的波斯人改為天外來客，改為休倫人，改為天真漢，多方面地揭露了各種文化齟齬、任意專行和固執偏見。虛構式遊記的主人公在假想的視野中寓寄著優美的精神，於是在書中，由於目光的更新，這種精神便在熟悉的世界中表現了出來。西方人對東方所揭示的事物而產生的驚訝，從發現了西方的東方人虛構的驚訝中得到了等價交換，或者說得到了補償。西方的信仰、態度和行為，在一個對此一無所料的人的眼裡，顯得就跟易洛魁人和霍頓督人的風俗一樣怪誕，一樣不可辯解了。
歐洲的學者們自開始世界探險以來，就發明了東方學和人種志，作為適於了解劣等並通常不發達的兄弟的認識方式。稍加思考便會知道，不存在什麼東方，東方不存在於任何地方，其根本理由就在於東方人從來都是某個人的東方人。孟德斯鳩筆下的波斯人，穿著奇裝異服，是作為信使，傳遞著這樣的信息：各種透視法是相互依存的。他告訴歐洲人，條分縷析的人種志，是由人種志本身開始的。而這種不費分文、足不出戶便產生身處異鄉的困惑迷惘提出了文明的基礎這個問題。
就像後來的伏爾泰那樣，孟德斯鳩以諷刺的方式提出他的批評。與孟德斯鳩同時代的人可能對此莫名其妙，並且就像我們閱讀《縛住的鴨子》那樣去閱讀《波斯人信札》。但是通過這樣的論證，會產生更深遠的意義：它使西方人走出他們高傲的孤立，發現自己是一個相互依存的人類的成員。承認文化的多元性，是走向各種文化進行對比的第一階段，是肯定一種對比文化所必需的序幕。雖然現在已成立了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可是在《波斯人信札》所提出的的道路上，20世紀幾乎沒有什麼進展。
《波斯人信札》
[法] 孟德斯鳩 著
梁守鏘 譯
商務印書館2010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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