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學術思想的變遷

明清兩代，學術思想的變遷，關係極大。這種變遷，起於明末，而極盛於清朝乾嘉之時；道咸以後，又別開異境；就和最近輸入的西洋思想相接觸。要論這件事情，我先得引近人的幾句話。他說: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為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

原來中國學術，可分為六個時期。（一）先秦時期。此時期可稱為創造時期。中國一切學術，都從上古時代逐漸發生，至春秋戰國而極盛。（二）兩漢時期。此時期可稱謂經學時期。因此時期之人，對於學問，無所發明創造；只是對於前一期的學問，抱殘守闕；而所抱所守的，又只得儒家一家。此時期中又可分為兩時期:前漢的今文學，是真正抱殘守闕，守古人的遺緒的；後漢的古文學，則不免自出心意，穿鑿附會；但其尊信儒家則同。（三）魏晉時期。東漢時代的學問，不免流於瑣碎，又不免攙入妖妄不經之說，漸為人心所厭棄。由是思想一轉，變而專研究古代的哲學。這種哲學，是中國古代社會公有的思想，由宗教而變成哲學，存於儒家道家書中，而魏晉以後的神仙家，亦竊取其說以自文的。（四）南北朝隋唐時期。這時期可稱為佛學時期。中國古代的哲學，雖然高尚，究竟殘缺不完。印度人的思想，則本來偏於宗教和哲學方面。這時代，佛教以整然的組織，成一種有條理系統的哲學而輸入，自然受人歡迎。（五）宋元明時期。這一派的學術，可謂對於佛學的反動力，因為佛學太偏於出世之故。但其學問，實在帶有佛教的色彩不少。（六）晚明有清時期。這時期可稱為「漢學」時期，便是現在所要論的。

原來中國人的學問，有一個字的毛病，便是「空」；所謂空，不是抱褊狹底現實主義的人所排斥的空，乃是其所研究的對象，在於紙上，而不在於空間（譬如漢朝人的講經學，就不是以宇宙間的事物為對象，而是以儒家的經為對象）。這是由於尊古太甚，以為「宇宙間的真理，古人業已闡發無餘；我們只要懂得古人的話，就可懂得宇宙間的真理」的緣故。

這種毛病，是從第二期以後，學術界上通有的毛病。但是學術是要拿來應付事物的。這種學術，拿來應付事物，總不免要覺其窮。於是後一期的學術，起而革前一期的學術的命。第五期的學術，是嫌第四期的學術，太落空了，不能解決一切實際的問題而起的。然而其實第五期的學術，帶有第四期的學術的色彩很多；而且仍舊犯了「以古人之書為研究的對象」的毛病，既不能真正格明天下之物之理，又不能應付一切實際的問題。到後來，仍舊變為空談無用。明朝時候，王學出，而其落空也更甚。這種學術的弊壞，達於極點，而不可不革命了。所以清代的漢學，乘之而起。漢學雖亦不免以古人的書為對象；但（一）其所「持為對象的古人的書」，是很古的，很難明白的。要求明白它，不得不用種種實事求是的考據手段。因為用了這種手段，而宇宙間的真理，也有因此而發明的。考據古書，本事因為信古書而起。然其結果，往往因此而發見古書都不可信。（二）其所持為對象的，是第一期人的書。傳注雖是漢人的書，實際上都是第一期人的遺說。「以古人之書為對象，而不以宇宙間的事物為對象」的毛病，是第二期人才有的。第一期人，還是以事物為對象。看他的書，好比看初次的攝影一樣，究竟去事物還近。（三）而且「考求宇宙間事物」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原是一貫的。這是經過漢學時代之後，中國人易於迎接西洋人科學思想的原理。

這一期學術之中，又可分為三小期。第一小期，最適當的代表人物，是顧炎武。炎武的特色，在於（一）博學。他於學問，是無所不窺的。看他所著的《日知錄》，便可以知道。（二）實事求是。無論講什麼學問，都不以主觀的判斷為滿足，而必有客觀的證據。看他所著的《日知錄》、《音學五書》，便可知道。（三）講求實用。與炎武同時幾個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實事的，不是想談學問的。所以他們講學問，也帶有實用的色彩。看顧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便可以知道。與炎武同時的黃宗羲、王夫之、顏元、劉獻廷等，都帶有這種色彩。夫之僻處窮山，其學不傳。黃宗羲之學，是偏於史的。其後浙西一隅，史學獨盛。其最著的，如萬斯大、萬斯同、邵晉涵、全祖望、章學誠等。獻廷的書不傳。又他所研究的學問（如想造根本楚音的新字母等。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劉繼庄傳》），和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學問，相去的太遠了。顏元是專講實行的，凡是書本上的工夫，他一概不認為學。主張研究兵農，身習六藝。這一派學問，在當時的環境中，也不甚適於發達。因為專制的時代，不容人民出來做事。中國社會是靜的，也不歡迎出來做事的人。所以到後來，專講做實事的顏元一派消滅了，講一種特別的學問的劉獻廷一派也不傳。因為當時的思想，帶有一種復古的趨勢之故，見第四章第一節。於後世的事情，無暇分其精力去研究，而都並其力於考古之一途。於是史學等也不甚發達，而清朝人的學問，遂集中於經。繼炎武而起的，是著《古文尚書疏證》，以攻東晉晚出《古文尚書》之偽的閻若璩，著《易圖明辨》，以攻宋以後盛行的河洛圖書的胡渭等。這一派人的學問，是「博採的古人的成說，求其可信者而從之」，不一定薄宋而愛漢，可稱為「漢宋兼采派」。

第二期的人物，可分皖吳兩派。皖派起於戴震，其後最著的，為段玉裁、王懷祖、王引之。王氏之後，為最近的俞樾、孫詒讓。吳派則惠周惕、惠士奇、惠棟，三世相繼。其後著名的，如余蕭客、江聲、江藩、王鳴盛、錢大昕、汪中等。這一派的特色，在於專標漢儒，以與宋儒相對待。原來研究學問，有兩種法子:其（一）是臚列了許多證據，以主觀判斷其真偽。其（二）是不以主觀下判斷，而先審查這證據的孰為可信。譬如東門失火，咱們人在西門；聽得人述失火的原因和情形，各各不同。揀其最近情理的一種信他，是前一種法子。這是漢宋兼采派。且不管他所說的話，誰近情，誰不近情，先去審查各個傳說的人，誰是在東門眼見的，誰的說話，是素來誠實的條件，以為去取的標準。是後一種法子。這是純正的漢學。若絕不問人，單是坐在屋子裡，憑虛揣度，便變成宋學了。把這兩種法子比較起來，當然後一種更為謹嚴，所以循進化的公例，第一期的漢宋兼采派，當然要進為第二期的純粹漢學派。這一期可稱為清代學術的中堅。前此亡佚的經說，都在這一期中輯出。漢人的傳注，有不明白的，在這一期中，都做成了新疏。除《左氏》、《小戴記》外，《十三經》清儒都有新疏。清朝人的學問，經學而外，最發達的是小學，在這一期中，也煥然大明。講考據最切要的工夫，使古學復明最緊要的手段，是校勘和輯佚。到這一期而其法大備。又推治經之功，以旁及諸子，且及於史，真能使古學燦然復明。近人以清朝的漢學，比歐洲的文藝復興，這一期當然是清代學術的中堅了。

第三期與第二期，同是漢學，然可對第二期的古文學而稱為今文學。漢朝人的經學，有今文和古文兩派。既然復古，要復得徹底。以「東門失火，在西門判斷傳說，先審查傳說的人，誰是在東門眼見的，誰的說話，是素來誠實的等等條件」為例，當然今文的價值，比古文大。所以第二期之後，又有這一期，也是當然的趨勢。這一派的學問，發生於武進的庄、存與。劉逢祿。而傳衍於仁和之龔、自珍。邵陽之魏。源。播之於近代的王闓運、皮錫瑞、廖平。而康有為創孔子托古改制之說，直追尋到儒家學說的根源。且可見得社會是進化的，古代並不比後世好。好的話，是改制者所託。實在對於幾千年來迷信古人的思想，而起一大革命。康氏最尊信孔子。然所尊信的，是托古改制的孔子，不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便是既得解放後的尊信，不是未得解放前的尊信。這一點，不能與其迷信者流，等量齊觀。

第六期的學術，如剝蕉抽繭，逐層進步；至於此，則已圖窮而匕首現了。而西洋的思想，適於此時輸入。兩種潮流，奔騰澎湃，互相接觸，就顯出一種「江漢朝宗」、「萬流齊匯」的奇觀。清朝的學術，在別一方面的，要論起來，也還多著呢。因不足以代表一時代的思潮，所以不再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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