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形物語》導演托羅：幻象是解讀現實的最好手段

這部電影的爭議卻又都在電影本體之外

有關「政治正確」和「投機」

《水形物語》劇照。

《水形物語》導演托羅：幻象是解讀現實的最好手段

本文首發於總第844期《中國新聞周刊》

《水形物語》是第90屆奧斯卡頒獎禮上的最大贏家，13項提名，4座小金人，其中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而這部電影卻充滿爭議，但爭議卻又都在電影本體之外，有關「政治正確」和「投機」。而導演托羅更看重的則是個體的記憶重現、有關純真的情感以及幻象與現實的關係

1970年的某個星期日，年僅6歲的墨西哥少年吉爾莫·德爾·托羅在家中通過電視機第一次看到了美國電影《黑湖妖譚》。這部講述「美女與野獸」的恐怖片在現在看來不免有些粗糙簡單，但在1954年剛剛上映的時候，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片中半人半魚的生物也成為了經典的怪獸形象，在環球影業的「黑暗宇宙」系列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黑湖妖譚》等恐怖片給托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樣對他產生影響的還有頗具魔幻色彩的墨西哥本土文化。「墨西哥這個國家的文化很特別，每天的日常和神奇的元素可以共存，可以有漂亮的兩棲人魚，還可以在浴缸裡面生活，這就是墨西哥的風格。」如今，剛剛在第90屆奧斯卡頒獎禮上滿載而歸的托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許多年後，托羅進入美國，成為了一位擅長奇幻和恐怖題材的好萊塢導演，憑藉《潘神的迷宮》和《環太平洋》等作品，與另外兩位同在好萊塢闖蕩的墨西哥裔導演一起被稱為「墨西哥三傑」。幼時的影像記憶幻化成日後的創作靈感，促使他拍攝了《水形物語》——一部同樣講述人魚奇緣的電影，並親自設計了其中的「魚人」形象。

這部作品雖然有著恐怖片的基因和元素，但在類型和主題上都完成了對前作的改寫與超越。另一方面，這個奇幻的愛情童話故事被放置在具體的歷史與現實框架之中，雖然一些人批評它在劇情上略顯俗套，故事簡單，而且諸多角色的身份設定也過於「政治正確」，但頗具韻味的影像風格與極其豐富的視聽語言還是讓很多人都對這部影片情有獨鍾。

在3月5日舉行的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典禮上，獲得13項提名的《水形物語》最終摘得了4座小金人，其中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兩個分量很重的獎項，成為當晚的最大贏家。

在此之前，《水形物語》已經獲得了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獅獎的殊榮，因此，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並不算爆冷。但在中國觀眾的視域里，《水形物語》打敗在編劇和表演方面都佔據優勢的《三塊廣告牌》等競爭對手，還是產生了不小的爭議，而討論的空間則逐漸溢齣電影本身的範疇，延伸到了評獎機制和身處的輿論圈層。

《水形物語》劇照。

從怪物電影到純真童話

怪物恐怖片有著相當久遠的歷史，從1920年代的《鐘樓怪人》和《歌劇魅影》，到1930年代的《德古拉》和《科學怪人》等等，這一亞類型在好萊塢逐漸發展成熟，而環球影業是怪物恐怖片最重要的製作公司。

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冷戰與太空熱的時代背景下，恐怖片與科幻相結合，宇宙冒險與變異生物成為了新的元素。《黑湖妖譚》《狼蛛》和《巨石怪》都拍攝於這一時期，這些環球影業製作的怪物電影成為了托羅幼年時期的珍玩。

《黑湖妖譚》於1954年上映，創下了好萊塢的票房紀錄。一支進入亞馬遜叢林的地質科考隊發現了一頭史前魚怪，這頭魚怪愛上了一位科考隊員的女友，並將其擄走。最後，科考隊員進入到魚怪的巢穴，救出了女友，那位魚怪則受到重傷，消失在水潭深處。

托羅觀看這部電影的時候，被其中的一個浪漫場景深深觸動。科考隊員的女友在水潭中游泳，魚怪則在水下追隨著她，一同遊動，由此對她產生了深深的迷戀。但這部影片的結局讓托羅感到不滿。

事實上，這樣的故事設定與怪物片本身的屬性密不可分。這些虛構的生物被認為是不同於人的異類，既蘊含了人類在特定社會語境下對自身命運的危機感，也暗含著某種優越感。之所以通過探險科考來研究它們，也是為了解決人類自身的問題。它們常常有著異於常人的能量，但終將被人類打敗。

數十年後，托羅在《水形物語》中用異種生物與女主角的曠世愛情完成了對這一亞類型電影的改寫，將傳統的B級片題材轉換為具有主流價值內核的童話故事，由此跳脫出原有的框架，被學院所接受。

故事的背景設定為上世紀60年代，仍然是冷戰時期，魚人也同樣捕獲於亞馬遜河流域，但不同的是，導演用精準的鏡頭語言捕捉到了魚人和女主人公——這兩個孤獨個體的情感世界。「一個人和不一般的生物能夠一起去生活，做愛，也是墨西哥的風格。」托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

據托羅本人透露，魚人的形象來源於河神，被認為是自然力量的化身，如片名所預示的那樣，是水的具形。他被科考隊捕獲，淪落為美蘇冷戰的試驗品，又終於在女主人公的幫助下獲救，重返自然世界。

「自然就是自然，不存在好和壞，他也好，他也壞。他是一個河神，不需要應對那些法律、道德，或者是人類的要求。對我來講，這代表的是一種純真。」面對記者的提問，托羅這樣回應道。

與純真相對應的則是失落的現代人類社會。一方面，影片呈現給觀眾的是國家利益主導下的科學實驗，以及男性主導下的家庭關係；另一方面，諸多角色的身份都很特別，包括了殘疾、少數族裔、性少數者、異形生物等等。

當魚人獨自站在日漸沒落的電影院，痴迷於那些老電影，懷舊的迷影情節指向了電視機普及之前那個更為久遠的純真年代。與此類似，攝影的普及讓身為畫家的那位同性戀老人無可奈何，社會的發展與個體的孤獨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水形物語》劇照。

「艱難時代」的幻象與現實

對怪物的偏愛幾乎成為了托羅這位墨西哥導演最著名的標籤，同樣為人樂道的還有他的收藏癖。《吉爾莫·德爾·托羅的奇思妙想——我的私人筆記、收藏品和其他愛好》展示了他的這種喜好。他的收藏室包羅萬象，堪稱怪物博物館。書房的角落裡，甚至佇立著一尊孫悟空的銅雕像。這裡充滿了視覺的愉悅，也給了他很多創作的靈感。

「每次走進這間屋子然後再走出來，對我來說都是一次凈化。天主教徒去教堂，猶太教徒去神殿，我來這裡。」托羅這樣說起自己的收藏室。在成為導演之前，他曾長期從事電影化妝工作，而後，他成立了自己的製作公司，開始擔任導演、製片人和編劇等角色，逐漸展露出他在各個領域的才能。

在製作《水形物語》的過程中，托羅同樣親力親為，設計出了人魚的造型。在採訪中，他透露，這個角色的局部設計參考了日本繪畫中的錦鯉形象，此外還有蠑螈和爬行動物。但在行為動作和情感方面，這個角色又是非常人性化的。在幻象與真實的邊界，托羅將他的奇思妙想朝著現實的維度展開。

「當人們說，『哦，幻象就是最大的逃避。』我的回答是，『我絕不同意。』幻象是解讀現實的最好手段。」他曾這樣解釋。

於是，這部電影有著神話的元素和童話的色彩，作為一出通俗的情節劇，傳達著愛與美，在這一方面，托羅發揮了他作為導演的極致。如果說電影是造夢的機器，托羅可以說是一名出色的機器設計師。另一方面，種種指涉現實的背景設定顯示出這名導演試圖超越題材限制的努力。他為這部影片最開始取的名字叫做《艱難時代的童話故事》，童話本身也是對現實的一種折射。

但兩者之間，有時也會產生裂隙。作為童話，故事一直在觀眾的期待視野中展開，種種身份的現實元素相互堆積，卻無法產生導向真實深處的主題效果。這決定了《水形物語》的長處，卻也有人認為，這成為了它的軟肋。

「別人的意見只是意見而已，我覺得不可能在電影史上找到任何一個把音樂劇、喜劇等所有不同題材和元素全部結合在一起的例子。」托羅這樣說道，「我是希望拍一部電影，就像一首關於愛情的歌曲一樣，聽的時候可以有一種治癒的能力。」他補充道。

《水形物語》劇照。

無處不在的「政治正確」

在當下的好萊塢，電影的生產和接受與其所處的社會空間正在產生越加頻繁的互動。一方面，電影是對現實的揭示與補充，而反過來，輿論機制也會影響電影的故事形態。與此類似，奧斯卡金像獎一方面有它自身的標準與尺度，但也無法逃離這個隱形的輿論空間。很多人因此批評這個獎項愈發「政治正確」到無聊，《水形物語》的獲獎也引起了這樣的爭議。

有人認為，托羅的墨西哥裔的少數族裔身份成為了他獲獎的「加分項」，尤其是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受到「種族主義」批評的語境下，獲獎由此越過電影本體範疇，進入到公共空間的討論中來。

「我是一名移民。墨西哥文化藝術和好萊塢電影工業最偉大的地方就在於它能夠消弭界限。我們應該繼續努力，尤其是當這個世界要讓界限加深的時候。」托羅說。

同樣引人注目的還有影片角色的種種身份設定，包括代表殘疾人的女主人公、代表同性戀的那位畫家、代表黑人群體的女同事等等，整個故事的內涵因此被解讀為弱勢群體對於佔據主導地位的強權話語的反叛。

而在奧斯卡頒獎禮現場，主辦方和參與者們也絲毫不吝於展露自己的抗爭姿態。MeToo和Time』s Up運動的熱潮背景下，韋恩斯坦性侵事件的三位受害者被邀請來到了現場，連《三塊廣告牌》的女演員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在獲得「最佳女主角」後，也熱情地提議現場所有獲得提名的女性一同起立。

在這樣的輿論背景下，原本致力於表現愛與美的《水形物語》也出現了解讀空間上的分歧與爭奪。托羅對於恐怖片進行的諸多改寫變成了它被批評的緣由。傳統的敘述模式被小人物的視角所代替，相貌普通而且身有殘疾的女主角卻贏得了最美的愛情，但在一些人看來，這樣的設定有投機取巧之嫌。

由此，《水形物語》的製作與大眾接受過程顯得富有意味，它不斷地越界，經歷了種種融合與改寫，突破原有的創作藩籬，卻又落入另一種解讀的框架之中，對電影藝術本身的探討反而顯得有些缺席了。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劉遠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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