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上奏時不小心寫錯一個字 朱元璋看後大怒 幾千人差點因此而死

在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中，專門有一卷是用來論述明朝法制的，第一篇名為【國初用法嚴】，沈德符舉了兩個案例來證明朱元璋的「重典治國」。

第一個案例發生在洪武九年，南京皇宮內正在修建謹身殿，在統計工作進展時，負責的相關官員不小心將中等工匠誤奏成上等工匠。朱元璋由此震怒，命令將這些工匠全部處死，並且不允許百官再議此事。

其實筆者也不知道朱元璋發怒的原因是什麼。如果是因為官員誤奏，懲罰官員就夠了，為什麼要將全部工匠處死呢？這裡姑且當成是這些工匠為了獲取更多工錢，謊稱自己是上等工匠，讓朱元璋認為這些人是在挖老朱家的牆角，犯了欺君之罪吧。

眼見這數千名工匠就要人頭落地時，工部尚書薛祥冒著被牽連的危險站了出來，極力規勸朱元璋不要處死這些匠人。朱元璋的怒火好像也平息了一點，想了想說，那就不處死了，改用腐刑吧。

腐刑，就是漢朝太史公司馬遷所受之刑，也稱宮刑，這裡就不詳加介紹了，總而言之是一種極其殘忍的肉刑。

薛祥還是覺得這個懲罰太重了，於是又上奏朱元璋：「如果處以腐刑，那這數千工匠都成廢人了，不如將他們處以杖刑再令他們回去工作。」朱元璋這才同意薛祥的建議。

第二個案例發生在洪武十九年，通政使曾秉政涉嫌參與販賣4歲幼女，朱元璋震怒，認為曾秉政不配為人父母，於是下令將曾秉政處於宮刑。因為古代有刑不上大夫的傳統，加上周圍大臣的勸阻，朱元璋最終還是放棄將曾秉政處以腐刑，只是將其發配為民。

上面兩個案例開頭都是恐怖片，僅僅因為一點小錯就要將工匠甚至是官員處死或者是殘酷的肉刑，所幸的是，朝中有正直敢言的官員上書勸諫，令朱元璋收回成命，處以比較合適的刑罰。結果雖然並不慘烈，但也從側面表現出了朱元璋治國時所用的嚴刑峻法。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召集手下的臣子開了個研討會，討論前朝之所以會滅亡的原因，一共列了十幾條，其中有一條是涉及到法律的制定和實施。

朱元璋認為元朝的滅亡在於「元氏昏亂，威福下移，法度不行」，因此他提出「立國之初，當先正綱紀」，而且特彆強調「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對於那些奸劣之徒，必須要用「重典」加以震懾。

洪武六年，朱元璋命令刑部尚書劉惟謙負責重新修訂充裕大明律，並要求「每成一篇，輒繕寫以進，上命揭於兩廡之壁，親加裁定」，每完成一篇，朱元璋都要親自審閱裁定。洪武九年、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又下令重新對《大明律》進行了修改，「取比年所增者，以類附入」，直到洪武三十年才全部修訂完，並頒行全國。

律法頒布出去了，但明朝百姓識字率不高，而且法律條文枯燥無味，這些百姓也不用考司法考試，誰會有閑工夫去看呢？

於是朱元璋在洪武十八年又下令編修了《大誥》，收錄用重刑懲治臣民的案例，並且採用了一系列運營手段，讓天下的臣民都能對《大誥》耳熟能詳。

例如朱元璋規定，如果有人犯罪了，只要家裡有《大誥》這本書的罪行就能夠減免一等，如果沒有的話則要罪加一等。另外還在各地設置書塾，任命塾師帶領書墅里的師生一起教授和朗誦《大誥》。

朱元璋之所以要廢盡心思，按他所說「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弄出這麼一套嚴苛的法律，就是為了讓臣民「奉公守法」。因此明朝的律法之嚴、條文之多遠甚於前朝，執行起來也異常殘酷，如明初四大案，牽連誅殺的人數超過十餘萬人。

為了增強震懾力，朱元璋還恢復和增加了大量的肉刑，如鞭死、剝皮凌遲、梟令、肢解、挑筋、去膝蓋、剝指、斷手、別足、閹割等，將刑罰殘酷化。

因此上面兩個案例，朱元璋對於犯錯（罪）的犯人提議採用腐刑，絕非是偶然事件，而是他施用肉刑的眾多案例之一。

朱元璋的嚴刑峻法在實施之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用重法懲治偽造假鈔、販賣私鹽、私茶者，對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有利於穩定社會秩序。但同時也給明朝的發展帶來了嚴禁的阻礙，如為推行重典而設立的錦衣衛，成為明朝特務政治的開端，東廠、西廠、內行廠等依次設立，全國籠罩在一片陰森恐怖的氣氛之下，百姓人人自危。嚴刑峻法也不能解決朱元璋痛恨的貪腐問題，朱元璋可以對貪官剝皮揎草，但殺掉舊的貪官，新的貪官又如雨後春筍紛紛冒了出來。

朱元璋晚年對此也有此醒悟，雖然他在《皇明祖訓》中一再強調，「凡我子孫,欽承膚命,勿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告誡朱家子孫不要自作主張，修改他欽定的《大明律》，但也委婉地指出自己用刑過重的問題，尤其是濫用肉刑。

太祖晚年垂訓。又雲子孫做皇帝。不許用劓剕閹割等刑。敢有請用者。將本人凌遲。全家處死。

朱元璋希望朱家子孫當皇帝的，不要再用劓、剕 ( 刖、臏 )、宮刑等殘酷的肉刑，如果有哪個臣子敢請皇帝用以上這些刑罰的，將本人凌遲，全家處死。然而朱家子孫們將沒有聽朱元璋的話，到明宣宗朱瞻基時還在對士大夫使用腐刑，對普通民眾的重刑則是一直持續到明朝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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