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站在青藏高原看人類文明發展進程

摘要：距今三萬年前人類就登上了青藏高原，但它高海拔的環境仍是人類生存和文化傳播的巨大屏障，並因此形成以青藏高原為原點的不同文化分布——過去一萬年來，人類主要文化體系是圍繞青藏高原展開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人類文化在12000年左右開始呈現顯著的地方特色之後，不同族群並不是停止了交流進程，狩獵採集先民過去六七萬年建立的文化交流通道在這一時期沒有關閉，整體上還在不斷發展。換言之，進入農業定居時代後，地方性和世界性二者並行發展，新石器時代歐亞「草原之路」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的。

歐亞大陸北部長達八千餘公里的大草原，在舊石器時代、彩陶時代、青銅時代都起著重要的文化交流通道作用。長期以來，中國的考古工作者多關注新疆，結果將彩陶等文化因素確定為由東向西傳，殊不知，許多文化因素是通過草原從西向東傳，然後又通過新疆反向西傳——愚昧是狹隘的產兒，真是這樣啊！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宋亦簫教授通過對寧夏水洞溝文化勒瓦婁哇技術、彩陶、冶銅術、家培動植物中的綿羊( 世系B) 、黃牛和小麥等文化因素的綜合考察證明：早期中外接觸通道在中國北方以北的歐亞草原，而不是大家習以為常的新疆綠洲絲綢之路。

宋亦簫教授指出：「中國與世界的早期接觸，可以追溯到極早期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水洞溝文化及其石器製作技術——勒瓦婁哇技術，成為了最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風向標。其後，歷經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和青銅時代，早期中國與域外的接觸持久而活躍。彩陶、冶銅術、家培動植物綿羊( 世系B) 、黃牛和小麥等文化因素，成為中外早期接觸的最醒目標誌，這些文化因子進入中國後，深刻影響了中華早期文化的發展和文明的形成。

「中外早期接觸的通道，在歐亞草原，正是通過它，遙遠的中西亞與中國北方的陝甘寧地區、內蒙古以及海岱地區出現了持久的聯繫和交流。而歷史時期形成的『絲綢之路』，只是到了青銅時代才漸有溝通，張騫通西域後才完善鞏固，逐漸取代草原之路溝通東西的地位。」【6】

四千年以前乃至更早，歐洲到中國就有一條貫通歐亞大草原的文明交流大通道。俄國學者葉蓮娜·伊菲莫夫納·庫茲米娜 (Elena Efimovna Kuzmina)在《絲綢之路史前史》一書中，運用大量的考古資料證實：「在紅銅時代和青銅時代的發展過程中，歐亞草原人群在建立泛歐亞民族和文化聯繫中的中樞地位。」【7】

這條草原大通道到中國後，沿青藏高原的東部邊緣河谷下行，從甘肅南下到雲南，再到緬甸和泰國（這也是為什麼泰國會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出現青銅文化的原因【8】），形成費孝通先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左右提出的「藏彝走廊」，後又被學界較為全面地概括為「藏羌彝走廊」。同時，這個歐亞「T」字形文明大走廊延伸到了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如圖0-8）

圖0-8 歐亞「T」字形文明大走廊——歐亞大草原及藏羌彝走廊；作者製圖。

正是歐亞「T」字形文明大走廊的存在，使得本書論及的太極圖、八卦（角）能夠在東西方之間廣泛傳播——我們將證明，太極圖從西方傳到了東方，而八卦（角）似乎是從東方傳到了西方。

與歐亞平坦的大草原不同，藏羌彝走廊沿高山谷地一路延展開去，相對閉塞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人類文明史上最深厚的歷史文化沉積帶。因此，我們能在彝族這類文化相對發達的古族找到太極圖、八卦的遺存——甚至還找到了相應的經說。

歐亞 「T」字形文明大走廊假說，能夠使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何東西方彩陶在幾何紋飾，乃至複雜圖像上都呈現驚人的一致性？為何半坡陶符與腓尼基字母有二十個以上相同的形態？

早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G.Andersson）在《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書中，就將河南仰韶村、東南歐的特里波里、中亞安諾三個遺址的彩陶作了對比（圖0-9），他指出：「然以河南與安諾之器相較，其圖形相似之點，既多且切，實令吾人不能不起同一源之感想。兩地藝術，彼此流傳，未可知也。誠知河南距安諾道里極遠，然兩地之間實不乏交通孔道。」【9】安氏所指的這個「交通孔道」，大體指青藏高原以北，西伯利亞以南的歐亞草原。

圖0-9 歐亞大陸重要古文化彩陶紋飾比較。圖片來源：安特生，《中華遠古之文化》，袁復禮譯，文物出版社，2011年1月，圖版十三。

除了安特生看到的大量幾何紋，中國彩陶與東歐彩陶的相似之處是多方面的，即使複雜圖案也是這樣。這使得東西方彩陶獨立起源說難以令人信服——因為相對獨立的文化間最明顯的特徵常常是藝術形式的極大不同，如非洲和中國的傳統藝術。

筆者將饒宗頤教授整理的安特生《中國史前史》（1943）一書中的彩陶紋飾，與美國考古學家馬麗加·金芭塔絲（MarijaGimbutas）搜集的古歐洲彩陶紋飾進行比較，能看出東西方彩陶在設計元素上的高度相似性。（圖0-10，圖0-11）

下面兩圖中a部分來自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3月）。b部分來自金芭塔絲《女神的語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3月），注中的頁碼分別對應兩書頁碼。

圖0-10 古歐洲彩陶和中國彩陶紋飾比較。作者製圖。

圖0-11 古歐洲彩陶和中國彩陶紋飾比較。作者製圖。

從年代上看，顯然是西方彩陶文化傳播到了東方。宋亦簫教授進一步論述道：「至於傳播路徑，依據各地彩陶的相似度及存在時間，推定為西亞－中亞－ 歐亞大草原－中國關中，而不是中外學者一直以來認為或作為反駁彩陶西來靶子的新疆、甘肅『絲綢之路』一線。嚴文明先生曾著宏文《甘肅彩陶的源流》，證明甘肅彩陶源於關中，其越往西彩陶出現越晚，從而『否定』了『彩陶文化西來說』，後來新疆彩陶被證實部分來自甘肅，屬時代更晚的青銅時代，再次『堅定』了中國彩陶獨立起源的信念。殊不知，西來彩陶根本就不是走的絲綢之路，而是其北邊的草原之路，率先到達關中後，再分別向東西兩側傳播，向東進入河南、山東，向西進入甘青和新疆。所以我們看到的陝甘新（新疆東部）彩陶越往西越晚，正是因為它們傳自關中的緣故。」【10】

文化的傳播和影響從來就不是單向度的。饒宗頤教授堅持數十年研究陶器刻畫符號，他通過將半坡系陶符與腓尼基字母相比較，（圖0-12）注意到約公元前十一世紀出現的腓尼基字母源自中國陶文，而非一般人所認為的埃及聖書。他寫道：「陶符與腓尼基字母比較表，百分之七十以上實同於漢土仰韶期彩陶上的符號，這說明很可能遠古時期，西北地區閃族人（腓尼基為其中一支——筆者注）與羌人雜處，通過商品貿易，閃族人遂採取陶符作為字母依據的材料。」【11】

圖0-12 半坡陶符與腓尼基字母的驚人相似性。圖片來源：饒宗頤，《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3月，第123頁。

饒氏還指出，舊石器時代石器技術器型已經打破洲際限制，不同文明互相模仿吸收，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打破這一界線，泯除過去所謂『東來說』或『西來說』的舊觀念，東西文化交流上的鴻溝，亟宜加以消除，再進一步尋求彼此間有關聯的線索，這對歷史上廣大的人類文明演進的了解，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必有更重要的收穫。」【12】

饒先生的這個觀點很值得學人三思！

歐亞 「T」字形文明大走廊產生的重要原因是地理因素。它的左下角是被稱為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那是過去340萬年印度大陸板塊向北推進，不斷向亞歐板塊下插，導致陸地隆起的結果。距今三萬年前人類就登上了青藏高原，但它高海拔的環境仍是人類生存和文化傳播的巨大屏障，並因此形成以青藏高原為原點的不同文化分布——過去一萬年來，人類主要文化體系是圍繞青藏高原展開的。（如圖0-13）在青藏高原的北部和東部，異質文明在此不斷融匯積澱，形成了歐亞「T」字形文明大走廊。

圖0-13 人類文化分布示意圖——展現了以青藏高原為原點的人類文化分布。作者製圖。

長期以來，學者們在東西方文化分界的問題上絞盡腦汁，結果又混亂非凡。比如約瑟夫?坎貝爾主張穿過伊朗高原，沿60度經線將東西方分界。他以充滿歐洲中心論的筆調，將世界分為被隔絕，從而也是保守的東方，以及更具創造力的西方。前者包括印度和遠東（中國、日本），後者包括黎凡特和歐洲文化。【13】問題是，伊朗高原從來就是人類交流的大通道之一，怎麼能起到「別同異」的真正作用——交流通道有利於「求同」，又如何「存異」呢？

在這個世界上，周邊既有豐富多彩的文明，又起到巨大阻隔作用的地方，只有地球的「第三極」青藏高原。站在青藏高原上俯視人類文明，我們就會發現：它的東邊是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內聖外王一以貫之的人道文化（道統）；南邊是重內輕外的印度「神-道」文化，但印度的神是「表法」的，以神喻道，闡明天道；西邊是以《舊約》神話系統為基礎的神道文化，包括今天的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北邊自古就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通道，同時在北歐、北亞廣泛分布著薩滿文化。

從人類文化的整體上說，我們可以將美洲土著文化看作東亞文化的延伸，二者在無形精神世界和有形器物方面的一致性過去一百多年來已經得到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著名考古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張光直（1931~2001年）對美洲古文化和中國古文化都有著深刻的了解。生前，他曾一再提及「瑪雅-中國文化連續體」的概念，認為古代中國和古代美洲之間存在著一種祖型文化，這種文化母體在不同地域分頭髮展，但其文化基因卻是相同的。

張先生並沒有否定學界討論已久的，中美文化間的「超越太平洋的傳播」（Trans-Pacific Diffusion），他認為中國與古代美洲文明的相似程度非常廣泛，而二者又相距遙遠，所以即使一直有所接觸，也不會是全面的、連續的，不會產生這麼廣泛的相似性。

他進一步解釋說：「雖然它們起源不同，但中國文明和中美文明實際上是同一祖先的後代在不同時代、不同地點的產物。我把這一整個文化背景叫作『瑪雅一中國文化連續體』。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目前我們對中國文明和瑪雅文明了解得比較清楚，而實際上這個連續體的地理範圍是整箇舊大陸和新大陸，其時間也遠遠超過中國文明或瑪雅文明起源的時間，至少可以早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從這種觀點來講，我們舊石器時代的祖先，他們的文化，尤其是美術、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發達程度，遠遠比我們現在從極有限的考古資料中（通常只有少數的石器類型）所看到的要高得多，而我們對他們的文化水平常常低估。」【14】

那麼，過去一萬多年來人類文化又是何時重新走向統一和「全球化」的呢？學界普遍認為，這發生在公元前的1000年間，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提出的東西方聖哲輩出的「軸心時代」，不過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縮影而已。

但三千年來人類文化的同質性演進不是舊石器時代人類同質文化的再現，用美國歷史學家約翰·R·麥克尼爾的話說，那是一種「複雜同質性」。他解釋說：「人類歷史是一個由簡單同質性向多樣性，而後又朝著複雜同質性的演進過程。在遠古時代的東非地區，我們的祖先們生活在極為簡陋的條件之中，形成了一個個小的群體，僅操著為數不多的幾種語言，所遵循的生存策略也非常簡單。實際上，隨著各個人類群體逐漸地散布到世界各地，更為廣泛的文化多樣性形成了——更多的語言、不同的工具等等。後來，人類發展出更為複雜的社會，這主要反映在各種不同的政治組織形式之上，如部落、酋長國、城市國家和帝國等等。這種趨勢朝著文化差異更大、成分更加混雜，恰似鄰近的互不統一的社會海洋中的幾座孤島的方向演進。然而，這種趨勢並不總是處於持續的狀態之中。在某一時刻，這種趨勢發生了倒轉（本人估計這一時期位於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1年之間）。互動的各種網路使文化的多樣性開始降低，亦即語言和宗教信仰的種類越來越少，政權組織數量越來越少，政冶組織形式也越來越少。隨著諸網路的擴展和融合，複雜性成為一種原則，即新的統一性。最優化的實踐經驗向四方傳播；各個社會都確定了一套相對狹窄的特徵、信仰和制度，它們皆與範圍廣泛的互動網路之中的生活相適應。那些對此予以抵制的社會則被淘汰。多樣性的程度大為降低。這一過程至今尚未完成且始終沒有停止的跡象。」【15】

《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也認為公元前的1000年是人類走向統一的關鍵節點，當然全球融合的主要進程還是發生在過去幾個世紀，特別是500多年前哥倫布「撞上」美洲以後。他認為公元前第一個千年里三種「全球秩序」的建立，是人類文化趨同的直接推動力。它們是：貨幣秩序，帝國秩序以及全球性宗教。他寫道：「公元前的1000年間，出現了三種有可能達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類都『在一起』，都由同一種規則管轄，讓所有的人類都成為『我們』。這三種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種是經濟上的貨幣秩序，第二種是政治上的帝國秩序，而第三種則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16】

尤瓦爾·赫拉利進一步解釋道：「商人、征服者和各教先知是最早跳出『我們』和『他們』這種二元區分的人。對商人來說，全球就是一個大市場，所有人都是潛在的客戶，他們想建立起的經濟秩序應該是全體適用、無處不在。對征服者來說，全球就是一個大帝國，所有人都可能成為自己的屬民。對各教先知來說，全球就該只有一個真理，所有人都是潛在的信徒，所以他們也是試著要建立起某種秩序，希望無論誰都能適用。」【17】

站在歷史的峰頂俯視，孔孟的天下觀與基督教的普世性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它們都是人類建立共同認知體系努力的一部分。人類的文明的統一性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充滿了太多的暴力和血腥，但文明統一似乎是持久和平的唯一希望——但願本書也成為這一偉大進程的一部分。

為了讓讀者更清楚地理解現代智人文化的發展進程，筆者製作了「智人文化演變示意圖」。（如圖0-14）顯而易見，未來人類文化統一的關鍵是西方以《舊約》為基礎的「一神宗教」與東方以中國內聖外王為基礎的「人文道統」的統一。

圖0-14 智人文化演變示意圖——展現了過去六七萬年人類文明演化的大趨勢。作者製圖。

注（略）

（節選自翟玉忠先生《人類文明的基因：人類二元觀念與世界文化的分野》（圖文版），該書由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讀者可以通過噹噹、京東等網站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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