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正林：抗戰時期汪精衛偽政權的輿論傳播策略

文史 03-20

歷史人物的心路是複雜曲折的，青年時代的汪精衛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是一個勇敢的「民主鬥士」，他追隨孫中山，參加同盟會，成為辛亥革命的骨幹。1910 年他因謀炸清攝政王載灃被捕，判死刑，後減刑監禁，武昌起義後獲釋。國民黨廣州政府成立後，作為孫中山得力助手的汪精衛，積極支持和擁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然而在追求權力的道路上，汪精衛放棄了最基本的政治原則。在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汪精衛的「權勢欲」急劇膨脹，他不惜以「做漢奸」為代價，接受日本人的政治誘降，甘當日本人的傀儡。一失足成千古恨，汪精衛為自己選擇的道路，徹底毀掉了他的政治生涯。汪精衛集團公然投敵，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連蔣介石都曾派特務到河內去暗殺汪精衛。已經是驚弓之鳥的汪精衛，為了逃脫輿論的審判，為了掩飾漢奸面目，將媒體作為重要的政治工具，充分利用報刊、廣播、通訊社為自己辯護，開脫自己的罪行。

一、編織傳播網，搶奪話語權

黑格爾認為無論在哪個時代，輿論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盧梭認為輿論是正規法律之外的法律。奧地利心理學家賴希認為，「希特勒把握了群眾，以十足的蔑視態度想靠群眾的幫助來實行他的帝國主義。」［1］( 6) 對輿論的重要性，汪精衛體會在心，因為他的政治生涯是和輿論宣傳密切聯繫的。1905 年當《民報》和《新民叢報》就「革命」與「保皇」展開激烈論戰時，「他才思敏捷，議論縱橫，敢說敢為，鋒芒畢露地與改良派展開激烈的論戰。」［2］( 18) 他在《民報》上所發的政論，不僅為革命派爭取了民意，而且也讓自己聲名遠揚。清政府得知他的文章內容後，曾出重金懸賞他的人頭。其後他在追隨孫中山先生的時候，一直把輿論宣傳作為自己的一項重要工作。汪精衛一生風雨沉浮，但在權力鬥爭中卻始終是蔣介石手下的「敗將」。於是，當全民族抗戰打到最艱苦的時候，他利欲熏心走上了叛國之路。荀子說「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輿論曾讓汪精衛成為「革命鬥士」，但是當他喪失良知時，輿論也將他釘在了「漢奸」的恥辱柱上。面對撲面而來的輿論壓力，汪精衛早有準備，他通過精心謀劃，編織起龐大的傳播網，期望用權力的力量控制傳播渠道，搶奪公共話語權。

1. 以香港為核心組織叛國輿論

控制傳播渠道是控制輿論的重要手段。汪精衛深知傳播渠道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曾親自、或通過親信創辦各種報刊，以組織有利於自己的輿論。如1911 年他獲釋後，當選為同盟會京津分會會長不久，就創辦了《民意報》; 1928 年他為了和蔣介石較量，通過親信陳公博、顧孟余創辦《革命評論》和《前進》周刊，大造輿論要改組國民黨。而香港是汪精衛集團的一個宣傳中心，在香港他們設立了御用宣傳機構《南華日報》和蔚蘭書店，並由他的親信林柏生把持。《南華日報》創刊於1930 年2 月，林柏生任社長。蔚蘭書店是國民黨在抗戰期間建立的「藝文研究會」的香港分支機構「國際編譯社」的對外名稱，由林柏生主持，出有《國際周報》、《國際通訊》、「國際叢書」等。

武漢、廣州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此時，日本人明顯感到戰線延長，兵力不足，資源匱乏，財政困頓。於是日本人調整了對華政策，「由過去對國民黨政府實行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的方針，改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方針。」［3］( 305) 1938 年7 月12 日，日本五相會議決定《伴隨時局的對華策略》中說: 「在使敵之抗戰能力崩潰的同時，為使中國現中央政府倒台和蔣介石失勢，進一步強化現在實行之計劃。」其中策略的第一條是: 「啟用中國一流人物，削弱中國現中央政府及中國民眾的抗戰意識，並釀成建立鞏固的新興政權之氣勢。」［4］( 551) 在日本人的政治誘降下，汪精衛從重慶出逃至河內，公開叛國。

汪精衛一夥叛國後，首先開動香港的御用宣傳機器，兜售他們的反動言論。1938 年12 月22 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要求: ( 1) 中國放棄抗日「愚見」，「與滿洲完全修復邦交」; ( 2) 「在東亞之天地，不許國際共產黨勢力存在」，故需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在該協定繼續有效期間，要求承認日本軍在特定地點之防共駐屯; ( 3) 中日提攜合作，在經濟利益和資源開發利用上，「向日本積極地提供方便」。［4］( 654) 對日本人的誘降書，汪精衛很快做出了反應，迫不及待地發表聲明回應日本政府。由於顧孟余的反對，該聲明推遲了一天發表，刊登在12 月31 日的《南華日報》上，但日期用的是「29」日，並作代論發出，該日代電韻目為「艷」，故汪精衛此次聲明簡稱「艷電」。31 日，《南華日報》還配合「艷電」發表社長林柏生撰寫的社論《汪先生之重要建議》。此後汪精衛集團以《南華日報》為中心，以《天演日報》、《自由日報》等為補充，圍繞「和平運動」與抗戰派進行了激烈論戰。汪精衛的投敵言論不僅激起了民眾的憤怒，也遭到了他們所控制的報社員工的唾棄。1939 年1 月2 日，香港民眾搗毀了《南華日報》社; 1 月17 日，林柏生被刺受傷; 8 月13 日，三報全部工人82 名，以個別辭工的方式離開報社，致使三報被迫停刊2 個多月。

2. 以上海為重點搶奪輿論陣地

1939 年4 月25 日，汪精衛在日本的保護下從河內到達上海，不久親赴日本會談，雙方確定: 「汪精衛同意華北、內蒙、長江下游、華南等地都由日本直接控制，日本則同意由汪精衛組織一個形式上『統一』的漢奸中央政府。」［5］( 321)

香港偏居一隅，在香港進行賣國宣傳，其產生的效果遠不及內地，於是汪精衛一夥將上海作為散布賣國輿論的第二站，開始搶佔上海的輿論陣地。1939 年4 月，林柏生等從香港來到上海，與先期抵達的周佛海一夥匯合，在上海開始了辦報活動。5 月汪精衛本人在日本人的保護下登陸上海。賣國主力軍到達上海後，一面籌辦自己的報館與印刷所，一面收買其他報館與文化機構的人員，迅速在上海建立起汪派控制的宣傳陣營。

汪精衛控制的宣傳機器中，《中華日報》和中華通訊社是「司令部」。《中華日報》是汪精衛擔任國民黨行政院長期間，挪用鐵道部公款於1932 年4 月創辦的御用喉舌，社長是林柏生。上海淪陷後該報停刊。1939 年7 月10 日，汪偽集團復刊了《中華日報》，並作為他們的中央機關報。該報後來成為汪精衛集團及其本人的重要輿論陣地，他們的大量活動和言論是通過《中華日報》傳播出來的。但《中華日報》也遭到上海人民的反對，多次受投彈襲擊。1939 年11 月3 日，汪偽集團又以林柏生為社長創建了中華通訊社。

3. 以南京為中心編織漢奸傳播網

1940 年3 月30 日，以汪精衛為首的一小撮民族敗類終於粉墨登場，在南京成立了偽「國民政府」，並被日本侵略者指定為全國性政權。偽政權在侵略者的扶持下，在華中、華南淪陷地區建起了一個龐大的傳播網路。他們一邊以「中央政府」的名義，接收、改組其他偽組織報紙; 一邊動手新辦了一批報紙。「據《申報年鑒》統計，汪偽政權建立之後，華中淪陷區計有報紙68 種，華南7 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南京的《中報》、《中央導報》、《民國日報》，上海《平報》和廣州的《中山日報》等。」［6］( 293)

1940 年5 月11 日，偽宣傳部將中華通訊社與原「維新政府」所屬的中華聯合通訊社合併，成立了「中央電訊社」，隸屬宣傳部。由宣傳部長林柏生兼任理事長，總社在南京。其後在東京、香港、上海、廣州、武漢等地陸續建立了分社，到1941 年6 月建成了20 多處。該社名義上是全國新聞通訊的最高統制機構，而實質上是日本同盟社的一個分支，受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控制。1940 年12 月，中央通訊社第二次理事會遵循日方旨意，特聘日本同盟社古野氏為名譽理事。

1941 年下半年後，由於戰爭的曠日持久與日偽經濟的日益拮据，汪偽政權調整直屬報紙，收縮規模，強化政治統治。其具體做法是將報紙分甲、乙、丙三級，然後根據報紙級別的不同，規定各報的編輯方針，控制對各報新聞紙的供應。

日本人在佔領南京後，於1938 年開播偽「南京廣播電台」，進行「中日親善」、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欺騙性宣傳。汪精衛投敵後，偽「南京台」成了日汪鼓吹「和平運動」的工具。汪偽政權建立後，於1941 年2 月成立了「中國廣播事業建設協會」，負責接收了各地的日軍電台。3 月26 日，他們導演了一出日本軍方將廣播事業交還給汪偽政權的醜劇。該會在接收日軍電台後，混淆視聽，蒙蔽輿論，將偽「南京廣播電台」改稱「中央廣播電台」，呼號也定為「XGOA」，與重慶國民黨中央台的台名和呼號一樣。其後，汪偽政權還在上海、漢口、杭州、蘇州和蚌埠等地建起了地方電台。

二、汪精衛親自挂帥，筆和嘴並用

傳播學告訴我們，對於相同的內容，地位越高的傳播者，其傳播效果大於地位低的傳播者。尤其當眾，而且一直以國民黨的「領袖」自居。因此，當國內輿論唾罵他「賣國」時，他坐不住了，親自披掛上陣，想用自己的傳播技巧來化解輿論對他的圍剿。汪精衛在為自己辯護的時候，利用的最主要的兩種傳播載體就是文字和語言。

1. 筆耕不輟，偽作連篇

如果拋掉政治因素的話，汪精衛是個有才華的詩人和出色的演說家。早年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他以自己的寫作才華而得到革命者的認同。1905 年11 月26 日，在《民報》創刊號上，他發表了重稿件《民族的國民》，影響很大。其後跟隨孫中山下南洋，從事報刊活動一直是他的重要工作。1908 年他還在新加坡任過《中興日報》主筆。只是到1926 年後，他才逐漸蛻變成一個追逐權勢、玩弄權術的政客。在抗日戰爭開始後，他萌生投降思想，後來做了漢奸。在這個過程中，他拿起自己的筆，「辛勤耕耘」，炮製出大量文章。蔡德金、王升編著的《汪精衛生平紀事》按日記錄了汪精衛一生的活動，根據這本書的記載，從1938 年到1941 年，汪精衛在報刊上發表的主要文章如下:

從表中可以看出，在1939 年、1940 年，汪精衛本人的寫作達到了一個高峰。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汪精衛做漢奸後，他的人生進入了一個最艱難的時期，因此他要跳出來，以說服民眾認為他是清白的;同時，他也要向國人宣傳他的政治主張，向日本人溫言獻媚。在這一階段，汪精衛東奔西走，也可謂「顛沛流離」，但是他還是寫了大量文章，和發表了大量演說，因此可以說汪精衛是「勤奮」的，可惜他的「勤奮」用錯了地方。汪精衛投敵後，他所把持的輿論陣地，最主要的是《中華日報》，他的大部分文章和幾乎全部的演講稿、廣播稿都是由《中華日報》刊登的。

2. 遊說不斷，謊言成堆

除了利用文字傳播以外，汪精衛還充分發揮自己的語言天賦，通過與記者見面、舉行記者招待會和發表廣播講話，直接出面闡述自己的觀點。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用自己的嘴四處遊說，「嘔心瀝血」地為自己洗刷罪名。

汪精衛的語言天賦年輕時就早已表現出來。1907 年，同盟會領導的萍瀏醴起義失敗後，清政府與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並引渡孫中山回國。3 月4 日，孫中山偕胡漢民、汪精衛等離開東京前往南洋。在南洋，他們在華僑中宣傳革命道理，闡述同盟會宗旨，鼓動更多的群眾支持反清革命。汪精衛在這新天地里，第一次發揮了他的演說天才。在各種演講中，他能把革命道理講得深入淺出，形象生動，富有煽動性，能使人信服。並且他善於控制會場，使演講高潮迭出，為革命獲得了不少的掌聲，也為革命籌措了大量的活動經費。在檳榔嶼的一次演說中，他的演講甚至吸引了當時還是中學生的富商小姐陳壁君。對於汪精衛的口才，「連胡漢民都這樣讚歎: 『余前此未嘗聞精衛演說，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說天才，出詞氣動容貌，聽者任其擒縱。餘二十年未見有工演說過於精衛者。』」［2］( 23)在叛國前後，汪精衛利用各種機會與新聞界接觸，有意識地通過自己的演說才能，來矇騙新聞界。尤其在叛國後，他為了擺脫在輿論上的不利地位，發表了大量的廣播講話，並不失時機地和記者見面，接受新聞界的採訪。但是，再華麗崇高的辭藻也掩蓋不了他在政治上的野心和貪婪，汪精衛再「口若懸河」也改變不了國人對他的看法，更挽救不了他失敗的命運。

汪精衛從1937 年到1942 年期間，接見記者、發表演講、做廣播講話，已經成了他的自覺行為。每到重大事件的時候，他都會出來發表一通看法。瓦爾特·蒙代爾指出: 「總統左右宣傳工具的權力方面最重要和最危險的變化是總統控制了電子宣傳工具」［7］( 184) 在抗日戰爭時期，廣播電台已經有所發展，汪精衛抓住這個「現代化」的媒體，不斷搞廣播政治。但是，汪精衛雖然有些風度和號召力，但他缺乏當領袖應有的氣質，他感情易於衝動，缺乏果斷的魄力，當進不能進，當退不能退，結果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甘當日本人的走狗。從上表中可以看出，當偽政權建立後，汪精衛招待國內記者的機會減少了，而接見外國媒體、尤其是日本媒體的機會卻在不斷增多。因為汪精衛要通過媒體向他的日本主子表示自己的忠心。

三、宣傳內容: 兜售「和平運動」

早年的汪精衛曾思想清高，「恥於為官」。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曾電請汪精衛入京當高等顧問，但汪辭不就任。為了表示輕視名位、淡泊明志，他在接受了袁世凱贈送的一大筆程儀之後，帶著新婚妻子及隨從到歐洲去瀟洒走一回。1912 年1 月，他還與吳稚暉、張繼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進德會」，「鼓吹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2］( 50) 然而，在後來的政治生涯中，汪精衛卻權心不死，利欲熏心。為了獲得最高權力的位置，他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當廣州、武漢淪陷後，他認為中國必然亡國，於是他開始了政治投機，以「和平建國」領袖自居，開始了漢奸之旅。他開動自己控制的宣傳機器，圍繞「和平運動」大肆叫囂。真實性是達到傳播效果的基礎和前提，汪精衛無視日本侵略者的殘忍、邪惡和狡詐，卻站在「和平」的角度去包裝日本侵華罪行，當然會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可以說，汪偽的傳播是沒有說服力的傳播，是缺乏內核的傳播，是「空心化」傳播。從總體上看起來，汪偽宣傳圍繞「和平運動」進行了以下一些傳播。

1. 以「國家利益」為幌子

「有時候，無所顧忌的政治野心家們會厚顏無恥地宣稱他們是在追求正義，」［8］( 5) 汪精衛也不例外。他以「國家利益」為借口，製造歪理邪說，證明其行為是正當的。在這裡「國家利益」成了他踐踏人間正義、擴大權勢的借口。

1939 年7 月9 日，汪精衛在上海發表了廣播講話，題目是《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這次講話被日、汪視為「開始實際和運工作之宣言」。在這篇文章中，汪精衛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厚著臉皮說自己的行為是為了「國家利益」，將自己邪惡的行為說成是正義的、合法的。他甚至在文章中這樣問道，「試問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戰的結果會怎麼樣?這不是以國家及民族為兒戲嗎?」［9］他認為戰必亡國，只有跟著他投降才有出路。他無恥地說: 「甲午戰敗，是一件極不幸的事，然而當時的滿洲政府，還算是有愛國心的，戰敗了，就承認戰敗，講和的結果，雖然割地賠款，卻還保住大部分未失的土地人民主權。如今呢，戰敗不承認戰敗，和一個賭鬼似的，越賭越輸，越輸越賭，寧可輸個精光，斷斷乎不肯收手。這不是比起當時的滿洲政府還沒有愛國心嗎?」［10］把「賣國行為」當作「有愛國心」，把「全民族抗戰」比喻成「賭鬼賭博」，虧汪精衛能想得出來。在這裡，「民族利益」、「愛國心」這些辭彙被汪精衛糟蹋了。不僅如此，他還荒唐地說，「我時時刻刻準備著以我生命，換取同胞的生命; 以我的自由，換取同胞的自由」。［11］

2. 散布悲觀、投降論調

汪精衛叛國源於他的悲觀論調，他認為中國在日本人面前，無力抵抗，只有俯首稱臣，才能苟延殘喘。早在1936 年初，他從歐洲回來就贊同周佛海低調俱樂部觀點，大談「安內為攘外的先著」的反共論調，並逐漸取代周佛海，成了低調論的領唱。1938 年，他在對英國記者談話中公開宣稱: 「如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礙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討論基礎。」［3］( 306) 1938 年11 月3 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 第二次近衛聲明) ，希望中日合作共同分擔「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聲稱: 「如果國民黨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日本人想分離抗日陣營的圖謀，終於讓汪精衛動了心思。12 月22 日，日本政府發出第三次《近衛政府對華聲明》，提出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此時汪精衛已迫不及待了，他發表了「艷電」，「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從而公開走上了投降的道路。汪精衛投敵後，仍然不斷散布悲觀論調，打擊中國軍民的抗日士氣。他認為「蔣現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並且不足以控制共產黨」，抗戰只會帶來「許多痛苦」、「許多犧牲」。他主張「不如學劉坤一、張之洞之保障東南，李鴻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國聯軍槍桿之下，成立和議，或者還可以補救一些。」［9］

3. 鼓吹「和平運動」

汪精衛投降論調的中心話語就是「和平建國」、「和平運動」理論。偽政權建立後，他繼續鼓吹「和建運動」，認為「中國現在除了和平，沒有出路」，並特彆強調要「對國民心理進行根本改造」，並將加強心理建設確立為文化宣傳的基本方針。他高呼: 「我們相信，我們熱烈相信，和平運動的理論，已經成熟，和平運動的成功，必然到來。」［12］

其實，汪精衛反覆嘮叨的「和平運動」沒有什麼新東西，就是要中國人民放下武器，甘受日本人的蹂躪。他說抵抗只會「把民眾趕上了死絕的路上去」。而對和平道路，他是這樣策劃的: 「只要……接受日本關於和平的聲明，那麼全國停戰，立即可以實現，跟著和平談判，就可以開始。」並進而「全國所渴望的撤兵，必可以做到。」「如果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著軍隊的人，能有贊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則日本軍隊必不會進攻。」［11］汪精衛僅僅根據日本人的聲明，就想讓中國人民天真地相信，日本人是中國的救星，「和平的條件，無害於國家之獨立自由」。然而，飽受日本屠殺的中國人，已經看清了日本人的嘴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只會讓他在漢奸的路上越陷越深。

4. 污衊中國共產黨

為了欺騙人民，汪精衛瘋狂攻擊堅決抗日的中國共產黨，污衊游擊戰是流寇的別名。他說共產黨「受了第三國際的秘密命令，將階級鬥爭的招牌收起，將抗日的招牌掛起，利用中國幾年來的民族意識，挑動中日戰爭，這種大當斷斷乎上不得的……。」［9］他說共產黨「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國際的命令，要把中國來犧牲，犧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犧牲的人數越多越好，犧牲的時間越長越好。中國固然犧牲個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創傷，這在第三國際看來，真箇是一舉兩得。」日本侵華是要「建設東亞新秩序」，其著眼點是「排除侵略主義、共產主義，使不得為禍於東亞也。」［13］( 197)

5. 以「孫先生的遺志」為招牌

由於利欲熏心，汪精衛放棄了最基本的道德規範，用卑鄙、齷齪的方式來欺騙民眾，甚至還厚顏無恥地想撈取正直誠實的好名聲。為了給自己的醜惡嘴臉抹一點油彩，他抓住「孫先生的遺志」不放，造謠自己是孫中山先生事業的繼承人。他說「十四年間，孫先生逝世，我繼承遺志，主持國民政府，……兢兢業業，不敢少變。」［9］他甚至說日本提出的「建立東亞新秩序」就是孫中山提出的「大亞洲主義」，日本提出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都是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

6. 討好日本侵略者

汪偽報刊在偽國民政府建立前，以鼓吹「和平建國運動」為主調。但是建立傀儡政權後，汪偽政權又增加了一個宣傳任務，那就是認敵為友，鼓吹與販賣「大亞洲主義」，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為日本侵略活動張目。為此汪精衛反覆聲稱對日冤讎「宜解不宜結」，鼓吹「新國民運動」、「東亞聯盟運動」，加強親日教育，為日本主子效犬馬之勞。

在《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一文開篇，汪精衛就盜用孫中山的名義說: 「總理孫先生告訴我們: 『中國革命的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這句話意義重大。」在第二段開頭「中國革命若要成功，必須使日本知道，中國革命之成功，於日本有利，這不是權謀策略的，而是誠意的。」他把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竟然說成「因為一個國家對於另一個國家，因為利害相同而相結合，絕對不是有損主權。」「日本既然聲明，對於中國沒有侵略野心，而且伸出手來，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親密合作，中國為什麼不也伸出手來，正如兄弟兩個廝打一場之後，抱頭大哭，重歸於好? 這是何等又悲壯又歡喜的事?」要求中國人民「先責備自己然後再責備他人」。［9］

四、汪偽政權對媒體的迫害與管制

汪偽集團一方面加強自己的輿論宣傳，另一方面對其他媒體進行管制。

1. 殘酷迫害報刊和報人

1939 年5 月，汪精衛漢奸集團到達上海，為了推行「和平運動」，組織偽政府，他們首先控制輿論，打擊抗戰言論，壓制民眾的愛國意識。汪偽集團將敢於和他們對抗的報刊視為「眼中釘」，經常僱傭流氓、打手迫害手無寸鐵的報人，其中迫害新聞界的最主要力量是76 號特工總部。76 號指使大批特務衝擊《中美日報》和《大美晚報》: 特務們搗毀了《大美晚報》的排字房，打死打傷各一人; 搶去7000 余份《中美日報》，向報社投擲兩枚手榴彈( 未爆) 。但《中美日報》並沒有被嚇倒，堅持出版到1941 年冬，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英法租界，《中美日報》才被汪偽封閉。《大美晚報》被76 號搗亂後，仍然堅持抗日，尤其是副刊編輯朱惺光( 亦稱朱惺公) ，堅強不屈，在副刊上連出四期《菊花專輯》，以菊花比喻抗日戰士的氣節。接著他又編髮了《民族正氣———中華民族英雄專輯》和《漢奸史話》，歌頌文天祥等民族英雄，鞭撻秦檜等歷代漢奸。76 號在寄恐嚇信沒有效果的情況下，於1939 年8 月30 日將其殺害。朱惺光的死並沒有動搖《大美晚報》抗日的立場，於是1940 年7 月19 日特務們又暗殺了《大美晚報》的總編輯張似旭。幾天後，總經理李駿英又被暗殺。但《大美晚報》沒有被壓垮，他同樣堅持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租界時才關閉。

2. 建立報刊管理制度

汪精衛偽政權建立後，立即建立和頒布一系列新聞法規來管理報刊( 如下表) ，使他們對報刊的統制披上「合法」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凡是與遷至重慶的國民政府頒行的新聞法律法規同名的，均名之為『修正公布』，以圖掩蓋其偽法統的實質。」［14］( 230)

和蔣介石不同的是，汪偽政權有兩個宣傳部，即偽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和偽國民政府宣傳部，偽政府宣傳部設在行政院內。不過兩個宣傳部是合署辦公的。而在蔣介石政權中，政府宣傳部的職能是由內政部承擔的。汪偽政權規定，創辦報刊必須要向偽政府宣傳部申請，同時，相關法規中對報刊創辦條件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儘管汪偽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報刊的法規，但是他們仍然會根據自己的好惡，隨時禁止或限制報刊刊載內容。汪偽勢力的「苦心經營」，終於使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個所謂的「代表國家的計劃新聞制度」。不過，無論他們怎樣建設，偽政權的法律、法規都擺脫不了壟斷性和傀儡性的特點。

1941 年2 月，日本侵略者宣布向汪偽「交還」廣播事業管理權，隨後，汪偽政權建立了偽中國廣播事業建設協會、偽宣傳部廣播無線電台管理處等有關廣播事業的管理機構，頒布了《改組廣播無線電台計劃草案》、《廣播無線電台條例草案》、《廣播無線電台登記註冊規則草案》、《廣播無線電台播音節目審查辦法草案》等一系列法規。這樣，汪偽集團在淪陷區內實現了對新聞事業的全面管理和鉗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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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汪精衛. 敬告海外僑胞［N］. 中華日報，1939 － 07 － 11.

［11］汪精衛. 怎樣實現和平［N］. 中華日報，1939 － 08 －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