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代香港人，還能不能創造出新的文化？
陳冠中有一篇文章叫做《我這一代香港人》，裡面描述了現在香港人普遍的價值觀念和生存狀態：
我們整個長期教育最終讓我們記住的就是那麼一種教育：沒什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擅隨機應變，什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們愛錢。
當你踏上香港的土地，你會有這樣的體驗：香港有著井然有序的辦事流程、客氣有禮的服務態度、舒適沁涼的冷氣、裝飾奢華的商場、擠擠挨挨的港鐵站和匆匆忙忙的腳步。
這是一個發達並忙碌的城市，在這裡，你可以享受到一切合乎個人權益的服務，可以買到最國際化的品牌。可是，當你想在人流中找到一處可以暫時安置心靈、感受生活的地方，會發現，幾乎無跡可尋。
沒錯，客觀的想想，根據調查，香港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時間已經達到50.12小時，他們哪有時間去駐足停留？追求效率和質量，就必須要付出相應的代價。
可是，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文化，就是在停留、思考中醞釀而出的。英國詩人德萊頓逗留在倫敦威爾咖啡館中，通過咖啡聚會，確立了從威爾咖啡館一直傳播到文學界的文學鑒賞標準。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在蘭亭停留，觥籌交錯間寫出了舉世名篇《蘭亭序》。小說家海明威流連於西班牙CHICOTE酒吧，感慨其殘酷激烈的內戰，寫下了著名的《第五縱隊》等一批描寫戰爭的作品。
在人生道路上行走，速度太慢會看不到風景的全部，最後捶胸頓足，懊悔不及；但如若速度太快，也會抓不住生命的脈絡，永遠在追趕時間，活得迷茫而機械。在這種群體的迷茫、機械中，文化就很難出現新的萌芽。
從香港的歷史上看，它的文化根基實際上是十分牢固的。作為一個擁有特殊歷史的邊陲城市，在主體地區不斷動蕩之時，它成了一個類似世外桃源的地方，無數人逃生於此，人才和資金大量湧入，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也因此被帶動。1972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逃生過來的學者們開設了書院，教了許多學生，將傳統的祖輩文化與下一代進行了緊密連接，並留下了很多珍貴書籍。現在，這些書籍就珍藏在香港各個大學和圖書館之中。
既然文化聯繫是延續的，那麼要想誕生新的文化，讓香港文化綿延下去，就必須轉變生活節奏和態度，改變迷茫機械的現狀。「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的群體思想，應該出現一個質的改變，邊走邊看，動靜皆宜，才是最健康的狀態。只有在這種環境下，無論是咖啡館文化、酒吧文化，還是傳統的文人集會，才能夠產出新的文化成果，為香港帶來新的文化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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