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商聖」范蠡：忠以謀國，智以保身，商以致聖——《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35）「商聖」范蠡：忠以謀國，智以保身，商以致聖——《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中曾濃墨渲染了被後世奉為「商聖」的范蠡的一個「傳奇故事」，其梗概如下：

范蠡輔助滅吳後歸隱，發家致富，世人號稱陶朱公。其有三子，「中男殺人，囚於楚」，次子殺人被囚於楚國。按照當時的社會「風氣」，陶朱公覺得自己的兒子雖然該死，但不應「死於市」，因為「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在當時，有錢人是可以通過錢財免於死在鬧市之中。於是他便派其第三子帶著千金前往楚國救人。然而，他的大兒子覺得自己作為長子更有責任親自前往去營救弟弟，所以請求范蠡讓自己代替三弟前往楚國。但范蠡卻不同意讓長子去。於是長子便在其母親（是不是西施待考）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幫助下，最終使得父親把這一關係家族榮譽的光榮使命交給他了。

按照范蠡的安排，長子只需去楚國找到他的老朋友，一位名叫庄生的楚國「名士」，送上「千金」之禮，便能解救次子於牢獄之中。果不其然，庄生「受千金」後答應了「請託」並讓范蠡長子趕緊回家。然而，自做聰明的長子害怕庄生不能解救弟弟，不但沒有離開楚國，還通過楚國另一個貴族打聽弟弟的消息。這時候，庄生通過其「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了楚王，準備以大赦天下之囚的方式營救范蠡次子。結果范蠡長子聽到楚國要「大赦」的消息，以為弟弟可以不通過庄生的營救便能逃脫牢獄之災，所以又返回去找庄生想把千金要回來。事實上，庄生本來也沒想受「千金」，他原本是想把范蠡次子營救出來後再退還給范蠡。但一旦范蠡長子拐回來贖要千金，他便覺得「很沒面子」（作為中國「士人」的通病），於是又找楚王說了個理由，結果楚王直接下令把范蠡的次子殺了，然後再宣布大赦。此時范蠡長子傻眼了，無奈只好帶著弟弟的屍體回家了。

此時，陶朱公才告訴大家為何讓三子去營救：因為長子曾和他一起吃苦打拚，過了很多苦日子，所以捨不得千金。反而是三次自小生活優越，視錢財如糞土，只有派他去送千金才會成功。

這個故事成為後人讚揚范蠡是一個善於識人用人的「智者」而被流傳千古。

本文主人公范蠡的祖上，即上篇所說的「范氏三英」。但發展到他父親這一代，已經流落到楚國，成為一介寒民。在當時的楚國，如果不是貴族，即使學富五車，也很難有發展機會。史載范蠡出身貧寒，但聰敏睿智、胸藏韜略，少年有志，時人未知。《越絕書》里說他「一痴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經常「被髮佯狂不與於世」。《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則說他「佯狂倜儻負俗」——假裝瘋癲，很洒脫，與一般人的行為不一樣。時任楚國宛縣縣令文種同樣胸懷大志，並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者，共謀大業。他認為「狂夫多賢士，眾賊有君子」（語見《越絕書》），所以親自登門拜訪范蠡，在遭到范蠡惡作劇戲弄後，文種堅持拜訪並最終感化了范蠡。兩人終於「抵掌而談」、「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

大約在公元前511年，約25歲的范蠡和文種一起離開楚國，踏上了謀國「創業」之路。他們先是來到吳國，結果發現吳國已有兩位名人——伍子胥和孫武。他們深知，有這兩個人在吳國主政，他們的才華便難以施展。於是他們把目光轉向當時力量相對較弱、人才匱乏的越國。

說到越國，還要交代一下當時的「國際大背景」：春秋末年，晉、楚、秦、齊四大國都陷入混亂，晉國為了對抗楚國，從國家戰略出發，開始努力拉攏在當時還很不起眼的江東小國吳國，而時任吳國首領的闔廬在晉國的大力扶持下，加上有伍子胥、孫武等人的大力幫助下，很快得到了發展壯大，並一度入郢滅楚。而當時比吳國更加弱小和落後的越國，還算是未開發的蠻夷之地。越國首領勾踐雖然是一個紈錮子弟，但也想使越國繁榮強大並最終走出被吳國遮蔽的「問鼎中原」之路。而他也需要傑出的人才來輔佐他實現「越國夢」，於是，他欣然接納了文種和范蠡，而越國也就此走上了「強國之路」。

公元前496年，吳王闔閭率軍攻打越國。在范蠡的籌劃和幫助下，越國面對入侵之敵，奮起反擊，並在檇李（今浙江嘉興）之戰中大敗吳軍，吳王闔廬在交戰中被擊中腳趾，最終因傷勢過重，不久死去。吳王闔閭死前，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語出《史記·越王勾踐世家》）

公元前494年，勾踐聽說吳國日夜演練士兵，準備向越國報仇，便打算主動出擊，先發制人。范蠡極力反對，認為吳國秣馬厲兵，越國決不是其對手，盲目開戰必然凶多吉少。

果然，不聽勸告的勾踐很快遭遇會稽山之敗，本來就很弱小的越國經此一敗，立即處於亡國邊緣。此時，范蠡又力勸勾踐答應吳國的任何條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而「心太軟」的吳王也沒有聽從伍子胥「今不滅越，後必悔之」的遠見之論，罷兵而歸。

按照吳越雙方議和條件，越國戰敗兩年後，越王勾踐帶著妻子到吳國為奴僕。勾踐本想帶文種一起去吳國，范蠡則主動提出隨勾踐同行，他說：「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由此可以看出，范蠡不但對自己有著清醒的認識，而且是一位「敢於擔當、勇於犧牲」的忠誠之士。

在吳國「服役」期間，吳王夫差看到范蠡人才難得，想勸他離開勾踐，降吳為臣。而范蠡卻回答夫差道：「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令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

據說在吳國期間，一次夫差病時，范蠡還勸說勾踐運用「嘗便試病」、「降身為鐙」等下作手段以迷惑夫差。這出由范蠡導演、勾踐出演的「春秋戲劇」，最終成功感動和迷惑了吳王夫差。他開始對勾踐君臣動了惻隱之心。今天的我們知道，在任何一場政治鬥爭中，一旦摻入了個人感情，必然會導致悲劇的結果。

成功返回越國的勾踐君臣開始按照范蠡和文種的謀劃展開了長達二十年「卧薪嘗膽」式的復仇計劃。范蠡建議勾踐勸農桑，務積穀，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先抓經濟，繼而親民，穩定社會。施民所善，去民所惡。協調內部關係，內親群臣，下義百姓。有人生病，勾踐親自去慰問。有人去世，就親自去辦喪事。對家裡有變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措施使得越國百姓安定，國力銳增。

為了提高軍事力量，范蠡還重建了都城。在建城過程中，范蠡建了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給吳國看的，而大城則建得殘缺不全，尤其是面對吳國的方向，不築城牆。這樣就迷惑了夫差。范蠡還很重視軍隊訓練，為了提高士氣，增加戰鬥力，越國組織了敢死隊，並以最高金額獎勵軍功。在此期間，為進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給他珠寶和著名的美女西施，既討夫差歡心，又消磨其意志。

公元前476年，伐吳條件終於成熟了：吳王夫差正傾全國之力，北上中原爭霸，其國內僅有太子率領老弱留守。范蠡建議勾踐立即興兵伐吳。公元前473年，吳軍國內守軍全線崩潰，引軍回國的吳王夫差兵敗如山倒，只好派出使者向勾踐乞和，希望勾踐也能像20年前自己對他那樣寬容，允許保留吳國社稷，而自己也會像當年的勾踐一樣倒過來為之服役。勾踐動搖了，這時范蠡站出來，陳述利弊，堅定了勾踐滅吳的決心。據說夫差自殺之時，想起伍子胥當年的勸導，認為自己無顏在九泉之下見到被自己殺害的伍子胥，遂以蒙面方式而自殺於姑蘇之台。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滅吳後，范蠡根據長期觀察，認為勾踐的性格是「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便裝其輕寶珠玉，和自己的幾個心腹家人乘舟浮海以行，和越國相忘於江湖。

范蠡離開越國之前，還請好朋友文種和他一起退隱，並留下了一段名言：「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良犬烹」（語出《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但文種不聽。稍後勾踐果然賜文種一劍後說了一句讓人心生寒意的名言：「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語出《史記·越王勾踐世家》）」文種無奈，含恨自殺。

相傳范蠡浮海出越，先到了齊國，化名為鴟夷子皮，和他的兒子家人們一起，在齊國的海濱選了一塊地開墾創業。沒過幾年，又置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請他出任郷相之官。范蠡喟然嘆道：「居家只致干金，居官則至卿相，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詳（語出《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與知友鄉黨而去。

一身布衣的范蠡第三次遷徙至陶（今山東肥城陶山，或山東定陶），在這個居於「天下之中」（陶地東鄰齊、魯；西接秦、鄭；北通晉、燕；南連楚、越）的最佳經商之地，操計然之術（根據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人棄我取、人取我予，順其自然、待機而動）以治產，沒出幾年，經商積資又成巨富，遂自號陶朱公，司馬遷對此曾贊稱：「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史記·貨殖列傳》同時還稱讚范蠡能「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擇人而任時」。

范蠡之所以被後世一致尊為「商聖」，是因為《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了他在經商中的許多「經典作法」，至今仍是經商者必備的基本「理論指導」：

他提出了「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商品價值理論，認為只有把「時」和「用」這兩者的關係搞清楚，才能充分提高各種貨物的價值並獲取利潤最大化；並特彆強調「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把把握時機、運用時勢作為經商的最高原則。

他提出了「貴出賤取」的營銷理論，認為當商品價格漲到最高點時，要果斷出手；而當商品價格跌落到最低點，要像珠玉一樣買進。

他提出了「三八價格」理論，認為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就不會經營糧食商品；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就不會去發展農業生產。商人與農民同時受害，就會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最好的辦法就是由政府把糧食價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間，這樣農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時獲利，這一理論至今仍然是許多國家進行商品價格指導的「理論根源」。

他提出了「積著理論」，指出要合理地貯存商品，加速資金周轉，保證貨物質量，成為後世建立「常平倉」的理論基石之一。

他提出了「待乏論」，主張把握商機，候時轉物，不要人等貨，應讓貨等人。要準備別人沒有的或想不到的貨物（人無我有），這樣才能在市場上佔據優勢。

比如，他提出了「薄利多銷」理論，主張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銷，不求暴利。

另外，更難能可貴的是，范蠡還象今天的世界首富蓋茨那樣「富好行其德」，他意識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所以「三聚三散」，把賺到的錢都贈送給貧困人民，從而在一定意義上踐行了先秦時期士大夫們渴望的「天下大同」理想。

博按：范蠡是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傑出的商人，被譽為「治國良臣，兵家奇才，商人始祖。」他功成名就後急流勇退，為中國式官場中人樹立了一個既能入朝建功、又能下野善終的典範，被後世許多為官者私下裡奉為楷模；他辭官經商三聚三散，被歷代商人尊為「商聖」。但是，范蠡的「辭官下海」行為，並不為當時的「主流社會」所推崇和認同，因為這樣的行為違背了禮教社會關於「士」的理想。中國傳統禮教社會大多歌頌那些「君有道則仕、君無道則隱」的「清貧隱士」，偏偏范蠡「隱退」後不安份，創造和開闢了「退而商」的新路，還屢屢成為商業巨賈，是有「不清貧」、「不檢點」、「與民爭利」的嫌疑。何況他在「退隱」時還「拐跑」了君王的愛妃（這樣的野史傳說很有可能是後世為了攻擊范蠡而進行的編撰，因為他是在冒著被勾踐追殺的危險而逃跑的，不可能拐妻攜子，逍遙「五湖」的），是以儘管范蠡有「三聚三散」的傑出表現，但還是難以進入傳統儒家史學家們的「法眼」，所以不但司馬遷沒有專門為范蠡立傳，後世的所有史學家也很少為其立傳頌揚。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范蠡這位對中國歷史產生過巨大影響的一代偉人，竟然被夾雜在《史記》中的《越王勾踐世家》和《貨殖列傳》中流傳下來；而在班固的《漢書古今人表》中則將他列為一個「智人」；三國時期的劉劭在他撰寫的《人物誌》里則把范蠡定位為「術家」，「表揚」他「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

當然，范蠡之所以不為後世歷史所重視和宣揚，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在此後的歷代中央集權王朝里，高高在上的皇權一貫強調為臣者一定要「忠」，而范蠡看到勾踐陰險毒辣，竟然不由分數把君王「炒」了，這樣因為君王的性格缺陷就辭官「下海經商」的人，不但為歷代儒家史學家所不容，更為此後的歷代中央集權統治者們所仇視和否定。在至高無上的皇權威懾下，即使個別士人認識到范蠡的價值，也不可能在「正史」中為他大書特書。而這正是歷史上范蠡的名聲遠不如諸葛亮、岳飛等忠臣顯赫的最主要原因——在他身上，沒有任何皇權統治需要的東西——然而，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說，正因為范蠡不會皇權所重視，所以他最終被同樣不被歷代中央王朝所重視的商人們奉為他們的「聖人」和「財神」。這不能不說是公正的歷史老人給予范蠡的最終「打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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