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年舊文，與「癌」打交道的日子

最新 03-20

誤診這件事起初我並不多想記錄下來。

可回頭看看，這件事徹徹底底的改變了我很多的人生態度與生活方式，是我人生中寶貴的財富。雖然我現在可以輕鬆的回憶它，但回到過去，我只是一個大二剛開始的學生，不到20歲。

2013年9月，大二開始了，我不再是菜鳥新生，成了學長。這種感覺挺嗨的，學長就可以對著大一的指點江山了，不過我並沒有這麼干過。

我所在的社團，校園電視台開始由我們這些大二的負責招新，豪華圖書館二期投入使用，我們新聞班的班級也換了，一切都是新的，就是我的腳後跟疼。

疼了小半個月，我得去看看了。我就叫上張祺昂。一起去醫院看看，那時候我也害怕去醫院。由於省立醫院南區沒有掛上號，我就去了大鋪頭的一個二級醫院。拍了X光片，很清晰的顯示腳踝部位有一塊陰影。

陰影，一般影視劇中要出現的話那都沒好事。放在我這也一樣，一個醫生說這是骨囊腫，開個刀，把那塊囊腫挖出來，再填補上人工材料……擦，我有點懵，腦子一片空白。實際上就是慫了，我已不記得我和張祺昂說了什麼，故作淡定的先回學校。然後見了一個人，我可以抹掉一切回憶，但唯獨抹不掉那個人的眼淚。

我回家了。

當天回到家後，去宿州市立醫院拍了MRI（核磁共振），我頭一回躺進去那個大圓筒，充滿科技感。找了幾個醫生看片子，都說沒事，也不是骨囊腫，一點積水，小夥子都有，正常。

父親不放心，次日又去了皖北礦務局附屬醫院（蚌埠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這個醫生看不出來是什麼，他說他在他的從醫生涯中沒見過這種片子。我頓時有兩種感受，一是這醫生水平很低，二是我這是疑難雜症？

下午，2013年9月26日。我們找了第三批醫生，一個專家認為是骨巨細胞瘤，惡性腫瘤，面積也不小。我當場問他，能不能治好？我爸瞪了我一眼，而我並不忌諱這些。我心裡想的是，如果治不好我就不治了。那醫生說，沒有沒有，能治好，但手術不是一般手術，你要去上海六院。我記得我爸自己在醫院門口蹲了一會，在吸煙。而他很少吸煙。

我清清楚楚的記得那天空氣相當清新，處處有著桂花香，陽光燦爛，秋高氣爽。但我是在大街上哭的稀里嘩啦。

很顯然，家裡當然亂套了。一方面我不斷的強調，治不好絕對不治，不做無謂的治療。另一方面，我媽一聽我這麼說便更加傷心。

我爸出去打聽消息，買去上海的車票，停店裡的生意，交待一些事情。晚上，我大伯大娘和我哥嫂過來。我這哥是性情中人，他聽了我的事自己在那哭，說家裡要是現金不夠先從他那拿。大伯在和我爸商量著事情，後對我說，也沒什麼，實在不行我們少一條腿。然後一直在安慰我，給我講正能量。大伯是退休幹部，是老軍人。而我經過了一下午的哭泣也開始恢復冷靜。對大伯說：天降大任於我……

父親聯繫了他上海的鐵杆同學，收拾了行李。我們父子倆就準備出發了。臨別時，我媽對我說，你天天想出去玩，上海你也一直沒去，這回你就當是去上海玩。我哥嫂說，錢不夠就打電話。大伯大娘在交代我爸，當大伯對他說，錢放好，包放在前面等一些注意事項時，我一瞬間想到了幾十年前大伯作為他們兄弟姐妹中的長兄為父對他的兄弟的種種叮囑與照顧。

那一刻，我和我爸都是小孩。

23點，我和父親搭上了開往上海的火車。說來也怪，那車上卻沒什麼人。倒是坐在我們對面的是一對靈璧縣的情侶，他們是去上海旅遊。

一夜想當然的失眠。我這個人有個毛病，臆想。不過鑒於當時的情況和閱歷，似乎也可以理解。失眠的夜裡我想了很多，無外乎殘疾，一命嗚呼？或者開了個大刀後回家。

沒錯，我想到了Game Over 。

既然是惡性腫瘤，骨癌。（後來我與高中同學，護士王慧芳提及此事時，她聽到這個病也很是吃驚。而當時還在昆明學醫的小張偉知道後對我說，你要真是這個病我就去上海陪你開刀。）那麼我死之前肯定還可以活一段時間。於是，經過我的思考，我想出了三大遺事。首先，死之前開個類似於追悼會的聚會，把我的同窗朋友等聚在一起，可以認為就是《非誠勿擾2》中孫紅雷的那場人生告別會。第二，捐獻器官，能捐的都捐。第三，死掉了，讓我爸媽帶著我骨灰去走遍中國，這是我的終極夢想。你可能覺得這很殘忍，但這又何嘗不是給了失獨父母一個活下去的理由？我的這些想法事後都給我爸說過，他只是笑。我也說，我突然對死掉有點亢奮了……

可活著是太美好，尤其是健康健全的活著。

晨曦照進火車，溫暖的陽光照射到對面的情侶身上。這畫面我終生難忘！我是去上海討生死，他們是去上海書寫回憶。這巨大的落差使我終於發自內心的認識到生命的重要性，使我終於真正建立起了人文主義情懷。

下了火車，我還是有些小激動，畢竟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

我爸的鐵杆同學王春雷開著車子來接我們。與此同時，我與在上海做醫生的表姐也取得了聯繫。她直接回電話與我叫我不要擔心，就算是骨巨細胞瘤也不必害怕，讓我先去醫院，保持聯繫。

到了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那天是周五。我肯定是來掛專家號，但都是提前預約，掛不到號。（那時候我的就診知識很短淺）短淺的閱歷，來來往往的病人，陌生的地方，我和我爸都有點懵，怎麼辦？我感慨一句：你看，在陌生的地方，我有些絕望。

而實踐證明，一個人的閱歷，膽量，能力就會在某些時候達到指點迷津的效果。王春雷停好車子找到我們，說，先掛個普通門診。（而經過後來表姐和我說過之後，我才知到普通門診與專家門診的真正區別，以及醫院對這兩種門診的體制上的安排與定位與運行）

這真是個好主意，可來自小地方，沒就醫經歷的我們就是想不到。

掛了號，第400多。而那時候僅是早上八點。

一方面，我爸和他春雷叔聊天。說到王春雷，他是個非常有能力的人，我用了一個非常，他獨自一人在上海工作，混的風生水起，不容易。另一方面，我聯繫了我在上海的同學，侯瑞冬。（後來次日還聯繫了牛偉）他在上海讀書，也在上海買了房。他知道我來就醫後，就直接趕了過來，在六院陪著我。他直接找到在醫院第10層的我，兩年不見，頭一面竟是在醫院。

我爸對他的到來表示非常高興，時至今日也常與我提起他。王春雷還要上班，就先回公司了。剩下侯瑞冬全程陪伴。

下午一點多，輪到了我就診。我爸和侯瑞冬都在安慰我，你別害怕，把癥狀組織好語言告訴醫生。由於我們在合肥，宿州都拍過了影像資料。所以省去了不少麻煩。給我看病的是一個接近老奶奶年齡的醫生，她姓王。

王醫生直截了當的說，陰影屬於正常。「你要還不放心，去核醫學科，找這個醫生去看」她用筆寫了一個醫生的名字。

肯定還是要再看的。（下午還發生了一件事，關於就醫。但那件事我在挑戰自己的尊嚴，有一種為了苟活的成分在裡面，我不便記下。）

初診的結果是誤診，不是什麼惡性腫瘤，正常。下午我們又預約了下周一的一個核醫學科的專家。

我爸高興的說，我就覺得不可能有事，我估計也不會有事，我們等到下周一再看一次。走，咱們玩去。

於是乎，劇情反轉，這八成就成了旅遊。

在侯瑞冬的陪伴下，他帶著我和我爸，溜了一些地方。雖然我爸來上海玩過，但他只是過客，而侯瑞冬對上海已經相當熟悉。他精準的帶著我和我爸看到了不同角度的上海。

到了晚上，我那表姐過來了。我們在一起吃飯，我表姐把片子要來她自己看，看完後她說：「姑父，我研究生就是學影像的，這片子我就能看，只不過我臨床經驗在那放著。依我看，就沒事。咱們宿州那地方，能看什麼病啊。今天六院的大夫說沒事，我估計基本就是誤診，下周一在看個核醫學科，這是很專業的選擇。如果還沒事的話，那就是誤診了。」

我這表姐是蚌埠醫學院本科畢業，復旦大學醫學院的研究生。那次見她還沒結婚，一年半後再去，她都生小孩了。

她要買單，這怎麼可以？我爸當然不願意。她接著說，姑父，我這小時候在城裡上學不天天蹭你家飯，我這拿工資了請你們吃個便飯理所當然。我爸拗不過他，很是感動。

吃完飯，我爸的同學來接我們。侯瑞冬這時才回他自己的家。

我們的心態已經輕鬆了很多。住進了大連路的如家酒店，128一晚，我爸覺得貴。後來聽說辦個金卡便宜些，但又聽說辦卡還要99塊，就更覺得貴。在我的堅定下，還是辦了一張金卡並住了幾日。

我爸和他同學也是數年未見，他們在那敘舊，感嘆人生。我就直接睡覺了，睡的很死。

畢竟，我們都是異鄉人。

侯瑞冬接著帶著我和我爸去了外白渡橋，《情深深雨蒙蒙》的那座橋。

後來我和我爸去了復旦大學，在復旦的校史館我還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走到圖書館時，我對我爸說：「我覺得你們不必太傷心，感性解決不了問題，如果失去腳或者腿，受這個罪的人只是我，你們傷心也沒用，這隻能我一個人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