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大蕭條中的美國為什麼沒有走向法西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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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顧30年代大蕭條歷史的時候，有一個細節很值得留意。在羅斯福就任總統前3個月，是德國的希特勒上台。當羅斯福緊鑼密鼓地構想和頒布一系列旨在穩定金融和重振經濟的政策的時候，希特勒則在一步步地構建一種極權主義的體制，製造國會縱火案、通過《授權法》、頒布《國家元首法》。其實，當時的世界上還不僅僅是一個希特勒。
凡是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學者，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承認，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義的猖獗與三十年代大蕭條有著直接的關係。在亞洲，「九一八事變」就是發生在1931年，即大蕭條發生的兩年之後，日本由此走上了戰爭和法西斯化的道路;在歐洲和南美，情況也大體類似。有人進行過統計，到1933年10月，在大蕭條的背景下，法西斯運動遍及世界上23個國家，半年後增至30個國家。而1920年時，全世界原本約有35個國家擁有民選的立憲政體，到了1938年，只剩下17個國家了，到1944年，又減少到了12個。
現在需要提出的一個問題是，面對大蕭條，為什麼不同的國家採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並因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特別值得追問的是，應當說，美國在這次大蕭條中受到的損失是最大的，對普通民眾生活的衝擊也是最嚴重的，當時的社會矛盾也不能說不尖銳，為什麼受衝擊最大的美國沒有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而一些受到衝擊沒有美國嚴重的國家反倒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危機成為法西斯主義產生的溫床，是不難理解的。在嚴重的危機中，經濟社會生活失控，社會政治矛盾尖銳，許多人處於絕望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期待一種有著絕對權威的權力出來力挽狂瀾，是一種很自然的要求。就此而言，當時的美國不是沒有產生法西斯主義的這種土壤。
1933年初，曾經創造了「柯立芝繁榮」的美國第30任總統柯立芝在死前4天哀嘆道：「舉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羅斯福就職之日，卸任的胡佛曾送給新政府一句話：「我們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我們無能為力了。」連一向處世樂觀的羅斯福，眼見馬里蘭銀行倒閉時也驚呼道：「不知這座用紙板搭的房子會不會倒塌?」在大蕭條發生那年的冬天，美國自殺的人數增加了3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絕望籠罩著美國。
艱難的生活，絕望的情緒，使得當時美國的社會矛盾不斷尖銳起來，社會開始成為一個火藥桶。馬薩諸塞州有一個市長一邊望著2000人的失業隊伍在市政廳周圍轉來轉去，一邊念叨：「只要來一顆火星，就可以使他們變成暴民。」於是，抗稅運動發生了，有人違法開採公司私有的煤層，有人未經主人許可就在別人的空地上種菜。在俄克拉荷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聖保羅市，成群的人闖進食品雜貨店和肉類市場，把貨架上的東西一搶而空。憤怒的情緒和失控的行為隨處可見。
絕望開始演變為暴力。底特律的救濟事業停頓了，隨之而來的是分散而無目的的暴亂行為;林肯市有4000人佔領了州議會大樓，西雅圖市有5000人佔據了10層樓的市政府大廈;5000名忍無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師闖進了市區的銀行。曼徹斯特寫道：曬得黑黝黝的農民甚至手拿乾草杈和霰彈槍幹了起來。艾奧瓦州的農民在一個叫作雷諾的農民協會前任主席的領導下，把通往蘇城那十條公路全部封鎖了，用釘上長釘子的電線杆和圓木橫在路心。過路卡車所載運的牛奶，不是被倒進溝里，就是拿到市內免費分送。如果警察護送隊來了，同情暴動的電話接線員在一小時前就向農民通風報信。警官們紛紛被解除武裝，手槍和徽章被扔到玉米地里。
這意味著人們在用武力來進行反抗了。美國農場局聯合會在1933年1月發出警告，12個月內會爆發「農村革命」。在面對普遍的騷亂的時候，「工商界有些巨頭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有些人還在別墅屋頂上架起了機關槍」。甚至那位把工人日工資從2美元提高到5美元、被人們稱之為「重新定義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老福特也在腰帶上別上了手槍。
由社會矛盾導致的是激進的社會思潮和與激進思潮相聯繫的暴力行動。在《光榮與夢想》一書中，曼徹斯特收集了大量這方面的資料。在紐約，3.5萬人擠滿了聯邦廣場，聽共產黨人演說。失業者越來越熟悉《國際歌》的曲調了。有一位42歲名叫布登茲的激進分子率領俄亥俄州的失業者聯盟的成員向哥倫布市議會大樓進軍，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共和國。」北卡羅來納州州長加德納提出警告說，眼前已經有發生「暴烈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險。
一位俄克拉荷馬州人在國會作證時說，一個平時很保守的牧場主對他說：「我們美國也應該來一個像俄國那樣的革命。」他問這位牧場主打算怎麼干，牧場主回答說：「我們會得到400支機關槍……還有火炮、炮車、彈藥、步槍，一支大軍需要的東西，我們都快有了。如果美國有足夠的人敢像我們這樣干，我們就要向東進軍，把東部各州和西部切斷。」
與此同時，法西斯主義勢力在明顯抬頭。1932年9月，美國退伍軍人團通過一項決議，宣稱「現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對付經濟危機了」。一個後備役軍官的秘密組織已經做好準備，如果新總統辦事無能，他們就動手。得過諾貝爾獎金、擁有34個名譽學位、當了30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巴特勒博士對學生們說：極權主義制度培養出來的人，「比民選制度培養出來的人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堪薩斯州州長蘭登聲稱：「寧可讓獨裁者用鐵腕統治，也不能讓國家癱瘓下來。」一個共和党參議員甚至說：「如果美國什麼時候會需要一個墨索里尼的話，那就是今天了。」而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朗格則在用實際行動建立獨裁統治，取消州議會選舉，州法院取消對制裁「侵犯公民自由」的憲法保證。
法西斯主義無疑成為當時美國一個現實的選項。當時就有人說，羅斯福如果想搞獨裁，易如反掌。「羅斯福初任總統的百日之中，國會自覺自愿授予總統的權力是何等龐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駕一切啊。就是德國國會給希特勒的權力，也不過如此。」即使作為反對黨的共和黨，也幾乎心甘情願地打算將等同於獨裁者的大權奉送給羅斯福。
然而，「羅斯福新政」制止了美國社會動蕩和滑向法西斯主義的可能，保住了它的民主與自由。曼徹斯特寫道：假如羅斯福果真是又一個胡佛，美國勢必步拉美七國的後塵，政府將為大蕭條的難民所推翻。在胡佛時期，曾經試圖以強硬的方式處理這些社會矛盾，但結果並不奏效，還曾經釀成臭名昭著的「補償金屠殺」。一戰退伍軍人到華盛頓請願，雖然組織嚴明有序，不讓激進分子參加，但依然遭到了胡佛命令的、麥克阿瑟親自指揮的、巴頓為先鋒的軍隊的鎮壓，數十名饑寒交迫的退伍軍人或其妻兒遭到鎮壓死亡。
但鎮壓能夠解決的只是對政權的威脅，而不是導致威脅產生的危機本身。 在嚴重的危機和激化的社會矛盾面前，羅斯福和「羅斯福新政」意味著什麼?有人會說，一個強有力的新政治家上台代表著一種新的希望;也有人會說，羅斯福政府實行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收到了效果。但問題是，所有這些法西斯主義都能提供，甚至會用更吸引人的方式提供。那麼，是一些什麼因素使當時的美國避開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呢?回答也許不是一篇短文能夠勝任的，但尋找「羅斯福新政」期間那些能制止法西斯主義的直接措施是可能的。
事實上，在大蕭條中，美國沒有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與其說是出於必然(這種必然性人們也經常在「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樣的題目下進行討論，如著名的經濟學家桑巴特)，不如說是選擇的結果。
而這種選擇最重要的含義，是對社會中利益格局的調整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矛盾的緩解。在大蕭條中受到衝擊的是社會的各個階層，焦慮和不滿也散布在整個社會。但不同階層具體的感受及形成的傾向和主張又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主義的基礎是在社會的兩端，即大資本和社會的底層。大資本需要秩序以免使自己成為社會衝突的靶子，底層則在生存面臨威脅的時候需要一個提供飯碗的人，哪怕這個人是個惡魔。
這樣我們也許就可以理解「羅斯福新政」期間這樣一種簡單而明確的政策取向：抑制大資本，救濟窮人。意味深長的是，胡佛時期偏向大資本的政策，最後導致的是社會各個方面的不滿。而羅斯福傾向窮人的新政，卻為各階層的焦慮提供了不同的出口，就連被抑制的大資本也因經濟的穩定和復甦而燃起了新的希望。復甦的經濟為大資本帶來的利益，顯然加倍地補償了對大資本的抑制，而窮人則在新政中獲得了以制度為保障的生活底線。在這種情況下，利益關係新的均衡的形成，社會矛盾的逐步緩解，政權基礎的穩固，使得法西斯主義和各種極端思想的市場大為縮小。
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的變革是一種選擇。當然，這種選擇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骨子裡對自由的熱愛，使美國人哪怕在最壞的情況下都沒有喪失最後的清醒，沒有喪失對失去自由所帶來的惡果的警惕，這一點值得歷史銘記。
來源：孫立平社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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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29日，華爾街股市坍塌。道瓊斯指數當天暴跌12.8%，引起持續的金融恐慌。到了11月11日，道瓊斯指數已經從9月份的高峰下跌了40%。
在隨後的幾個月，華爾街股市有所恢復，但不過是個短暫的假象。在接下來的幾年，金融風暴成了華爾街的家常便飯。到1932年6月9日觸底時，道瓊斯指數已經失守了91%。
那年最熱的流行歌曲的名字是「兄弟，能給我剩一毛錢嗎？」到1930年底，有26355家企業破產，GDP下跌了12.6%。
從這場股市坍塌到1933年「新政」登場，GDP下降了一半，美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大蕭條。從1931年到1941年，失業率在相當的時間內都維持在25%的水平，而且從來沒有下跌到14% 以下，10年的平均失業率為17.1%。
空前繁榮：危機的種子
大蕭條的背景，是20世紀美國經濟的空前繁榮。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時代。
在1890年，美國僅有6300萬人口；到1930年時，人口已經翻倍，達到1億2300萬。
1920年，美國的城市人口首次超出了農村人口，在接下來的10年，又有600萬左右的人口離開農村而進入城市。
與此同時，新技術日新月異。電器、汽車、收音機、電影乃至大規模的商業廣告、《時代》周刊和《紐約人》這種適應城市文化的新媒體、消費者信貸、婦女選舉權等等，都在這個時代登場。
不祥之兆最先出現在農業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打響，嚴重打擊了世界的糧食供應，導致糧價飛漲。美國農民立即大規模提高產量。
拖拉機等革命性農業機械的數量，在戰爭期間翻了四倍。這不僅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也淘汰了900萬頭左右的農用牲畜，3000多萬畝用於餵養這些牲畜的土地，被騰出來耕種糧食和棉花，使農業產量大幅度提高。
然而，到1918年停戰、世界糧食供應恢復時，美國農民突然發現這一農業革命帶來的不過是農產品過剩：棉花價格從戰時的每磅35美分跌至1920年的16美分，玉米則從每蒲式耳一美元半跌到了52美分。農產品價格一直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打響時才恢復。
高速的城市化，為工業生產帶來的巨大的市場。但這一市場的擴張遠遠趕不上生產能力的飆長。
1925年，Ｔ型的福特汽車在新建的流水線上生產，每10分鐘就組裝一輛；而在十幾年前，組裝一輛車則要花14個小時。
這種革命，自然降低造價。在一戰前，買輛車要消耗一個工人兩年的工資，到20世紀20年代末期，則僅需3個月的薪水。
1929年，美國的私家車達到2600多萬輛，平均5人一輛。但是，在這個基礎上再擴大市場，則阻力重重。
阻力
重重
當時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形勢，都從不同的方向堵死了市場擴張的道路。
世紀之交美國人口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帶來的。如20年代的大都市芝加哥，1/3的人口是外國出生的。
移民潮刺激了美國本土的排外主義運動和孤立主義情緒，乃至國會在1924年通過新的移民法案，阻止了移民的湧入，人口的增長也隨之放緩，限制了國內市場規模的發展。
同時，由於農業的長期衰退，農民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其收入僅為城市工人的1/4，使大約佔總人口44%的農民無法進入新興的消費市場。
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雖然有所提高，但也遠趕不上生產力的提高。大工業的流水線和自動化，使大部分工作可以靠非熟練工人完成，高薪的熟練工人逐漸被排擠出勞動市場。隨著大量的工作被機器替代，勞動階層的工作本身也越來越缺乏保障，消費能力自然非常薄弱。
更糟糕的是，這又是個貿易保護主義的時代。國會不斷投票提高關稅，並引來其他國家的報復，這就基本摧毀了美國的國際市場。
財富分配的不均，也許是金融風暴和大蕭條最本質的禍根。暴富的錢靠少數人的消費是根本花不完的，於是就都投到了股市中謀求暴利。
1929年，美國的商業銀行貸給股市的錢居然超過了其貸給房地產和普通商務投資的錢。結果出現了公司產品不斷積壓、但公司的股票行情不斷看漲的泡沫。總統胡佛也不斷警告這種泡沫所引發的危機。
所以，當股市狂跌時，從胡佛到凱恩斯（英國經濟學家），許多人士還認為這是市場良性的反應、是對貪婪的投機家最好的教訓。經過這樣的市場修正，資本就可以退出投機領域，在生產領域更有建設性地使用。
但是，當時的經濟問題，遠非華爾街的修正所能解決的。在貧富分化的美國，大眾的消費能力根本無法消化過剩的生產力。當時雖然並沒有次級貸款，但是面對市場的飽和，消費信貸已經出現。
1919年，「通用汽車接受公司」成立，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給購車者提供貸款，使他們免於一次性的巨額現金付款，以求從飽和的市場中擠出最後一滴油水出來。
另外，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廣告業爆炸性增長的過程中，通用的廣告開支高達2000萬美元。遺憾的是，沒有海外市場、沒有農民加入新消費階層、沒有勞動階層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有這些手段最終都無濟於事。
大蕭條：嚴重的慢性病
如果說1929年的金融風暴是場高燒的話，接下來的大蕭條則是場嚴重的慢性病。華爾街的坍塌不過是場富人的劫難。但大蕭條就不同了。
後來的學者估計，大蕭條的10年，使美國一半的勞動力被閑置，經濟生產總值的損失，按當時的美元價值達到了3600億，大約1300萬人失業。這些人中絕大部分是家裡唯一的工作人口，這也就意味著千萬個家庭失去了收入。
羅斯福在1937年還說：「1/3的國民長年衣不蔽體、居無所安、營養不良。」一句話，饑寒交迫已經成了美國社會的日常現象。
在這場災難中，不同的美國人也是各有各的不幸。受打擊最嚴重、也最容易被人們所忽視的是美國的農民。雖然經過了高速的城市化，農業人口仍然佔美國人口的將近一半。4500萬農民在1930年仍然沒有室內管道、沒有電。
而農業的蕭條到大蕭條開始時已經持續了10多年。在這個基礎上，美國農場的總收入從1929年的60億美元急跌到1932年的20億美元。
二戰：真正的救星
從1933年開始的「新政」並沒有使美國走出大蕭條，美國人勒緊褲腰帶又苦熬了七八年。真正的救星，大概還是二戰。
戰時的軍需充分吸收了美國過剩的生產力。大量美軍出征，又使美國從一半勞動力閑置走到嚴重的勞動力短缺，乃至待在家裡的婦女被鼓勵出來工作。
二戰結束後，美國產品隨著馬歇爾計劃如洪水般地席捲了世界，整個西方世界變成了美國龐大市場。更重要的是，「新政」建立了社會安全、失業保險、醫療保障和醫療輔助等等一系列福利措施，重新分配了財富。
儘管凱恩斯、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對大蕭條進行了各種解釋，他們的解釋大多還是集中在大蕭條發生後的如何對應的問題上。而財富分配不公所造成的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恐怕是大蕭條最深刻的原因。
來源：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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