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新行長易綱：堅定的相信市場者

3月19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七次全體會議投票表決，決定易綱為新一任中國人民銀行(央行)行長。

現年60歲的易綱擁有20多年的央行工作經驗，幾乎全程參與了20餘年來的中國金融改革。自1997年加入中國人民銀行後，易綱歷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秘書長(正司局級)兼貨幣政策司副司長、貨幣政策司司長、行長助理、黨委委員;2006年9月至2007年10月期間兼任營業管理部主任、黨委書記、國家外匯管理局北京外匯管理部主任;2007年12月被任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2009年成為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2016年1月12日卸任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職務。在此次任命為央行行長之前，易綱的職務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副書記、副行長。同時易綱也是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思考者，實踐者，堅定的相信市場者

學者出身的易綱對中國宏觀經濟和金融等有著深刻理解。易綱曾作為「千人計劃」的首位回國的海歸，不僅擁有紮實的學術背景，而且對於中國經濟、金融有著切合實際的深刻理解，可以說他既是一位思考者，又是一位實踐者。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其著述中獲知一二。

在收錄1988年-2003年期間論文的《中國的貨幣化進程》一書中，易綱對中國貨幣化進程的分析、對匯率制度「角點解的假設」的探索、對金融體系和銀行改革的思考等學術成果，如今基本都已被吸收進政策之中。而收錄2003年-2009年期間論文的《中國金融改革思考慮》一書中，易綱作為實踐者集中對中國貨幣政策實際運行、中國金融改革開放、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農村金融改革等發生在中國經濟金融領域的諸多實踐，進行系統的闡述和分析。

易綱還是一名堅定的相信市場者。在上文所說的兩本論文集中，易綱為每本書安排的首篇文章均在強調「市場」。

例如，《中國的貨幣化進程》的首篇文章——《市場效率與產權界定》，此文是他用中文寫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該文論述了為什麼市場機制比計劃機制的效率高，並且指出「產權界定市場機制形成的前提，中國經濟改革能否成功，將來市場的效率如何，取決於未來產權界定的清晰度和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允許私有制的發展;私有制一定程度的發展和堅持公有製為主並不矛盾」。此文寫於1988年，而中國的市場機制則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和1994年十四屆三中之後才逐漸得到確立的，由此可見他對於市場機制和中國實情的理解程度，雖然已過去近30年，此文依然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中國金融改革思考慮》的首篇文章是寫於2006年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市場配置資源》，在此文中他更是鮮明的指出「中國的經濟高成長性與高波動性相伴隨的原因主要就是產權制度不完善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行政干預。要解決這種高波動、高浪費的增長模式，需要進行產權制度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改善宏觀調控。」更為重要的是他毫不掩飾的提出「體制問題要靠改革解決，結構調整則應該主要由市場機制自主完成。」在當前結構轉型為主要矛盾的新常態經濟運行階段，再回過頭來細品他10年前提出的觀點，是不是更讓人沉思呢?

2015年3月23日，在「CF40?孫冶方悅讀會」，易綱曾給與會者提出的一連串有關「市場」的問題，至今記憶猶新：

「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寫入《憲法》，也寫入了所有黨的重要文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什麼?社會主義就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市場經濟就是產權清晰、預算硬約束，即單位、企業、家庭對自己負責，同時提供適當的社會保障，如果再搞大鍋飯，搞平均分配、平均調撥就不行了。

「為什麼中國的改革能夠成功?因為我們堅持了市場經濟。我在書中講到每到經濟困難的關鍵時刻，對市場機制的信任就容易產生動搖，會發現很多政策前後不一致。所以，整本書的思想就是所有的政策應該如何相信市場，如何保護產權。

「你是否相信市場?在關鍵的時候你是否相信市場?在經濟過熱的時候是否相信市場?在經濟下滑、通貨緊縮的時候，是否相信市場?你相信市場能調整結構，還是相信調結構一定要通過行政指令進行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寫入《憲法》。表面上大家都在說相信市場，但是從我的工作經驗來看，一到關鍵時刻，就會出現很多，並且也是經過調查研究和深思熟慮的觀點，對市場機制產生懷疑。所以在我的書中《宏觀經濟政策與市場配置資源》這一篇文章的結尾，也是我今天講話的結尾，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你是否相信市場經濟?你相信到什麼程度?』。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央行的實踐原則

1994年市場經濟體制確立至今的20餘年間，央行無論是職責和職能，還是機制和政策工具，均經歷持續的改革和發展，大的方向是不斷提高金融領域的市場化程度，提升金融配置資源的效率。2013年11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首次明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強調今後一段時期金融領域的主要任務就是「完善金融市場體系」，表明未來央行的實踐原則已經在頂層設計上被明確。

具體來看，《決定》提出， 擴大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在加強監管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推進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發展並規範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完善保險經濟補償機制，建立巨災保險制度。發展普惠金融。鼓勵金融創新，豐富金融市場層次和產品。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係的國債收益率曲線。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落實金融監管改革措施和穩健標準，完善監管協調機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監管職責和風險處置責任。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保障金融市場安全高效運行和整體穩定。

2017年7月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下稱「金融工作會議」)則再次強調了「發揮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並且將未來五年金融領域的主要任務調整為「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

金融工作會議提出「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重要的基礎性制度」「創新和完善金融調控，健全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推進構建現代金融監管框架，加快轉變金融發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國家金融安全，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

中國金融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金融在中國經濟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截至2016年底，銀行、保險和證券合計總資產規模超過252萬億，而在2003年時，金融行業總資產規模還不足30萬億。在中國金融實現大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問題和新挑戰：

1.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問題。全球金融危機前(2004-2008)，銀行業資產年增規模占剔除金融業增加值GDP的比重平均為30%，即1元的金融投入能夠帶來3元的實體經濟增長;現在該佔比已升至42%，即1元金融投入只帶來約2.3元的實體經濟增長。

2.「金融空轉」的化解問題。剔除金融業增加值的GDP名義增速由危機前(2004-2008)的18%降至目前的12%，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由危機前(2004-2008)的5%升至目前的9%;目前銀行業的四分之一資產配置源於同業往來，金融升、實體降、同業高的實情表明「金融空轉」嚴重。

3.金融資產質量的健康問題。按照不良貸款和關注類貸款的口徑估算，目前中國銀行業的潛在不良已升至7.5萬億左右，同時企業違約的頻率和規模也在快速上升。

4.金融過度脫媒的問題。目前M2/GDP已超過200%，顯示中國金融深化推進很快，但同時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新金融業態的快速興起，客觀上也增加了金融風險跨市場網路式傳染的可能。按照穆迪的測算，截至2016年底中國影子銀行規模已近65萬億元，佔GDP比重87%，影子銀行體系規模的不斷增長意味著信貸無序緊縮時，銀行在替代影子銀行信貸方面可能會面臨困難，而依賴此類融資的借款人將有遭遇信貸危機的風險。

5.金融監管體系的完善問題。近年來在中國金融市場依次出現了「影子銀行」「錢荒」「債荒」「股災」等等，均表明現有金融監管體系的不足，同時金融綜合經營的加快、系統性風險的防控及國家金融安全的維護，加之我們對宏觀審慎政策和監管認識的不斷深入，均對金融監管提出新要求和改革需要。

6.金融調控傳導機制的重塑問題。如何解決「融資難、融資貴」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難題，如何在營造適宜推進結構調整的貨幣金融環境前提下，實現「穩槓桿」，如何提升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等問題，都對目前不斷弱化的金融調控傳導機制提出改革要求。

這樣的問題和難點還有很多，就不一一贅述，總之目前金融領域出現的諸多問題，最終結果都是降低金融的應有效率，如何儘快扭轉這一局面，是擺在央行面前的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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