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字獄之下的「自我審查」現象

王汎森（1958.10.25－），台灣雲林縣北港鎮人。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因時任院長翁啟惠辭職而於2016年5月起代理院長職務。曾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主要從事思想文化史、學術史以及史學史、東亞文化交流史的相關研究。

（一）刪竄者的身份

我在這裡，是以清代文獻中所見到的自我刪竄為例來說明自我禁抑的現象。因此，首先要問的第一個問題便是：

是誰在私下進行這些工作？

刪竄勾塗者的身份是極堪研尋的，他可以是原作者，可以是刻書者，可以是編者，也可以是再版者，可以是後代子孫，可以是藏書家，更可以是讀者。

在自我禁抑的過程中，幾乎沒有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受害者或加害者之分。

我們原先以為，朝廷有一批高官親貴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禁區中馳騁，但從幾條史料看來，似乎未必見得。乾隆皇帝身為太子時，也籠罩在這個氛圍中。近人的研究發現，乾隆身為皇子時所寫的史論，集中於漢、唐、宋三代而不及近代，也就是說即使是貴為皇子，也不敢肆無忌憚地議論明代和本朝歷史。

一直到了乾隆中晚期，乾隆本人才比較專心研究明清史。所以統治者本身既是壓迫者，也是被壓迫者。在自己登上黑格爾東方專制論所描述的唯一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皇帝之前，仍須小心翼翼地看管自己。

弘旿批永忠吊曹雪芹詩說：

「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而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

此處「礙語」有人解釋為綺語，不過我同意牟潤孫之詮釋，「礙語」應是指政治上敏感的內容，因為後四十回涉及抄家之事。弘旿是宗室子弟，還因怕《紅樓夢》中有觸犯忌諱的內容而「終不欲一見」，足見他們也在自我禁制的範圍內。

《紅樓夢》的抄家之事為宗室子弟自己認為的「礙語」

作者自刪，或作者命人代刪者。

如錢仲聯《清詩紀事》「陳玉齊」條引王應奎《海虞詩苑》，提到何屺瞻為陳氏將其《情味集》五卷付刻，陳氏門人周以寧曾對王應奎說：

「《情味集》之刻，不佞實為校定，其中稍涉忌諱者，先生（陳玉齊）悉令刪去，恐觸文字禁，負屺瞻意。」

這是由校定者代作者及刊刻者暗中進行刪書的例子。這段話中「恐觸及文字禁，負屺瞻意」甚堪玩味。為了不害及刻書人，他作主將有所觸犯的內容都刪去了。

不過這是一條難得的史料，大部分在暗地裡刪塗改削的人並不會透露自己的身份。

（二）自我刪竄內容之轉變

接著我要談自我刪竄的內容是否有一變化的趨勢。

自我刪竄之內容帶有某種報導性，而這部分常未出現在官方明示的文件中，只能從各種蛛絲馬跡推測。所以禁制的範圍與內容有兩種版本，一是官方的，一是民間發展出的，兩者並非全無關係。

從雍正到乾隆之間，忌諱的範圍有所不同，即雍正朝忌諱黨爭，乾隆朝忌諱種族及明清之間朝代興替的史事。

雍正朝的兩件文字獄——查嗣庭及錢名世案都可以說明之。

查嗣庭、錢名世遇禍，實際上都是因為黨爭的關係，前者是因為與雍正的兄弟結黨，後者則與年羹堯有關。雍正甚至發動京師官員數百人寫詩斥責錢名世，並編成一本《名教罪人》。

我們讀當時人史申義的《使滇集》、《過江集》及《過江二集》時可以發現，詩中已刪去查嗣庭、錢名世的名字，但後來在乾隆朝被認為觸犯忌諱的錢謙益及屈大均的名字則尚未改去。他的《讀史》六首中，對永曆帝露出懷念之意，也並未削去。

曾靜案是聳動全國的事，是直接關涉到種族大義的案子。

此案後來以極戲劇的方式收場：雍正頒印《大義覺迷錄》以駁斥曾靜，但並未殺掉曾靜。可是因為書中透露出太多的矛盾，所以其子乾隆即位後不但下令殺掉曾靜等人，也立即將《大義覺迷錄》禁掉。

清代文字獄：「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

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一些文獻中凡與《大義覺迷錄》有關的內容多被偷偷刪去：如近代藏書家李盛鐸收藏的一部《永憲錄》的清抄本，與後來的排本相比，後者竟缺十六、七萬字，其中有《大義覺迷錄》之上諭二萬餘字。依照抄本的《編修凡例》，這原是：

「雍正七年冬，頒發《大義覺迷錄》，曉示天下......因繕錄上諭並紀於篇」。

但是因為乾隆即位後宣布禁《覺迷錄》，所以後來的印本乃趕緊將這些上諭刪去。但是刪除的工作沒能一致，所以此書在講到康熙帝病時「以所帶念珠授雍親王」，便接著說「余詳後《覺迷》上諭」，無意間留下一道尾巴，排本的刊行者顯然並未通讀全書，故只刪去顯而易見的上諭。

在《大義覺迷錄》案當時文集中，呂留良或廢太子的名字，往往也被悄悄刪去。

有意思的是，人們雖然手中不一定有禁書目錄可查，也不可能像今天打電話到治安當局詢問哪些人或書觸犯了時諱，但卻相當清楚整個牽連的網路。

譬如直隸總督李維鈞在雍正三年刻曹溶的《靜惕堂詩集》，但這年冬天，李氏便因黨年羹堯獲罪。所以，書中李氏寫的序及版末「李維鈞校刊」的字樣便被刪去了。

乾隆朝的空氣比先前緊張，原先不必刪除的，現在往往成了大問題。

譬如前述史申義集子中出現的錢謙益、屈大均及對永曆帝的懷念。雍正朝並不覺得敏感，但在乾隆時代便成了大問題。忌諱的層面在擴大，緊張度在增強，民族問題成為急遽集中的論題之一。

人們或許要問，當清代統治癒趨穩固之時，在文化政策上應日漸寬大鬆弛，在種族問題上理應更無所謂，何以竟然適得其反呢？元代歷史顯示，當蒙古勢力越強，政局越穩，對漢人、南人的防範也越嚴。

可見有時候各種禁制措施的實行，是決定於有沒有能力去執行。正因為天下太平，更方便把網收緊。

（三）寫作時的自我禁抑

以下我要分兩部分寫文獻中自我刪竄的現象。

第一是避而不寫的，第二是避而不刊的。

讀清代種種歷史、小說、戲曲，凡涉故事之林者，應注意其情節安排，尤其是其中迴避不寫的部分。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必須先釐清一點：並不是所有未寫的部分一定有寓意於其間，也並不是所有錯誤都是有意的，不過其中有一些確有深意。

以明代歷史的書寫為例，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因寫李自成死於何騰蛟之手，以致與多爾袞的口號——清兵入關是為明雪君父之仇相抵觸，便引起了很多麻煩。

天一閣位於浙江寧波市區，建於明朝中期，由當時退隱的兵部右侍郎范欽主持建造，佔地面積2.6萬平方米，已有400多年的歷史，是中國藏書文化的代表之作。天一閣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樓，也是亞洲現存最古老的圖書館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圖書館之一。

不過我很懷疑那原是一種疏忽，因為該書作者已相當小心地避過一些情節，譬如說不提清兵在北方寇掠之事迹，只寫甲申殉難，給人一種明朝敗亡與清兵不相干的印象。而在敘述這一段歷史時，採取這種迴避手筆的書不少。

《明鑒易知錄》是其中一例。

《明史》從開始到成書頒布，前後經過八十年左右，在《明史》未頒定之前，關於這段歷史的詮釋格局尚未確定。

在庄廷鑨明史獄案中，庄氏的書用了「明史」二字；後來這個案件株連七十餘家，此後，「明史」二字相當敏感，這種緊張心情可以從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之匆促改名看出。

庄案發生時，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已經刻版，但因庄案爆發，不知誰在該書上版印刷前緊急將「明史」二字剜去。後來補《明史紀事本末》的海鹽彭孫貽，名其書為《明朝紀事本末補編》，而不雲《明史》，也是因「其時《明史》尚未刊定，故不雲『明史』而雲『明朝』」。

《明史》一經刊定，官方版本已然形成，則任何批評反對，或是要想提出另一種版本的歷史，都必須格外小心，這也成了史家自我約束的一個領域。我們看到凡與官方頒定的《明史》有關的詩、評、論等往往悄悄刪去了。如張永銓的《閑存堂文集》，根據目錄，在卷五應有《明史論》一篇，但是各本皆不見。

官定《明史》不承認南明三帝延續明室之命脈，所以《明史紀事本末》亦不記南明三帝一監國之事。《明史》中凡有關女真之事皆不見。

「甚至明代名臣，其事功，史應為之立傳的，但因與當時建州女真事有關，《明史》便削其人而不為傳，例如江蘇南通顧養謙，曾督遼東，為當時經營邊事的名臣，《明史》就無他的名和傳。」

清初各種文獻中，常將清兵的橫暴之事隨意改寫成流寇，如《桃花扇》只寫流寇而不寫清兵，李漁《巧團圓》中將掠賣婦女的清兵改寫成李自成軍。除此之外，像劇作家楊潮觀的《吟風閣》。

「他寫韓世忠、梁夫人，不直接寫他們如何抗拒金兵，卻寫他們卸甲閒遊。」

與一般人所習聞的韓世忠、梁夫人的事迹重點有十萬八千里之別。極可能是因為作於乾隆年間繞過敏感地帶不寫的意思。

在編纂地方志時，這種自我禁抑的情形也非常明顯。

蒲松齡（1640.6.5－1715.2.25），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著有短篇志怪小說集《聊齋志異》。郭沫若曾這樣評價：「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

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官方版本的潛在影響，同時也可以看到地方志中對敏感史事略而不寫的情形。關於前者，可舉地方志中照抄《明史》關於明季流寇李自成的軍師牛金星的事迹為例。

乾隆以後的方誌，在涉及明代史實時，編撰者往往照抄官書，有時導致錯誤相沿。牛金星原籍河南寶豐縣，但因為清代官定《綏寇紀略》上說他是盧氏縣人，故道光《寶豐縣誌》卷十《選舉志》「舉人」項下，編者便記有：

「舊《志》內牛金星一名，考欽定《綏寇紀略》系盧氏縣舉人，故刪」。

至於迴避不寫的例子更多。

早在康熙十一年（1672），安徽錢澄之到江陰，被約修志，當地縣官便不許他記錄守城諸人殉難的經過，錢澄之遂憤而拒絕這件工作。這在清初還是零星的個案，到了乾隆朝卻已然形成禁令，要求地方志中不可以登載有問題的書名及詩文。這個政策之形成有其背景，而在乾隆朝搜繳書籍的運動中，因為各地疆臣及士大夫邀功避禍心態，使得禁書運動一步一步深入擴大，禁制尺度一次比一次嚴。

官吏及士大夫們為了表現忠誠，表現業績，乃推波助瀾，將禁區越畫越廣，將查緝工作越做越細，量刑的建議愈來愈重，以表示他們的忠誠與辦差之仔細。所以許多新的禁制措施都是官員先提及，乾隆才跟進的。乾隆四十四年（1779），安徽巡撫奏雲在地方志中發現登載應銷毀的書目及詩文，乾隆才跟進，下令地方志須「詳悉查明，概從剝削」。而在清朝初建立之時，關於朝代氣運方面的文字是非常敏感的。

譬如秦曉山（元朝人）「十二運」之說在清代官方眼中，即成為一個敏感的論題。近人在整理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及《破邪論》的版本時，曾作詳細的《校記》，從《校記》中我們看到，黃氏在《待訪錄·題辭》中討論到「十二運」那一段，語義模稜兩可，可以解釋為是對滿清盛世的期待，故在清代通行的版本中，並未遭任何改動。

但《破邪論》題辭中的「秦曉山十二運之言，無乃欺人」一句，在清代的《昭代叢書》等版本中便不知被誰悄悄刪去，因為「無乃欺人」四字充分給人一種想像，認為作者黃宗羲是對清政權穩定下來感到失望，故即被小心地刪去。由這一個小小例子，同樣的東西，一處刪，一處不刪，都可見到自我刪竄者心思之細密。

大抵我們閱讀清代文獻時，對於各種奇怪的字眼應該給予特別的注意。

如果順著滑過去，有時不覺異樣，可是如果能得到祖本加以對勘，便會發現原來每一個字眼都經過一番仔細衡量評估，有時是代以意義相關但並不忌諱的字眼，有時是以形聲相近者代替，有時則以韻目代字。

余英時先生在討論方以智的晚節時，曾提出明遺民有隱語系統。這個現象的確存在許多詩文之中，而且我認為清政府也相當清楚有一個隱語系統存在，所以把「一把心腸論濁清」也羅織入獄。因為當時政治壓力之下確實有一批流行的字眼。譬如明、清兩字，必須極小心使用。清詩中常以「漢」、「宋」或「日」、「月」之類擬明代，漢朝也常是明朝的代稱。至於「秦」、「金」、「胡」、「虜」等指清。

在各種隱語系統中，當以韻目代字最難索解。

譬如顧亭林詩，歷來作注作解者如此之多，即如清季的徐嘉，研求顧詩數十年，其箋注中不能解或誤解者不少，而且每每為求合於字面上的意思而方柄圓鑿，多方曲解。

清季大儒孫詒讓在作顧詩注時也無法完全破解，孫詒讓的好友戴望則開始懷疑可能是韻目代字（即以本韻或鄰韻中的字，取代原來使用的敏感字眼）。他的懷疑給後來的讀者一串開啟秘密的鎖匙。

試想在顧亭林詩中談到「正朔雖未同，變支有一人」的詩句究竟應如何解釋？

一定要知道「變支」即是「變夷」，才能了解顧炎武仍以變夷自任的豪氣。又如讀到該集卷五《哭歸高士》詩的自註：

「君二十五年前，嘗作詩，以魯連一矢寓意，君沒十旬，而文覃舉庚。」

歷來校注家皆不能了解最後四字，其實是韻目代字的「雲南舉兵」。

又如讀該集卷四《杭州》詩「那肱召周軍，匈奴王衛律」的自注「真東豏」，歷來也不能解。潘重規發現這三字是廣韻的韻目，乃陳洪範之代語──陳、真韻字；洪、東韻字；范，在范韻，與豏韻相鄰。此外，如以願州為建州、以東支代東夷、以冬虞代東胡、以陽庚代王城、以霽陽代桂王、以梗錫代永曆等等，簡直不勝枚舉。

潘重規為此畫了一張非常有用的亭林詩中所常見的韻目代字表，有此一表，則亭林詩中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句才能清楚。近人則已用校勘學方法，取原抄本為據，將亭林詩中以韻目代字者校出，例證之多，簡直不勝枚舉。

如果韻目代字是出於顧炎武，則他為了怕有心人不能了解，在《日知錄》中留下一條線索提醒後人。在該書卷二十一《古文未正之隱》條，顧氏說文天祥《指南錄》的《序》中凡「北」字皆「虜」字也，後人不知其意，故無法替他改正。顧氏又說謝翺《西台慟哭記》中：

「本當雲文信公，而謬雲顏魯公，本當雲季宋，而雲季漢，凡此皆有待後人之改正也」。

關於韻目代字的問題，我的推測是顧炎武本人在寫作這些詩篇時，並未加以密碼化或隱語化，處理這些工作最可能是他的編刊者所進行的，但是我們並無法指出是誰。

在清代的日常語言使用中，也有一些字在特別場合中須小心使用的，如「發」字便是。一些帶有「發」字的成語，有時候就格外難用。如「一髮千鈞」是平常的，可是在薙髮令後，這個成語便有敏感意味，如明臨川王若之（明末天啟崇禎年間人士）的《王湘客尺牘》一首詩上有讀者批了八個字：

「狂瀾砥柱，一千鈞」

空掉的字一定是「發」，可能是批者自己或他人塗抹。因為它令人產生一種聯想──以千鈞之重來形容一發，似乎是對「薙髮」政策的不滿。這個假設在《明史》這一部修撰期前後達八十多年的書上得到印證，該書從頭到尾未曾用過「一髮千鈞」或「千鈞一髮」。

在官方行動之前，作者們通常在心中放置一把尺反覆審量多時。而這一把尺的形成，常是透過各種耳語傳播加上猜測形成的。

廣陳恭尹的《獨漉堂詩集十五卷、文集十五卷、續編一卷》，其中獨缺奏疏、啟事、箋的部分，但註明「僅存此目錄」。陳恭尹自謂這一部分的稿子毀於火，依鄧之誠推測，「實懲於（屈）大均《軍中草》，為大汕劫持，因畏禍不敢刻耳」。如果是毀於火，何以火只選擇奏疏、啟事、箋的部分燒？可見這是作者自編理由以避刊。但是，他又要人知道他有這些西，所以存下目錄。

揣度到自己的某些文字可能觸犯禁忌，而自行檢點、自行刪削的現象非常普遍，但是每個人的敏感度不同，如閻爾梅，他雖說「賈禍詩文盡數刪」，可是顯然刪得不夠，或是揣度得不恰當，他後來仍「以詩禍亡命」。

不過也有的人在刪竄之後，還要留一通消息給有心人。如陳梓是生長在康、雍、乾盛世的人，卻對滿清得天下施以嚴詞抨擊，其內容與感情的強度，都很像是明遺民的風格。而且他在詩集的《刪後詩存》的《自敘》中還指出：

「己酉秋，悉取篋中愜意者付之火，其他應酬諸作不足焚者，稍稍編次之，題之曰《刪後詩存》，以示門下群從輩，精華去而渣滓僅存，余之詩良可哀也。」

自己刪竄而又以隱晦方式加以指引，好像留一通密碼給後人。近代學者王重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見到陳梓的《井心集》，對比之下才赫然知道何以陳氏所指的「菁華」必須刪去，但因為不知道所刪的菁華是什麼，所以我們完全不知道陳梓太平歌詩之外的另一面。

又如李鄴嗣有《題〈甬上耆舊詩〉未刻十卷後》：

「馬火兵燐照眼時，誰從野墟拾遺詞？魯公故客爭傳句，翟氏門人亦有詩。斗過庚申文益妙，人存甲乙事俱奇。埋山沉井須臾出，豈待他年定是非！」

這十卷未刻詩顯然是明末抗清志士之作品。照理說他連有十卷未刻書都不應形之吟詠的，但是他又想讓人們知道遺民的這一段心曲，所以仍留下一首詩點出其中隱曲。全祖望（1705-1755）在遍尋這十卷詩而不可得之後，乃輯《續甬上耆舊詩》。該書在清代也始終未刻，一直以抄本方式流傳，直到辛亥革命後才排印。

（四）緊張壓力下的出版與編輯工作

接著我想從書稿的編排、印刷、發行、鏟板等等一系列過程來探討出版者自我禁抑的現象。

傳統中國文獻流傳及印刷方式與現代頗不相同：

第一、在書未雕版開前及開之後，抄本流傳的情形非常普遍。傳統中國並無現代意義的所謂學報，所以書信抄傳是流通知識的重要形式；

第二、並不一定一次印整部書，常常是以篇為單位印行，古代如此，在清代也常是如此；

第三、即使在活字印刷發明很久之後，雕版印書仍最普遍。許多書往往不一定是由書坊，而是由家族或私人所開雕。需要書的人，往往親自到雕板所存的地方印刷。由於印刷的靈活性很高，剜改也相當容易，故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很容易抽換、剜改或補板。近人盧前也這樣說：

「木刻自寫樣到刻成至少經過四、五校，錯字當然少。就是成書發現一個錯字，或者改動幾個字，隨時可以挖補。起首過二、三十本紅標本，認為滿意再印它五、六十本，最多也可以印一百本，隨時校訂隨時加印，在機器上是辦不到的。」

第四、抄本與本並行，而且在印本流行之後，抄本仍然相當流行，許多藏書家都僱工抄寫。舊抄本往往是相當名貴的，清代版本大家黃丕烈便很重視舊抄本。許多三家村學究，無力買書，即使很平常的書，也用抄寫。而且因為過去印書，一刷往往只有幾十部或上百部（最多兩三百部），買書又不似現代方便，所以僱工抄寫反而近便。以上這些特色皆使得不斷地自我刪竄變得相當容易。

在這裡我要先從出版商及刻工的自我檢點，到文稿付前的編輯工作開始討論。出版商是承受不少壓力的一群。

首先，迴避哪些書不出版就是一大考量。

我們如果細考清代出版史，可以發現有些書中斷相當長一段時間不「再製造」（reproduce），如文天祥的集子從雍正到道光，一百二十多年沒有刊本。出版商在出版他們認為或有可能出問題的書時，也是盡量以各種方式亂人耳目。

譬如：刻書時不註明刻書年代與刻書者，刻工也不留下名字，或是作者不署真名，署一些奇怪的別稱別號。還有一些書坊主人在刊刻小說時標榜「京本」，以示這是來自京師，有的則標明「本衙藏板」，讓人誤以為是在某官府刻的本子──有的是藉以提高身份，但有些可能是為了躲避麻煩。

編者與作者一樣要在緊張壓力下暗暗檢點自己，從取捨內容到安排先後，到記敘的豐儉，都可以看出複雜的心理活動。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以顧炎武、黃宗羲置於書末「補編」中，這個章節上的安排便與二人早年的抗清背景甚有關係。顧、黃在清初學術的地位以及他們與清學發展的關係不能在一本講清朝學術發展的書上被遺漏，可是編書的人既要收入他們，又為了表示自己已留意到他們不仕於清的背景而有所處置，所以將他們置於卷末。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嶺南地區極為活躍的文人，當時有所謂「嶺南三大家」：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與「江左三家」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遙相抗衡，而大均是不折不扣的首領。

論詩文的成就，梁佩蘭不能與屈大均、陳恭尹相比。可是他們的朋友王隼編《嶺南三大家詩選》時，竟置屈大均於末而以梁佩蘭居首。屈、梁二人在清初的行動成強烈對比，一抗清、一仕清，則此一倒置意味深長矣。嘉慶年間，順德羅學鵬輯《廣文獻》，列了王邦畿、程可則、梁佩蘭、陳恭尹、方殿元及方氏的兩個兒子方朝、方還為清初嶺南七子，並故意漏掉了屈大均。

這一個遺漏是很有用心的，王隼編書的時間在清初，當時屈大均因參與抗清，故被殿後。羅學鵬編書時已到了嘉慶，這時屈大均早已因雍正、乾隆朝的文字案的牽連，成為眾矢之的，他與錢謙益的名字被人們從各種詩文集中抹除消失了，所以在羅氏書中，屈大均就連殿後的資格都失去了。

可是到了咸豐年間李元度（1821-1887）在編《國朝先正事略》時，則是將嶺南三大家放在一篇中，以陳恭尹居首、梁佩蘭殿後，屈大均居中。但寫到屈大均時仍然只有十六個字

「翁山，屈姓，名大均，番禺人，著有《翁山詩集》」。

同一部《事略》中，並沒有錢謙益的詩。這時候文網漸寬，故李元度敢提屈大均的名字，但是文網並非全然不存在，所以他只敢用十六個字寫屈氏。

清代黃澄量（乾隆年間人士）模仿黃宗羲《明文海》的體例，選錄有明一代文集纂輯成《今文類體》，該書的目錄即先將王守仁、方孝孺、張居正等人的文章列於前，而把有觸清代忌諱的文章隱藏於後。即使到了道光年間阮元編《皇清經解》時，在所收書中仍大動手腳。

屈大均（1630—1696），字騷余，號菜圃，漢族，廣東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學者、詩人，與陳恭尹、梁佩蘭並稱「嶺南三大家」。曾與魏耕等進行反清活動。後避禍為僧，中年仍改儒服。詩有李白、屈原的遺風，著作多毀於雍正、乾隆兩朝。

何佑森先生舉《日知錄》為例說，凡其中以史解經或以經論史，而涉及華夷之辨、春秋大義的，如該書卷二錫土姓、王朝步自周、豐熙偽尚書，卷三楚吳諸國無詩、小人所腓等，都不收入。

細察清人文集者，常會發現有些該有的文字不見了，尤其是文集中的志、傳部分。因為志、傳所載是各種事迹，而事實最易賈禍，所以編者動了手腳。

有些書在目錄上載有某些文章，但實際上刪去了，有些則是有文無目。這裡要舉幾個例子。

我在《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中曾舉江蘇太倉王時翔的《小山詩初稿》這一部書為例。

該書應該是隨編隨刻，所以整個出版完成的過程拖了許多年，前面的已發行，而後面的還在陸續刊刻。這部書開雕時，《大義覺迷錄》已頒行天下士子誦讀，作者有一首《宣讀大義覺迷》詩，可是當它尚未全部刻完時，乾隆即位並且下令查禁《覺迷錄》，所以原是要吹捧雍正的詩，現在變成禁忌了，乃急忙刪去正文，可是目錄早已刻成，不能剜改，因此形成有目無文的現象。

因為發現政治氣候的日趨緊張而在印刷前挖板、鏟板的情形非常之多，以致常有鏟挖之後面目全非、文義不通的例子。在曾靜案中，呂留良被開棺戮屍，這使得全天下人的文字中凡有「呂留良」三字者都特別感到緊張。陸隴其的後人即是其一。

呂留良是清初江浙一帶在王學盛行的空氣中轉而提倡朱子學的一位重要領袖，陸隴其自述他在遇見呂氏之後，堅定了自己衷心護持宣揚程朱學說的決心，所以呂氏是他思想發展最關鍵的一個人。可是這一層關係，在讀《陸平湖文集》或其後人所編的《陸隴其年譜》時卻看不出來。文集中或語焉不詳，或以空格代替呂留良的名字，非真熟悉陸氏思想交涉之實況的人不能知其所以。而在《國初人傳》中更告訴我們陸隴其之婿曹宗柱所輯年譜中，

「述清獻與石門（呂留良）投分最契，不啻一人。及石門事敗，其家乃改修年譜，盡滅去之。」

從曹氏輯年譜到呂留良被曾靜案所牽連，其間有相當長的時間，足見這份年譜曾經流傳，但因呂氏事敗，陸氏後人趕快重改年譜。《陸隴其年譜》的現代點校者在比對最早的年譜及呂留良事件發生後的修改本時，發現多處刪竄，尤其康熙二十二年（1683）條，有「聞呂君晚邨之變，為文以哭之」，接著是一篇長祭文，但雍正刻本自「聞呂君晚之變」以後全部空缺，一直到出現「徐公青來邀酌」這一件不相干的事為止。

關於呂陸之間還有一層是《國初人傳》的作者所未言及的：陸氏所著《三魚堂文集》，康熙間嘉會堂原刊本最為完整，經比對呂留良事件後的印本，可見刪掉《答呂無黨》、《與呂無黨及附答》、《祭呂晚村先生文》等篇章。

改書名或撕去封面是常見的辦法。

時人或許會在路上撿到一本沒有頭尾的書，即使通讀了，還是不知是什麼書。

《販書偶記》作者孫殿起見過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鈔》，是康熙年間刊本，乃屈氏晚年所為之文，「翁山文鈔」四字書名，及「番禺屈大均撰」六字在書時俱已鏟去。使人讀之，完全不知道是誰寫的。至於挖去內文的，則比比皆是。

如李世熊，他是明遺民中忠節之士，在《寒支初集》中有不少譴責仕清明臣，甚至以狗、以馬喻之，將他們的事迹匯為《狗馬史記》。李氏的《寒支二集》卷五中有一封康熙十五年的《答某簡》，說：

「今廟算反是，意似據閩為基，辟海為戶耳，與昔人爭關中長安為萬世基者，跡同而指異也。」

這裡缺了主詞，究竟是誰的廟算？衡諸內容，應該是指耿藩的廟算。這一段話所以如此費猜測，是因為前面挖去了兩行。很可能這本書刻畢尚未印行時，三藩亂平，所以急急忙忙，將原先與人討論耿藩雖有所動作但不可能成功的部分刪去。

讀清人文集凡逢墨釘或闕字漫漶處，都值得留神。

墨釘通常是表示缺文，或版本上不易確定的文字，不過在清代常是自行鏟去的忌諱字眼或名字。我在閱讀清初筆記小說時，最常見到以墨釘處理，或用蒙叟、牧翁、澗老人等方式將錢謙益的名字矇混過關的情形。

周作人說他有一部王士禛的《帶經堂詩話》，是原刻稍後的，展卷常見墨釘，細審即知是剜除錢謙益的名氏。乾隆以後，是否將錢謙益的名字鏟去，成為判斷士人是否遵守朝廷功令的一個標記。而錢氏在晚明文壇地位之高，交遊之廣，留下痕迹之多，又是無人可望其項背的，所以避起來特別厲害。

屈大均的名字也是當時一大忌諱，故即使到了嘉慶文網漸弛，孫銀槎輯注的《曝書亭詩集箋注》里，「屈五」（即屈大均）的字樣仍被挖去，代以「友人」二字。所以清人集里種種隙漏中，常有極複雜的風雷與隱情。

明季以來流行一書多序，而且常常連篇累牘，這種標榜之習常把一個人的交友圈一清二楚地呈現出來。在晚明這種標榜之習沒有什麼危險性，可是在清代政治壓力下，它卻變成瓜蔓抄的依據。

雍正帝曾以汪景祺的《讀書堂西征隨筆》中一些細小的問題作為借口誅殺汪景祺，《讀書堂西征隨筆》雖是一部毫無可觀的少作，但卻請了朱彝尊、韓菼等七八個人作序。然而根據觀察，沒有一篇序在作序者自身的文集中留存，只有朱彝尊的《曝書亭集》卷二十，還保留了與汪氏西湖唱和的五首詩。

那是因為朱集刊成在汪景祺獲罪之先，已追改不及。但在後來刊的本子中，「景祺」兩字就已經削去了。出於同樣的原因，朱集卷二十三《春宮再建喜而賦詩》，在康熙五十一年再廢太子以後，重印時也削去了。有些書當版片刻好之後，出於經濟或其他因素，等了相當久才印刷，就在等待的期間，卻改朝換代了。

敏感的人馬上知道應該如何做。如明代張岳的《小山類稿》，便是這樣一本明刻清印本，王重民檢視書樣後，說「凡清諱多經劖改，因知猶是明刻原版」。

《西湖七月半》是明代文學家張岱創作的一篇散文。作者先描繪了達官貴人、名娃閨秀、名妓閑僧、慵懶之徒四類看月之人；與這些附庸風雅的世俗之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最後一類，即作者的好友及佳人，其觀景賞月時行為的持重高雅、情態氣度與西湖的優美風景和諧一致。

書本既刊之後，發現空氣不對而緊急將書收回、修改或秘不示人的例子也頗有所見。

明末臨沂王若之的《王湘客書牘》，大概雕板於清初，是按年而編的書信，自崇禎九年（1636）丙子至順治二年（1636-1645）乙酉，共六十四封信，但甲申是何等敏感的年份，所以這年所收的三封信便鏟去一封，以致讀者翻開書本迎面而見七行的空白。

乾隆四十二年（1777），也正是文字獄空氣大為緊張的時候，太倉陸時化突然想起他的《吳越所見書畫錄》中有詆斥滿洲的句子，趕緊將所存的板塊焚毀，並盡量將所發的書追回焚棄。陸時化是自己編輯、自己印行，而且自己發現，不曾有任何官方的力量介入，他就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時候，悄悄地完成了他的工作，可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時「下有對策」反而是幫助政府擴大其禁制的力量。

為什麼陸時化會在乾隆四十二年才突然想起他的書中有違礙的問題呢？《四庫全書》開修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三十九年（1774），令各地繳獻明末清初違礙書籍，接著文字獄案迭起（如王錫侯《字貫》案），空氣突然緊張起來，回顧過去的編纂工作，陸氏遂於不疑處有疑了。

由於已刊發的書，在某種意思上來說就是授人把柄，所以徐乾學兄弟後來因黨爭而垮台，便遲遲不肯刊行他們的文集，並為此編了種種的理由。這或許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在文集中寫了任何冒犯清廷的話，而是怕政敵在字面上作種種曲解。後代子孫也害怕祖先的書在外流傳，遭人任意添改以致惹禍。愈是受人歡迎的書，愈有這種可能。這也難怪鄭燮的《板橋詩鈔》，清暉書屋、酉山堂書樓等翻刻本上都有這樣一段話：

「板橋詩刻止於此矣，死後如有託名翻版，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闌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顯然是怕翻版後加入的作品萬一有問題會引起禍端，故才如此申明。

（五）讀者的自我禁抑

在研究自我約束、自我刪竄的過程中，筆者也發現讀者大量參與其事。

這大多是為了保護讀者自己。譬如魏裔介這位清初理學名臣所批讀過的一部《趙高邑集》流傳到清末革命志士張繼手中。張氏曾以之示章太炎，根據太炎描述，魏氏之評記皆以藍筆書之，凡見胡虜建夷等字樣，徑為塗抹，或大書刪字於其上。讀者的刪塗可能是表達一種態度，使得收藏該書不為罪過。

又如陳子龍的詩文，在子龍殉國之後由其友人宋轅文收集，因其中極多觸清廷忌諱之處，

「（宋）轅文所收並未能彙編成集。轅文卒後，文網日嚴，屢興大獄，子龍遺文在禁忌極嚴的情況下，宋之後嗣，即使能為之藏慝，時日既久，亦難免殘缺佚散。至於陳子龍生前所刻的詩文集，人多深藏不敢出，且往往為輾轉傳鈔本，其中觸犯禁忌的字面，都被銷除塗毀，不可通讀」。

蘇州圖書館所藏一部劉若愚的《酌中志》，讀者孫爵昌（二酉）也是：

「通體硃筆細改，並粘有小簽三百四十二則。驟視之，似為詳盡，細案之，乃商略次序，竄易違礙字樣，甚至有鉤乙塗點處，可謂枉用其心。」

又如來斯行《槎庵小乘》。江蘇圖書館的周愨在館中見過一部，周氏驟看以為是黑口本，後來才知是書賈以其為禁書，將書名、著人姓氏、書口及終卷處加以塗黑。書中稍涉忌諱的字眼也用墨處理過。足見官方有四庫館臣點定竄改，民間也一樣有人在暗地裡作四庫館臣的事。

黃彰健先生在校勘《明實錄》的各種版本時，曾頻頻指出廣方言館所藏《明實錄》在許多涉及忌諱之處，以刀片割成空格，經與別種版本的《明實錄》相校，割去前的字樣皆能復原。令我們感到好奇的是，何以廣方言館所藏《明實錄》作這些死工夫，而且更令人納悶的是，全書中還有許多犯諱字眼並未割成空格，如果割裂者是想有系統地清除這些字眼，何以未清除乾淨？

史語所的廣方言館實錄系俞大維任兵工署長時所移贈的。不過，該書的收藏史並不清楚，也無從知道這些空格是何代人所割。不過這份抄本上的空格似乎使人想起一位敏感的藏書家或他的僕從在偷偷地檢查這份珍貴的抄本時，小心翼翼地以利刃割去忌諱字眼的情形。他或許不敢假手於他人，以免被告發，所以只能自己一面看一面割除；但他又不夠細心，或是只看過幾卷，故有漏網之魚。也許他割空格可能是為了表示一下態度，以防他日被查或友朋翻閱時帶來麻煩。

此處接著要談藏書家自我約束的現象。

清代許多藏書目錄的編印者都刻意將禁毀書排除在錄外，其一致性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有時候他們的藏書目錄也有對外及對內兩種。對外的目錄迴避得乾乾淨淨，自用的目錄則不一定如此。

如近人洪業在北京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曾發現一種稿本蠶豆華館《琁笈小錄》（一冊，共九十六頁），是汪適孫個人私產之簿錄（後來也成為汪家公產的記錄），其中記汪氏所藏清代禁書，如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呂留良《評錢吉士稿》，卻不見於汪家所刊《振綺堂書目》，有可能是因為這些禁書是汪適孫私人之物，但不無可能是因涉及忌諱而只登在私人保存的簿錄中。

書目是各種書籍訊息的總匯之所，所以是一個特別敏感之所。

許多書目一再改修，透露出收藏者及書志纂修者內心的壓力。

以最負盛名的天一閣為例，嘉慶八、九年（1803-1804），阮元命范氏後人范邦甸等就館藏編印書目，不久便完成《天一閣書目》十卷、補遺一卷，但編目在乾隆禁書之後，所以像王世貞的《綱鑒會纂》、錢肅樂的《庚辰春偶吟》等屬禁書範圍的書，都不曾編入。

然當時移世變，禁風漸弛，則補編、續編，或各種重修本便紛紛出現。道光二十七年（1847），浙江布政使劉喜海登閣看書，隨手抄錄，編成《天一閣現存書目》十二卷，便增出阮目所不載書籍共463種，而各種禁書赫然在目。藏書可以秘而不出，但《書目》卻是公開發行的，所以後者往往隨著政治氣候而變。從嘉慶八、九年到道光二十七年，前後有四十多年，正是政治空氣改變得最厲害的一段時間，由天一閣兩本書目的改變亦可以想見其一二。

討論藏書目錄中自我約束的現象，便不能省略錢謙益與屈大均這兩個最敏感的人物。

前面提到，錢氏在晚明清初是主持壇坫的人物，所以央他作序或收載其詩文的書非常多，然而這些序或詩文都在乾隆時代經政府的三令五申而被大量抽刪。但是經錢氏題跋的一些宋元善本便比較難以處置，宋元善本價值很高，藏書家的目錄上如不能多列，則有損令名，但是錢謙益的名字又得盡量除去，於是我們便在藏書目錄上見到一些無頭無尾的書或序跋。像嘉慶十年（1805）上板的《季滄葦藏書目》，因為當時文網尚密，我們便見到諸如：

抱朴子二十卷 五本 翁跋

楊子方言六卷 四本 翁跋

楊子法言十三卷附音義 一本 翁跋

高誘注戰國策三十三卷 八本 翁跋

這些墨塗究系原刻《書目》即有，或是擁有此書的人所塗，從《書目類編》的景印本上看不出來。「翁」望而即知是牧翁，即錢謙益。

這些宋本經牧翁題跋過，聲價自高，所以如果《季滄葦藏書目》中這些墨塗是原刻所有，則可推測藏書者是既要人家不知道，又要人家知道「翁」的身份；既要內行人知道此藏書中有幾許錢謙益的跋，又要對外人表示書目已作過特殊處理，如有人告發，也可以有個說詞。

有意思的是這份藏書目錄中幾乎不載明人文集，因為它們最易觸犯禁諱。我常懷疑，清代書目之少載或不載晚明文集，如朱學勤《結一廬書目》、楊紹和《海源閣藏書目》無明人文集，《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只有宋元文集，潘祖蔭《滂喜齋宋元本書目》、瞿鏞《鐵琴銅劍樓藏宋元本書目》，除了是因為宋元本價值較高故特別加以登錄，是不是也可以從自我約束這一點去理解？

再者，錢謙益的名字在當時到處成為忌諱，此處僅舉兩例。

錢謙益（1582,10,22—1664,6,17），字受之，號牧齋。學者稱虞山先生。清初詩壇的盟主之一。清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近逼南京。兵臨南京城下時，柳如是勸錢謙益與其一起投水殉國，錢謙益沉思無語，最後走下水池試了一下水，說：「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奮身欲沉池水中」，卻給錢謙益硬托住了。

以朱彝尊的《經義考》為例，書中討論各種經學著作時每每稱引錢謙益的觀點，在《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的《經義考》中，凡引用錢謙益之說，一概改作「錢陸燦曰」，共有五十幾條，這等於是把錢氏的見解一概送給明末清初的錢陸燦。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的《經義考》中，引用錢謙益的部分則隨意套上各種名字：

（a）改作「何景明曰」者，

有王廷相《太極辨》一例

（b）改作「錢陸燦曰」者，

有趙汸《大易文詮》等十三例

（c）改作「黃虞稷曰」者，

有朱篁《鏗鏗齋易郵》一例

（d）改作「陸元輔曰」者，

有屠隆《讀易便解》等二例

（e）改作「毛奇齡曰」者，

有楊慎《易解》一例

（f）改作「陳子龍曰」者，

有豐坊《古易世學》等三例

（g）改作「何光遠曰」者，

有何模《禹貢圖注》一例

（h）改作「谷應泰曰」者，

有吳國倫《春秋世譜》一例

（i）改作「高攀龍曰」者，

有卓爾康《易學全書》一例

（j）改作「羅喻義曰」者，

有錢時俊《春秋胡傳翼》等二例

（k）改作「匡解原序」者，

有鄒德溥《春秋匡解》一例

（l）改作「闕曰」者，

有郭登《春秋左傳直解》等三例

（m）改作「私考駁正」者，

有季本《春秋私考》一例

（n）改作「江南通志」者，

有申時行《書經講義會編》等六例

（o）改作「江西通志」者，

有湯顯祖《玉茗堂尚書兒訓》一例

（p）改作「浙江通志」者，

有瞿佑《詩經正葩》等二例

（q）改作「山東通志」者，

有劉天民《洪範辨疑》等二例

其中當然也有漏改者，如：華時亨《周易箋注》及張仲次《周易玩辭困學記》等二例。

藏書目錄內容的變動自然是個溫度計。

當禁網鬆弛時，有些藏書家將涉及禁諱的書以「補錄」的方式收列於原刊書目中，如趙宗建《舊山樓書目》即是一例。舊山樓規模不大，葉昌熾《藏書紀事詩》稱之為「小藏家」，但是因為《也是園古今雜劇》原藏其處而頗享令名。

趙氏是同、光間藏書家，這個時候的文字獄壓力已遠不如乾隆、嘉慶時期，不過在此目正編中，我們看不到什麼違禁之書。反倒是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十月的「補錄」中，見到連篇累牘的已禁或應禁之書，而且絕大部分是抄本。譬如《大義覺迷錄》下註明「發學官原本，乾隆時已收回，可寶也」，又如《呂氏正綱》下注「禁書，名號及圖章門人題志均挖去，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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