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研論壇58交叉學科視角下的經濟史學
2017年12月20日下午，「北大文研論壇」第五十八期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二樓會議室舉行，主題為「交叉學科視角下的經濟史學」。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張亞光擔任主持，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周建波，文研院訪問教授、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楠，文研院訪問教授、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教授孫聖民，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管漢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郝煜出席並參與討論。
張亞光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論壇開始，張亞光教授介紹了與會教授歷史學與經濟學交叉的學術背景，以及他們在經濟史學領域取得的成就。張亞光指出，經濟史學家往往存在一些困境。在很多其他學科的學者看來，經濟史學家很難劃分到某一個陣營當中，既有歷史學背景出身的經濟史學家，也有經濟學背景出身的經濟史學家，彼此之間也存在隔閡與誤會。張亞光教授希望能夠借本次論壇的機會，充分討論，使這一學科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關注。
周建波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周建波教授率先做主旨報告。周建波教授指出，人們通常以為交叉學科更容易出成績，但它的劣勢在於其並不容易被兩邊接受，要被兩邊所接受，學者需要付出相當多的努力。一般來說，學歷史的需要懂史料，史料強調不能孤證，說明一個問題，起碼要三條史料論證。然而到經濟學這邊寫文章，經濟學家會說一條史料就能講明白問題，不需要那麼多史料。甚至史料都不需要，用大白話或者完全用數學表達。所以經濟學領域的文章十分抽象，理論性很強。但在歷史學看來，經濟學這邊就是模型和計量，沒有史料。歷史學的文章往往強調從小事入手，強調來龍去脈。經濟學的文章強調製度的制定和績效。
周建波教授強調，兩個學科應該相互借鑒。歷史學最大的優點在於史料豐富，弱點是理論性不夠強。經濟學最大的優勢在於極度抽象，但缺乏史料論證是它的不足。兩個學科的結合併不容易，各有側重點，只能發揮各自的優勢。而經濟思想史是在這交叉學科之中最為邊緣，人文色彩最濃的。換而言之，在經濟學的百花園中，經濟思想史最孤立，也最難發表文章。同時，周建波教授認為做經濟思想史不容易，天文地理什麼都得懂一些，比如要做游牧民族南下給漢民族制度變遷影響的課題，就要求懂氣候、地理。這個學科對學者的知識結構的要求高，做出成果不容易，所以說它有它的樂趣，也有它的難度。
管漢暉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管漢暉教授以怎麼看待經濟學和歷史學這一問題為切入點，談及這兩個學科的性質。在管漢暉教授的理解中，歷史學兼具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屬性，更多具有社會科學的屬性，需要找到人類發展背後內在的規律。從這個角度講就產生了分歧。經濟學講資源配置，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後來有了制度經濟學，科學屬性會弱一點，更多需要吸收文化、制度這些方面，但總體仍是一門社會科學。回到經濟史學，經濟史到底算是經濟學裡的社會科學，還是算是歷史學裡的人文學科，也存在分歧。
管漢暉教授提到，他在經濟學院教經濟史，都從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出發。經濟史是經濟學裡面核心的分支學科，並不冷門。比如在研究貨幣傳導機制上，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是大蕭條。大蕭條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衰退，幾代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對大蕭條產生的原因進行研究，得出了共同的結論，是因為金本位。金本位出了問題，貨幣危機通過金本位在不同國家之間傳導，這是規律和科學。要研究長期的經濟問題和經濟現象，類似於經濟增長、人口轉型、收入分配，經濟史是必不可少的。
Dorothea Longe的著名攝影作品
Migrant Mother（1936）所刻畫的正是大蕭條時期加州拾豆者的生活
李楠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李楠教授引用經濟史大家吳承明先生的觀點，指出史無定法，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但在處理歷史問題和分析歷史問題的時候，可能針對不同的研究問題，採用不同的研究範式。研究範式範式基本分為兩類，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
人文學科視角屬於傳統的歷史性研究，強調考據。比如研究王安石的經濟思想，不能直接進行量化方法，首先需要處理文集、筆記這些材料，這是傳統人文學科的研究範式。社會科學研究範式下，學者不是要刻劃歷史事實本身，而是要針對具體問題，從歷史事實當中去解釋問題。所以社會科學範式處理經濟史的時候，需要提出假設，除此之外還需要有一些證據來證明假設是對是錯。這一過程中可以採用收集數據的量化方法，也可以通過一些史料進行論證。但不管用定性方法，還是定量方法，這都是一種社會科學的研究範式。
然而近年來研究範式產生了進一步的轉化。從社會科學研究範式來講，從上世紀末到現在一直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真正的經濟學研究早期集中在歷史學的範式之內，並沒有擺脫整個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研究的視野。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開始一場新經濟史革命，開始在經濟史的研究中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和統計學方法，實現經濟史研究的科學化。到2000年前後，對經濟史研究來說，特別是歷史計量學，其研究範式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變化主要集中於研究目的。早期經濟史研究目的是出於解釋歷史，但從上世紀末到現在，歷史計量學的目標是為了發展整個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理論，為整個學科的理論範式服務。從具體的研究方法來講，也與過去單獨使用序列數據，進行簡單的統計分析和回歸分析，也存在很大不同。現在主要強調系統化數據的使用，側重因果關係的識別。
很多人對歷史計量學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可能由以下幾個問題導致。首先一個問題在於概念上的混淆。李楠教授對容易產生混淆的三個概念，歷史計量學、歷史經濟分析、量化歷史進行釐清。其次重要的爭議根源是史料的使用邏輯。李楠教授認為，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水火不容，研究範式不是最大的障礙，而是怎麼去認識研究材料和研究素材的問題。
最後，李楠教授認為，經濟學家做經濟史應關注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中國是非常特殊的。另一方面需要關注比較研究，中國實際上是整個大的研究範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孫聖民
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
孫聖民教授在報告伊始呼籲加強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特別是經濟哲學的研究，這對經濟學的發展是非常有意義的。如果在經濟學科內部以科學性和人文性劃分坐標，可以看到，其中科學性最強的學科毫無疑問是理論計量經濟學和數理經濟學，科學性最弱的就是經濟學方法論和經濟思想史。現在經濟學內部被經濟學的主流方法邏輯思維接管，還出現了很多衝突。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我們需要考慮兩個層次。第一，人文社會科學終極目標是什麼；第二，人文社會科學的手段是什麼。
首先，孫聖民教授引用馬克思·韋伯的觀點，認為人文社會科學階段性目標是尋求科學性和規律性，總體目標是追求人文情懷，獲取具有特殊性質的文化現象的知識。反對觀點會質疑，經濟學尋求規律科學性，那麼人文情懷及其特殊性體現在哪裡。這牽涉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經濟理論和經濟實現的分裂。經濟學本身是社會科學，如果其目的要回歸到經濟學初創時期所強調的增長人民福祉，增加國家財富這個狀態，後兩個層次的人文考量就無法避免。在實踐中，如果用純粹實證科學的結論去指導經濟實踐的話，只有兩個結果，第一是理論或結論失之毫釐，實踐謬之千里，第二則是經濟學家會被罵得一塌糊塗，是紙上談兵。人文社會科學在哲學層面上有很清楚的闡述，科學和人文之間應該有一種張力，喪失理性追求的人文情懷可能會走向偏執，喪失人文的科學也會走向自己的負面，這是歷史發展中表明得很清楚的。這一點在哲學上沒有爭議，但在經濟學裡面還有忽視的地方。
圖為韋伯《經濟與社會》手稿
其次，回到科學哲學和方法論的問題上，孫聖民教授認為當前中國的經濟學需要在西方經濟學，和傳統中國經濟思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間尋找到一條可行的道路。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在經濟學方法論和經濟哲學上思考，當前西方經濟學分析工具和思想深度的衝突。在經濟學當中，如果強調的是工具理性，是能夠找到規律。然而實際上一個理論或方法特彆強調理性的時候，往往會喪失其思想深度、忽視個性的方面。一個理論如果它確定性越強，其思想深度可能越弱，因為確定性強的時候，有普世性道理，但往往信息含量更少，對解釋個案沒有價值。理論的普適性和實踐性之間的矛盾，應當從方法論的多層次來解決，而不僅是空談，也可以落到實地，做具體案例研究。孫聖民教授指出，工具理性是一個難以跨越的障礙，追求規律是經濟學的重要任務，但同時也需要對科學和唯科學主義進行區分，我們可以追求科學，但不能脫離具體的文化和倫理特徵，走向唯科學主義的極端。
孫聖民教授繼續往後推，思考因果關係的討論是否真的是客觀的，這種因果關係的客觀性和主觀性體現在哪裡。孫聖民教授認為，計量經濟學和數理經濟學本身可能沒有主觀，但當學者把這種工具用作經濟現象分析時，必然帶有主觀視角。另一方面，做因果關係判斷之前，就已經有價值關聯存在。比如邏輯實證主義基礎上的經濟學數理模型被很多學者批判到，其缺點就在於它所有的結論已經在其假設中包含了，推導過程只不過是把它的假設抖落出來而已。孫聖民教授總結，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可能不是完美的，但中國經濟學也無法完全拋棄西方經濟學而再做一套東西、另起爐灶，而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屬於西方經濟學的一種。因為在西方科學哲學內部也在批判並發展邏輯實證主義，但目前西方經濟學還沒有找到更加完善的科學哲學基礎來完全替代邏輯實證主義。我們還必須在這一基礎上繼續推進，但特別要重視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和「知行合一」的實踐理
郝煜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郝煜教授分享了姚洋教授寫的文章《經濟學的科學主義謬誤》，認為這段話很大程度代表了他的價值觀。經濟學和歷史學的差別在於，經濟學考察小尺度的歷史，而歷史學考察大尺度的歷史。歷史學可以忽略個體層面或者短時期內的因果關係；經濟學則不然，它的主要任務是解釋個體層面和短時期內的因果關係，它的方法論因此就必須提供一定的推理能力，以便對因果關係做出明確無誤的判斷。這樣做的後果自然是經濟學理論的片面性。在片面而趨於深刻和全面而流於膚淺之間，經濟學選擇了前者。他為讀者構造一個故事，並用經濟學的語言把它敘述一遍，這個過程就是經濟學的證明。證明的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在更加接近現實和模型的可操作性之間取得平衡。
郝煜教授認為，經濟學和歷史學本質上都是在講故事，只不過使用的語言稍有不同，因此也不需要期望經濟學就是科學，它就可以去預測所有事情，這不是經濟學的目的，經濟學做不到這一點，這不能成為對它的批評。
張亞光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張亞光教授最後進行了簡短的總結，他指出：經濟史學在中國學界的現狀是近代以來「西學東漸」與「救亡（發展）壓倒啟蒙」兩大思想脈絡撞擊融合的延續。經濟史學的未來既要強調中國的本土性，也要接納西方學術成果的合理性，應當更加重視經濟哲學和經濟史學方法論等元問題的討論。
責任編輯：王東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