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釗：伊拉克戰爭15年後的回望

昨天是3月20日，15年前美國發動了對伊拉克的軍事打擊。這是美國距現在最近的一場戰爭，也是最後一場大規模軍事行動。雖然小布希政府沒有費多長時間就推翻了薩達姆，但是美國也付出了非常大的代價，這場戰爭從硬實力到軟實力對美國來說都是非常昂貴的，戰爭的影響更是深遠。

難以避免的戰爭

15年之後，美國人如何看這場戰爭呢？美國皮尤研究中心3月19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對於「使用武力手段進攻伊拉克是否是一個正確的決定」，近一半(約48%)的美國民眾認為發動戰爭的選擇是錯誤的。從美國人對這場戰爭支持度的變化，可以看出更多的人已經認識到，這場戰爭值得反思。那麼這場戰爭是否有可能避免呢？我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美國當政者的思維里是難以避免的。

首先，自冷戰結束以後，美國成了全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所謂「一超獨大」。而在美國的政界和學界許多人的眼中，美國的身份不只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他們認為世界已經進入「單極時刻」，而不是外界普遍認為的「走向多極化時代」。

其次，由於「9·11」事件的爆發，美國在那時有一種「處於危難」的氣氛，恐怖襲擊激發了美國人的愛國主義。從政治上說，是民心可用。國際上也普遍對美國有一種同情之心，所以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得到了聯合國授權。而西方社會的很多人對薩達姆沒有好感，「入侵科威特」導致海灣戰爭爆發，被認為是薩達姆的「前科」。2002年美國參議院辯論時，70%以上的議員贊成軍事打擊伊拉克，希拉里·柯林頓也投了贊成票。可見打這場仗在美國當時是有足夠的支持的。

第三，小布希政府中新保守主義力量強盛。早在海灣戰爭時，老布希政府的國防部長切尼、副防長沃爾福威茨等人就曾提出一舉將薩達姆政權顛覆，但當時溫和派勢力佔上風。到了小布希時期，切尼、沃爾福威茨等新保守主義力量佔據了上風，除掉薩達姆政權已經成為他們的最大目標。所以，才有了「先有結論，再找證據」的開戰理由，並且誤導了美國的民意。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美國國力在小布希政府初期達到了一個頂峰。美國經濟經過長達十年的擴張後於2001年3月達到峰值，柯林頓任期內經濟的強勁增長和政府財政的盈餘，為小布希政府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到2000年時，財政盈餘達2360多億美元，佔GDP的2.33%。有了這種物質基礎，再加上剛剛打贏阿富汗戰爭，小布希政府內主流的想法是，「與伊拉克打一場戰爭是一件輕鬆的事」。

美國走到了拐點

殊不知打贏戰爭只是美國深陷「伊拉克戰爭泥潭」的開始。在伊拉克戰爭開打的2003年，小布希政府軍費邁上了4000億美元的台階。到2008年，美國軍費已經達到6160億美元之巨。即便當時美國的經濟實力強盛，再厚的家底也經不起這麼折騰。

此外，從美國經濟的角度看，經過十年擴張，2001年，美國的經濟增長已經從頂峰開始跌落。加之小布希政府推行的減稅政策，美國財政從巨額盈餘迅速轉為巨額赤字，到2004年財政赤字創下4120多億美元的歷史紀錄。

因此，要說「伊拉克戰爭令美國走上了下坡路」，這並非沒有道理。

回過頭來看，美國從這場戰爭中可以汲取的教訓確實不少：第一，小布希政府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沒有認識到，即使是一個超級大國，也不能為所欲為，貿然對別國發動一場戰爭。第二，美國當初的目標是要在中東推廣西式民主，搞所謂「大中東計劃」，即在中東的心臟樹立一個民主的樣板，「一個新的伊拉克政權將為那一地區的其他國家樹立一個激動人心、令人鼓舞的自由的榜樣」。但是，民主是從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社會中自然生髮出來的，而不是從外部移栽進去的。美式民主在中東遭遇了「水土不服」。第三，國與國之間的爭端應以和平的、外交的手段來解決，應採取多邊主義的辦法來解決。依仗自己絕對強大的硬實力來壓服對手，甚至動用軍事手段搞政權更迭，這種方式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會給世界帶來更多的不穩定和混亂，製造新的問題。

今天，美國政府在決定政策時更應該想想這些教訓。筆者認為，自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有一點與小布希有相似之處，那就是「民心可用」，現在的「民心」是存在於美國社會的民粹主義，正是它成為特朗普2016年勝選的重要原因。所以，特朗普政府利用一部分「鐵鏽地帶」產業工人對其「增加就業崗位」的支持，動不動就向別國掄起貿易戰大棒。在21世紀的今天，在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全球化之後，國與國之經濟往來日益密切，利益高度交織，相互依存越來越深，這種喊打喊殺的做法必然會給自己帶來大麻煩。「民心」可千萬別用過了頭。(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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