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初期朱子學派的詩文觀念及杜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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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江戶初期朱子學派的詩文觀念及杜甫接受

文 | 張紅

本文原載於《中國文化研究》2017年冬之卷。

摘要

江戶初期朱子學興盛，理學大家藤原惺窩及其弟子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既為儒宗，同時也為重要的漢詩人，其詩文觀念深刻地影響了江戶時代。惺窩主「文道合一」，重視「誠」與「感」，其詩學思想表現出濃郁的理學色彩。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注重經學、兼取詩文，詩以唐為宗，兼參漢魏、宋元，詩學門徑較為開闊。杜甫為朱子學家共同尊奉，以「尊杜」通於「宗經」「明道」，掀起日人宗杜的高潮。此一時期的詩學表現出融通性、過渡性的特點，主要受到宋元詩學的影響，也開啟了取法明代詩學的端緒。

關鍵詞：江戶、朱子學、詩學、杜甫

自大化革新以後，日本受中國哲學影響極為深遠，尤其是儒學，即使以禪宗思想為主體的鎌倉、室町時期，禪僧們倡導「儒佛互補」「儒釋一致」，儒學仍舊獲得了一定的發展。江戶時代（1603－1867）德川幕府崇尚文治，儒學達於極盛，朱子學為朝廷、幕府共同尊奉，成為官學。（［日］西村時彥《日本宋學史》即分列「朝廷之學」與「幕府之學」，其思想皆為朱子學。）朱子學以外，又有以「堀川派」和「蘐園派」為代表的古學派興起，欲復歸儒學源頭，與朱子學形成對立，風靡學界。其後陽明學派復勃興，成為儒學界的革新派，為江戶儒學帶來了新的氣象。對於日本詩學影響深遠的是朱子學派及古學派，而以中江藤樹、佐藤一齋、吉田松陰等為代表的陽明學派在詩學上的影響頗小。

儒學大興對整個江戶的思想文化、文學觀念發生了重大影響。這一時期也是日本漢文學發展的鼎盛階段，漢詩作者眾多，詩社林立，詩社重要者如：長嘯社、賜杖社、江湖詩社、混沌社、三白社、二瘦社、晚晴社、幽蘭社、白鷗社等。 大量漢詩總集、選集被編撰、刊行。較重要的有：友野霞舟《熙朝詩薈》110卷、江村北海《日本詩選》18卷、市寬河齋《日本詩紀》50卷，余如木門派的《木門十四家詩集》、徂徠派的《蘐園錄稿》，幽蘭社的《金蘭詩集》，《日本名家詩選》《大和風雅》《停雲集》《鍾秀集》《海內才子詩》《大東詩集》等多不勝數。 許多儒學家即為頗負盛名的漢詩人、詩論家，詩壇盟主多為儒者占居，如「儒宗、文豪、詩傑，悉皆備於一人」的林羅山，（［日］林鵝峰: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首《羅山文集序》，寬文元年序刊本。）「為文運之嚆矢」的木下順庵，（［日］原念齋：《先哲叢談》卷3「木下順庵「條，引服部南郭語，慶雲堂、擁萬堂刊行，文化十三年刊本。）「天受敏妙，獨步藝苑」的新井白石，（［日］江村北山:《日本詩史》卷4，平安書林刊行，明和八年刊本。）余則如伊藤東涯、室鳩巢、祇園南海、雨森芳洲、貝原益軒、中井竹山、荻生徂徠、太宰春台、梁田蛻岩、皆川淇園、山本北山、賴山陽等皆各自名家。因此，江戶詩學帶有濃郁的儒學色彩。在這種背景下，詩聖杜甫也獲得了崇高的地位，成為諸家諸派共同尊奉的詩學典範。

江戶初期實為思想文化、文學觀念轉折的關鍵階段，中日學界對這一時期文學觀念發生的變化及對後世的影響關注較少。江戶時期的詩學研究，或注重其與明代詩學的關係（［日］松下忠《江戶時代的詩風詩論》從明代詩學與江戶詩學之關係的角度論及江戶初期諸子之詩論。），或著力探討江戶中、後期的詩學思想，除林羅山外，對初期朱子學者的詩學思想均未見關注。本文以江戶時期的寫本、刊本等資料為依據，對藤原惺窩、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的詩學思想及杜甫接受進行考察。

一

藤原惺窩的詩文觀念及其詩學理想

江戶時代朱子學淵源於藤原惺窩。荻生徂徠《與都三近書》中敘及惺窩在日本思想史上之地位，其云：「在邃古，吾東方之國，泯泯乎罔知覺，有王仁氏而後民始識字，有黃備氏而後經藝始傳，有菅原氏而後文史可誦，有惺窩而後人人言則稱天語聖。四君子者雖世尸祝乎學宮可也。」（［日］荻生徂徠：《徂徠集》卷28《與都三近》，南紀書林、浪華書林刊行，寬政三年刊本。）徂徠認為藤原惺窩與王仁、吉備真備、菅原道真四人在日本文化史上具有卓越的貢獻，可享萬世之祭禮，足見評價之高。

藤原惺窩（1561－1619），名肅，字斂夫。作為日本朱子學第一人，其著作曾得後光明帝御序，「可謂希世之榮耀」（［日］原念齋：《先哲叢談》卷1「藤原惺窩」條。）。惺窩在日本文化史上的貢獻，主要是力撥漢唐舊儒學，確立了宋儒正宗地位。其云：「漢唐儒者，不過記誦詞章之間，才注釋、音訓標題事迹耳。決無聖學誠實之見識矣。」（ ［日］藤原惺窩著，藤原為經編：《惺窩先生文集》卷10《問姜沆》，天保七年刊本。）又云：「若無宋儒，豈續聖學之絕緒哉！」（［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11《與林道春》。 ）使朱子學成了日本思想界之主流，開闢了日本儒學發展的新階段，從而對日本漢文學也發生了深刻影響。友野霞舟編選江戶漢詩集《熙朝詩薈》一百一十卷，錄惺窩詩「以冠諸編，以示國家文明之運所由興矣！」（［日］友野霞舟：《熙朝詩薈》卷4，弘化四年序刊本。 ）正是看到了惺窩作為思想界之巨擘，對日本詩壇所產生的重要作用。藤原惺窩論詩論文方面的材料，主要見於《文章達德綱領》、弟子林羅山所編《惺窩文集》、菅玄同編《續惺窩文集》、惺窩後人藤原為經編《惺窩先生文集》。

藤原惺窩《文章達德綱領》六卷，捃集中國歷代諸家關於詩文的言論，設「入式」 「辨體」二科，各分「內錄」「外錄」「雜錄」三類，再下設若干條目立論，建立其詩文理論。「入式內錄」談作者之涵養：讀書、窮理、存養，「外錄」論文法、詩法，「雜錄」則涉及風格及詩文概念，如頓挫、繁簡、陳新、雅俗、常變等；「辨體內錄」「外錄」將歷代諸作分列各體，並簡述之，「辨體雜錄」論詩文之變遷及諸家風格。選取不失精核，並自成體系。可以此為基本依據，結合惺窩其它著述，考察其詩文觀念。

（一）以道為本，文道合一

惺窩稱：「道外無文，文外無道。」（［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11《與林道春》。 ）又引朱子語云：「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日］藤原惺窩：《文章達德綱領》卷3《瑕疵》，文化七年刊本。 ）此可視為惺窩論詩論文之綱領，亦為朱子學派共同奉行之綱領。惺窩在《若州刺史祖母輓詩五首並序》中云：「養德制行，從來遠矣。詞翰者殊其餘事而已，非所期焉。充擴孝悌之誠，推己化人，發為修齊治平，施為禮樂刑政，則誰不感而化？所謂本立而道生者。」（［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4《若州刺史祖母輓詩五首並序》。）「本立而道生」，自能文思高邁、文氣沛然，有超拔俗流之佳作。

因而惺窩將儒家經典作為詩家最重要的修養，在《文章達德綱領》開篇即引李耆卿言：「《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禮》《書》《詩》《春秋》《易》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皆從是出。」（［日］藤原惺窩：《文章達德綱領》卷1《讀書》，引李耆卿《文章精義》。）以四書、五經為萬世文章之根柢。又曰：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榖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庄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日］藤原惺窩：《文章達德綱領》卷1《讀書》，引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詳說作文寫詩的讀書次第，以經為本，廣參史、子、集部之書，既可「取道之原」，又能「旁推交通」。這是惺窩為弟子開列的最重要的書目，惺窩門生大體皆由此入。

惺窩「重經」，亦不廢文。文集記惺窩與弟子讀《文苑英華》吟秋雪事：「右書偶抄研池澌，《文苑英華》又吐奇。劉、白元和人與歲，今翻秋雪要添詩。」（［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5《與正意》。）事實上，詩、道合一的生活正是其對理學思想之實踐，其《文集》多有載錄：

藉甚京師百萬家，新年景象競豪奢。自今春服言吾志，六七人童處處花。（［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4《文祿丙申次焉耳再疊韻三首》。）

獨樂園中是汝家，從來何用事驕奢。春情藹藹皆詩料，月上欄干移影花。（［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4《文祿丙申次焉耳再疊韻三首》。）

燈盞添油談未了，野花啼鳥入詩濃。（［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4《謹和桃花庵春首詩》。）

「自今春服言吾志，六七人童處處花」，用《論語》典，展現他嚮往的一種體道生活。「春情藹藹皆詩料」，「野花啼鳥入詩濃」，言眼前尋常景，無一不入詩，無一不是道。惺窩所倡行「詩、道合一」的理學化人生，對於朱子學派的影響甚大，其弟子亦以此法傳授門徒，且比惺窩更為重視「文」的修養，江戶中葉詩壇之大興，詩家輩出，與此有著重要的關係。

（二）倡「誠」與「感」

惺窩極重作者之「誠」， 以為是詩文感發人心所在，其云：

言者心之發也，文者言之粹也。故簡淡平易，心有誠而不感人者未有焉。刻雕藻繪，不有誠而能感人者蓋寡矣。……聞《蓼莪》詩而廢業，讀《陳情表》而墮淚。以彼誠感我誠，誰不墮淚？誰不廢業？銅山洛鍾，氣類相感，物皆無不然。（［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4《若州刺史祖母輓詩五首並序》。）

「心有誠不感人者未有焉」，天下至文必有至誠。又有詩寄弟子林羅山云：「由來春日載陽時，人意鳥聲求友期。始識清新相感氣，倉庚訓故讀章龜。」（［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4《鶯求友探得龜字寄林道春》。 ）「氣類相感，物皆無不然」。春意載陽時節，人、鳥皆感於清新春氣，相呼相喚，求其佳朋。這些皆見出惺窩對「誠」、「感」之重視。

「感」本為中國哲學之根基，亦素為理學家所重，理學家對「天人之感」「物物相感」所論頗詳，張載《正蒙·乾稱篇》云：「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63頁。）惺窩發揮此意以論詩論文，江戶朱子家們亦為其所影響，成為當時詩學思想的一大特色。

人為至靈，「感」則能「化」，然如何「化」，又關乎「正邪」，其云：「古曰：『鐘鼓管弦以飾喜，鐵鉞干戈以飾怒。』蓋人心者因物感，感則化，化則有善，有不善，實可懼矣。凡有土者，為人物之主宰也。其所以喜，其所以怒，得中正，則綱紀整，而治教明也。」（［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2《吳赤松氏並序》。）善、不善皆能化人，必以「中正」之氣感之、化之，則綱紀整、治教明。這是將「誠」「感」又終歸於「中正」了。

（三）詩學理想：陶、杜為尊

歷代中國詩人中，惺窩最為傾心、尊奉的無疑有兩人，一是陶淵明，一是杜甫。從根本上說，惺窩認為此二人最近於「道」；從表現上說，二人詩中有「真」情，有「誠」意，最能動人。林羅山《惺窩先生行狀》記載：「先生常慕彭澤之為人也。故古畫彭澤小影，往往題贊焉。」《惺窩先生文集》為陶淵明畫題詞、題贊留下的詩文就有9篇（ 如卷1《題歸去來兮圖三首》，卷5《歸去來兮圖》《淵明栗里畫軸塗抹以還之道圓蓋因嗜好可知其人云》，卷6《題歸去來兮圖》，卷8《贊歸去來兮圖》，卷9《題歸去來圖》《題淵明畫軸並序》。 ），充分表達了對陶淵明人格的崇敬。其云：「靖節先生千載人，畫中非假認為真。北窗高卧東軒嘯，我亦南村鄰曲賓。」（［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5《淵明栗里畫軸塗抹以還之道圓蓋因嗜好可知其人云》。）「色其文章香（其）德，千載人兮千載花」，（［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8《贊歸去來兮圖》。）以「千載人」相呼，言其不朽，「色其文章香其德」言其文之美其德之馨，可謂推崇之極，而對淵明「委心任去留」「樂只與天游」（［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1《題歸去來兮圖三》。）的生存方式亦極為心儀與嚮往。

惺窩作有《題淵明畫軸並詩》長文，對陶淵明的解讀頗具哲學意味，其云：

先生不作詩，唯寫其妙；先生不飲酒，唯逃其蹤。唯其非晉宋之人物，無懷氏之民也，葛天氏之民也，羲皇上世之人也。……所謂上古，不在上古，而時時即上古也，喜怒之未發，一念之上古也，肺腑之春，一年之上古也，大人之赤子，一生之上古也。「真」在其中，「欲辨已忘言」，「真」豈辨乎？道中有一真，天下無二理。……醫人醫國，元唯一真矣。讀所謂《天真論》者，必有靖節先生之「真」贊在其中來。（［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9《題淵明畫軸並詩》。）

惺窩站在哲學的高度，拈出一「真」字解讀陶淵明，這種「真」，並不等同於尋常意義之「真」，具有形上之「道」的意味，唯「上古」存有，然而此「上古」並非史冊上之「上古」，有一念之上古，一年之上古，一生之上古，實指神完、氣足、本真俱足，與「道」相觸的時分。從這個意義言，陶超越了詩者、飲者、晉宋間人，是「道中有一真，天下無二理」的覺悟者、躬行者。這種解讀雖不免流於「六經注我」，但惺窩還是在力圖接近陶詩中難以言說的「玄境」，這種將陶「理學化」的傾向一直是江戶朱子家的用心所在。

杜甫是另一個典範，惺窩有時會將陶、杜並舉，如云：「因憶陶徵士，琴書以消愁，又憶杜工部，樂土更南州。擺脫富貴去，溫飽豈所求。草堂有顏色，株松得所由。」（［日］藤原惺窩：《惺窩先生文集》卷6《迅筆答元古漫興九韻》。）視陶、杜二人為理想人物，標舉二人人格之美。惺窩對杜甫的重視在《文章達德綱領》一書中表現很充分，僅卷六《辨體雜錄》引錄諸家論杜條目就有27條，遠高於其它詩人，其中引錄最多的是宋代林駉、朱熹，明人薛敬軒、宋濂語，余則如陸九淵、吳澄、羅大經、黃至道等，諸人皆為理學家或儒者兼文章家，可見惺窩是完全基於儒者的眼光來接受杜甫的。簡括而言，惺窩推崇杜甫有兩個方面，一重其合於「道」，二重其敏於「才」。林駉《源流至論》中一段話，頗為惺窩所重：

杜工部平生詩集模寫風景，拳拳愛君，讀之令人洒洒然生愛心，故山谷謂有《三百篇》之旨。……以詩而論人，如蘇李之高妙，陶阮之沖澹，曹劉之豪逸，謝鮑之峻潔，徐庾之華麗，此蓋有聲於詩壇者，而前輩特稱子美之詩，此無他，不以文論文，以經論文也。（［日］藤原惺窩：《文章達德綱領》卷6《諸家》，引林駉《源流至論》。）

這裡包含了惺窩解讀杜甫的一大關鍵點，即「尊杜」與「宗經」相併。山谷稱杜詩得《三百篇》之旨，惺窩書中多處引用。又引宋濂語「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日］藤原惺窩：《文章達德綱領》卷6《諸家》，引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明》。）云云，皆以杜陵為「風雅」之正傳。特別提出「不以文論文，以經論文」之語，「以經論文」正是杜高於上述諸詩家，堪稱為「聖」的關鍵所在。「以經論文」也成為惺窩及其後學詩學觀念的重要內容。

與此相關聯，惺窩析讀杜詩詩句時，偏於兩個角度，1.彰顯其「忠厚藹然」之風，想望其為人； 2.闡發杜詩含藏的「造化之理」，深味其中的「理」趣、「道」情。第一角度是詩家常有的閱讀視域。第二角度為理學家所重，惺窩也甚為關注，其摘引的杜詩詩句基本傾向於此，如：

少陵詩「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

少陵詩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從容自在，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

「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唐詩皆不及此氣象。」（［日］藤原惺窩：《文章達德綱領》卷6《諸家》，引自薛瑄《讀書録》。）

惺窩摘引數條薛瑄評杜語，皆是從「道」上解析，從「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中品味出「物各付物之氣象」，感受暮春時節，天地寂寂，萬物生長、自足自化的道境；「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從詩中感受到「天理流行」「天機岀入」、與造化同一之意。這些闡釋帶著濃郁的理學色彩，在江戶初期的日本詩壇較受儒家們的青睞。

二

林羅山的詩學思想及杜甫評價

藤原惺窩門下一流的名儒眾多，其中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皆為一代大儒，「各為時所歸仰」（［日］原念齋：《先哲叢談》卷1「藤原惺窩」條。 。）他們的詩學觀念都受到惺窩影響，相較而言，林羅山更能留意於詞章，被視為近世「詩文壇的始祖」（［日］松下忠著，范建明譯：《江戶時代的詩風詩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第189頁。 ）。

林羅山（1583－1666），名忠，字子信，學問極為博洽，「其學該博，和漢古今之書靡所不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日］長野豐山：《松陰快談》卷1，池田四郎次郎編《日本詩話叢書》第4卷，東京：鳳出版株式會社，1972年，第325頁。）又歷仕德川四代將軍，由此而確立了朱子學的官學地位，其在政治、思想、文學上對日人影響至為深遠。

羅山最初接觸到的漢籍是集部之書，據《年譜》所載，八歲即能諳誦《太平記》（［日］林鵝峰：《年譜》上，天正十八年羅山8歲條，林羅山：《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第一。），十三歲「讀唐宋詩文，求東坡全集於市，手自加朱句以終編，人皆嘆美之」（［日］林鵝峰：《年譜》上，文祿四年羅山13歲條，林羅山：《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第一。）。十四歲已注抄《長恨歌》《琵琶行》。後廣泛涉獵中國的經、史、子、集（［日］林鵝峰：《年譜》上，慶長九年羅山22歲條，附當時羅山「既見之書目」，共425種，包括經、史、諸子、詩、文、詩法、小學、類書、叢書等。 ），其云：「常覽群書，其言皆有所由來，唯五經不然，則歷代載籍無不本於五經者，當世學者窺其末不知其本也。初余在東山讀唐宋詩文，歸家讀三史、《文選》，而後知其皆本於五經也。自是專志於經學。」（［日］林鵝峰：《年譜》上，慶長四年，羅山17歲條，林羅山：《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第一。）慶長五年（1600），羅山十八歲，已聲名藉甚，「教徒弟講宋儒之書，本朝道學之興，權輿於此。」（［日］林鵝峰：《年譜》上，慶長五年，羅山18歲條，林羅山：《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第一。）本於此，羅山的詩學觀念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以經學為主，重視詩文之用

羅山十七歲即確立「專志於經學」的志向，與其師惺窩相同，以道為本的觀念是其文學觀的關鍵，其云：「凡為文者，不本乎經，則駁雜而已，何足觀之乎？」（［日］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卷65《隨筆一》。）又言：「黃山谷詩：『寒爐余幾火，灰里撥陰何。』陰鏗、何遜也。詩文亦然。予亦曰：『凄涼六籍寒灰里，撥出文章萬丈光。』以六經作為文章則善乎！」（［日］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卷66《隨筆二》。）以六經養心，以經籍為詩料，是其基本立場。另一方面，林羅山又十分重視文學的修養，對文學的重視遠甚其師，是江戶初期朱子學家中最為突出者。慶長九年（1604）羅山二十二歲在其開列的已讀書目里，《詩經》《楚辭》、漢魏六朝、唐、宋、元人詩文集、宋、元人詩話皆有。（［日］林鵝峰：《年譜》上，慶長九年羅山22歲條，林羅山：《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第一。 ）承應三年（1654），七十三歲的羅山，除了教授其子五經句讀外，「教之以《左氏傳》《文選》、李、杜、蘇、黃詩集，且見彼所作小詩，屢賜和章。」（［日］林鵝峰：《年譜》下，承應三年羅山72歲條，林羅山：《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第二。 ）可知詩文是他一生所好。又創設了「忍岡家塾」，其子林鵝峰繼承父志，設經、史、文 、詩、倭學五科以教授子弟，可見林氏一門對詩文之重視，由此確立了朱子學派經、詩並重的傳統。

（二）以唐為宗，兼參漢魏、宋元諸家

羅山對詩歌的取法門徑甚為開闊，明曆元年（1655），曾編撰《漢魏六朝唐宋百人一詩》，又編《一人一詩》錄初唐至萬曆間詩人佳作，皆其喜愛之作。羅山曾與當時專以詩名世、同為惺窩弟子的石川丈山友善，石川丈山隱居京都比叡山下，建「詩仙堂」，「揭中華詩人三十六輩之小影於壁上，寫其詩各一首於側」（［日］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卷17《詩仙堂記》。 ），此為當時盛事。三十六位詩仙名冊及配對事宜石川皆與羅山書信往來，反覆探討、商定，最終選定為漢魏六朝至唐宋諸詩人，羅山《示石川丈山書》云：

若乃陳子昂、杜審言、李太白、杜子美、王摩詰、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劉長卿者與足下之所定無異論焉，皆是李唐之大家也，不可不用之。

若乃杜牧、李商隱、寒山、靈徹者，從足下之所定而已，杜牧者，妙於詠史，義山者西崑之祖，寒山者彭澤之流亞，靈徹者惠休之標格，僧中第一，皆不可不取焉。（［日］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卷7《示石川丈山》。）

以上是二人共識，然有不同者，唐之韓愈、白居易，名單原無，羅山欲加入，宋之歐陽修、王安石、陳半山、邵雍諸人也為羅山添加，書信中極為詳細地陳述了理由，雖然意見並未完全被專主盛唐的石川丈山採用，但突出地反映了羅山詩宗唐音，兼取歷代的詩學主張。

羅山對宋詩深致好感，甚而認為宋詩可與唐詩比肩：「詩學盛於唐，理學盛於宋，然而宋詩猶差肩於唐。」又云：「詩學盛於唐，宜哉……雖宋亦有好詩而奈唐何哉？唐一再變至於漢魏乎？六朝亦未必無所擇取焉，況其言語雖唐宋之詩句有所援據乎？漢魏雖幾變不可至於周也。」（［日］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卷7《示石川丈山》。 ）唐詩固然值得取法，然每代皆有其佳作，有其「變」之理由。

羅山重視宋詩的原因有三，1.重視詩歌言志之功能。千古同此心，因而不必固守一隅。對於「嗜詩常慕盛唐」的石川丈山，有所規勸，其云：「今之日月與古之日月無以異也，人雖異詩何異？詩者志之所之也，志者心之所趣也，古今此心同，此理同，故也。」（［日］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卷66《隨筆二》。 ）2.崇尚宋儒，對於詩之理趣、理學家「光風霽月」的內在精神十分傾心。羅山為「風月」與「風流」定義：

人慾凈盡天理流行，曾氏之風月乎？……心節清冽，胸宇灑落，茂叔之風月乎？ ……所謂吟風弄月非逸游也，亦非玩物喪志也，亦非若騷人墨客然。『雲淡月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此非程明道之詩乎？『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亦此非邵康節詩乎？嗚呼！二老風流之人豪哉！（［日］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卷24《吟風弄月論》。）

道者之人格，光明而清朗，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詩、人合一，詩境即是道境，林羅山為同道中人，深味其中真意，其好宋詩自是必然。3.以杜詩為正宗，宋詩傳承了杜之詩法。其云：「少陵以後，黃、陳、陳、曾有『詩家正法』之號。」（［日］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卷7《示石川丈山》。）將杜甫視為宋詩之祖，確立宋詩之正宗地位，這幾乎與江西詩派的看法一致了。

林鵝峰《西風淚露》一書中總結其父羅山的詩學要旨云：「我家詩法，先考別立一家之法，本於唐詩，參於宋，而元明及叢林之體亦不必舍焉。」（［日］林鵝峰：《西風淚露》，寬文六年刊本。）叢林之體指日本五山時期僧侶之漢詩。以唐為宗，兼取宋、元、明及日本五山諸體，不僅僅是「林家詩法」，事實上，這是以林羅山為代表的朱子學派的詩學主旨，代表了江戶初期日本詩壇對於中國歷代詩歌博採兼取的融通眼光。

（三）以杜甫為最高的詩學典範

林羅山的詩學理想基於儒者本懷，以杜為最高典範：「詩者以少陵為宗。」（［日］林鵝峰：《年譜》下，寬永十六年羅山57歲條，林羅山：《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第二。）關於如何作律詩，羅山提供了兩種選本作為範式：「學律詩宜讀《 杜律》《瀛奎律髓》，」（［日］林羅山：《 梅村載筆》， 元文二年寫本。）《杜律》即《杜律集解》，明人邵傅編，錄杜詩500餘首。此書以其簡明在江戶時期大興，日人大量翻刻、增注，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杜詩讀本。《瀛奎律髓》為方回所編，代表了江西詩派之宗尚，以杜為祖，黃、二陳為宗。當時日本可以見到的唐宋詩選本頗多，羅山書目中即載有多種，而羅山甚重此二書，可見對杜律的推崇。

羅山之尊杜，最根本的命意在「宗經」與「重道」，其云：

夫詩者以《三百篇》為規範，其次之者三閭大夫乎，浣花居士是其亞也。《三百篇》之正而葩，《離騷》之憂而忠，少陵之兼眾家之妙。足下察之，正以治心，忠以勵志，兼妙以出言，則詩豈外求哉！（［日］林羅山：《羅山林先生文集》卷7《示石川丈山》。）

《三百篇》得其「正」，屈原得其「忠」，杜甫「兼眾妙」。詩、騷為萬世詩源，杜甫為後世正脈，將杜詩與《三百篇》並，則尊杜而通於宗經，詩道復歸於「風雅之正」了。

三

松永尺五、那波活所的詩文觀與杜甫崇拜

原念齋《先哲叢談》云：「順庵之門亦育多士，元、寶之際，濟濟乎出膺熙昌者不可指數，此實淵源於尺五。」（［日］原念齋：《先哲叢談》卷2「松永尺五」條。 ）此言江戶中葉人文昌盛，人才濟濟，多出木下順庵之門，而順庵乃大儒松永尺五的弟子，故木門弟子實淵源於尺五先生，可知尺五之影響。

松永尺五（1592－1657），名昌三，字遐年，號講習堂、尺五堂，京都人。通經博學， 十八歲即見豐臣秀賴講《大學》，「承保中敕以布衣講《春秋》」（［日］瀧川隨有：《尺五堂恭儉先生行狀》，松永尺五：《尺五先生全集》卷首，寬文九年序刊本。），得賜館受業。尺五一方面開筵講經，另一方面以詩文熏陶弟子。他的詩文中多處記載了這種生活：

入尺五堂翱翔六經之芳苑，遡洄諸家之詩流。擷華咀英，分流統源，依是艷陽春時，共攜壺觴，尋東山之花，登四明山，敲凹字丈山隱士之梅關，評詩章得浣花之髓。（［日］松永尺五：《尺五先生全集》卷2《三月五日依瀧川玄育秀才佳招游洛東豐國序》。）

四明山乃其友石川丈山所隱地，松永常攜弟子同游其間，「評詩章得浣花之髓」，留下不少唱和之作。經學為本、詩文兼修，這是尺五教授弟子的基本方法。具體而言，他的詩學觀念又是怎樣呢？尺五曾對中國詩歌起源、變遷及理想範式有這樣的闡述：

夫詩本於賡歌，權輿於三百篇。漢魏六朝之間，詞人才子，名家擅場，天葩奇藻，絢縟當世，或質過於文，或華浮於實。惟至唐聲律大備，文質彬彬，得風人之體。（［日］松永尺五：《凹凸窠先生詩集序》，石川丈山：《覆醬集》卷首，寬文十一年刊本。）

尺五將漢魏六朝作為一個整體評價，與中國傳統詩學重漢魏、輕六朝有所不同，以「或質過於文，或華浮於實」評價這一時期，認為皆有偏廢；其理想乃是「聲律大備，文質彬彬，得風人之體」的唐音。「聲律大備」之說受殷璠之影響，「文質彬彬」是儒家詩學的最高理想，以唐詩為典範之意甚明。但尺五已開始接受分期論唐的觀念，其云：

王楊盧駱之美麗，而陳正字李巨山之雅正，宿老沈宋蘇張之新聲大手筆，此初唐之正體也。李翰林杜拾遺之飄逸沉鬱，孟儲之清雅真率，二王之精緻聲俊，高岑韋劉之悲壯雅澹，此盛唐之盛風也。韓柳之博大超然，元白之序暢分明，李盧郊島之鬼怪饑寒，此晚唐之變態也。（［日］松永尺五：《凹凸窠先生詩集序》，石川丈山：《覆醬集》卷首。）

受元、明人的影響，將唐詩分為「初唐之正體」「盛唐之盛風」「晚唐之變態」，且以初、盛為尚，這樣的觀念在江戶初期是較少見的。

與羅山唐宋兼取的態度一樣，尺五對宋詩評價也極高：「宋興以降，文明之祥臻，雅頌之風又起。禮樂追還三代，詩賦頡頏漢唐。」前言唐得「風人之體」，此言宋起「雅頌之風」，將唐、宋詩均視作《詩經》之正脈，把宋詩放在與唐詩並列的位置。

松永尺五最為推崇的詩人無疑是杜甫。其號「尺五」即出自杜詩「尺五」出自杜詩《贈韋七贊善》「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瀧川隨有《尺五堂恭儉先生行狀》稱：「四明逸人謂先生曰『環堵今抵鳳闕之南，近鄰蓬瀛。此所謂城南韋杜之家，去天只尺五者也。老杜詩去天只尺五是也。先生從茲號尺五堂。」見《尺五先生全集》卷首。 ，講習堂亦被友人稱為「浣花草堂」，講授儒學之餘，與友人「共尋工部詠」（［日］松永尺五：《尺五先生全集》卷1《十七夜遊友人席》。 ），又點校、注釋明人邵傅的《杜律集解》（ 事迹見石川丈山《新編覆醬集》卷2《答昌三並敘》，延寶四年刊本。 ，並著《杜詩抄》 見瀧川隨有《尺五堂恭儉先生行狀》，《尺五先生全集》卷首。 ），這既是尺五個人的喜好，也反映了當時詩學風氣。尺五詩文中常提及吟詠杜詩的場景：「天高涼氣重，更深賞心頻。忽誦少陵句，古今與月新。」（［日］松永尺五：《尺五先生全集》卷1《十八夜詠月·安東省庵學窗見月》。）「嘯歌吳楚東南句，晚飯紛塵入洛京。」（［日］松永尺五：《尺五先生全集》卷2《歸洛寫懷》。 ）「共尋工部詠，頻厭雨聲聽。」（［日］松永尺五：《尺五先生全集》卷1《十七夜遊友人席》。）尺五詩中模擬杜詩處較多，今舉一例：「陟彼崔嵬處，高高几歷艱。盪胸星可摘，矯首月堪攀。絕頂割昏曉，閑雲伴往還。銀橋何日假，身托廣寒間。」（［日］松永尺五：《尺五先生全集》卷1《攀月巔》。 ）寫登山巔，詩多用杜典，「盪胸」「絕頂」「割昏曉」語出杜詩《望岳》，「矯首」語出杜詩《又上後園山腳》「矯首望八荒」。全詩從遣詞造句到詩意詩境皆有模擬，對杜詩之酷愛可見一斑。

尺五宗杜，旨在建立「本邦詩道之正」。因而其考察日本各時期詩歌變遷時，以是否尊杜為準繩，其云：

本邦制詩賦濫觴自大津皇子，而延、天之盛代，縉笏垂紳之徒，禁苑花晨搜奇摘艷，山莊雪夕，抽黃對白，協聲律、揣八病，慕香山之五長，未知少陵之獨步。然後文風陵夷，詩道廢壞，其遺芳殘馥，入五叢禪林，蔓衍於近世。空華、蕉堅、木蛇、蕉雪、識廬、幻雲之緇徒，以詩鳴世，學唐賢三體，薰煉七絕，讀蘇黃遺編，不仿古風排律之眾體，不貴杜甫之神聖，何仰謫仙之高格？嗚呼，詩法之不得東漸，今已尚矣……（［日］松永尺五：《凹凸窠先生詩集序》，石川丈山:《覆醬集》卷首。）

論日本漢詩之流變：1. 日人學作漢詩濫觴於大津王子（663-686），飛鳥時代、平安時期作漢詩的風氣大興，皇族與貴公子學白體而不知學杜，詩道廢壞；2. 五山時期，學《三體唐音》，宗東坡、山谷，仍未知學李、杜，詩道亦不振；3. 近世（江戶）才漸知詩學。尺五對日本詩學的描述大致符合史實，但評價標準卻是儒家的「詩道」觀，杜詩在平安、五山各時期皆不為日人所重，故詩道不興。「少陵之獨步」「杜甫之神聖」，在他的詩文中屢屢提及，在他看來，杜詩不僅僅是一種詩學風格，其「神聖」在於杜詩既是盛唐盛風的代表，也是得國風之正體、詩道正宗所在。

尺五也以此標準論中國詩歌之變遷，他論元詩時說：「近代虞、楊、范、揭，分得老杜骨髓，依其國風之本源。詩道之隆盛，綿邈不絕，如江流不竭。」（［日］松永尺五：《凹凸窠先生詩集序》，石川丈山:《覆醬集》卷首。）他認為元四家皆學杜，並能依國風本源，所以能詩道隆盛。明確將尊杜、宗經、明道關聯在一起。

尺五的弟子著名儒學家宇都宮遁庵以「杜詩癖」聞名於世，亦自有其師的影響。宇都宮遁庵著有《杜律集解詳說》，對邵傅《杜律集解》加以訓讀，且每一首詩詳加題解，該書多次刊印，極為風行，宇都氏在書跋中稱：「杜公部之於詩有以神聖稱者，有以賢者論者。以神聖稱者，古今之通議、天下之公論也。以賢者論者，雖荷擔李白者之言又可謂具一隻眼。……余久有杜詩癖，頃因梓人之乞，作詳說於杜律集解，欲使稚子徒之游杜門庭者無他岐之惑也，豈非詩學之便道？」（［日］宇都宮遁庵：《杜律集解詳說》卷尾，風月庄右衛門刊行，元祿十年跋刊本。）據此可知，以杜為「聖」在當時已為公論、通議，不但如宇都氏一樣有「杜詩癖」者，在學者圈，甚至民眾中人數不少，才有書商紛紛付梓刊印。《杜律集解詳說》一類書是為一般讀者閱讀之用的普及讀物，為「詩學之便道」，當時日人漢學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那波活所（1595－1648），名方，字道圓，號活所，晚稱祐氏。十八歲時「從惺窩，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日］江村北海：《日本詩史》卷3。）其儒學成就亦高，「繼惺窩為京師諸儒冠冕」。（ ［日］江村北海：《日本詩史》卷3。 ）伊藤宗恕《活所先生遺稿敘》載其治學門徑云：「自六經子史，莫不考究，得其要眇，至於稗官小說、僻書隱牒，亦無遺於搜閱。」活所詩文頗佳，「雄深雅潔，不作則已，作則必夐出於人」，（［日］伊藤宗恕：《活所先生遺稿敘》，那波活所：《活所遺稿》卷首，寬文五年序本。）詩歌收錄於《活所遺稿》（十卷），不乏雅訓者。

那波活所喜用詩歌表現儒者「風流」氣象，如：「芳草猶鋪康節茵，和風又動伯淳春。乾坤不改從前色，景象隨人更著新。」（ ［日］那波活所：《活所遺稿》卷2《次韻河氏重純二首》。 ）「詩與春光俱斬新，英才何況少年身。請看架上三千卷，莫惹門前十丈塵。」（［日］那波活所：《活所遺稿》卷2《次韻牧少年》。）皆見理學家之本色。

活所於詩人極推崇杜甫，其云：「詩之聖也，無若少陵。」（［日］那波活所：《活所遺稿》卷8《白氏文集後敘》。 ）代表了他對杜甫總的評價。活所十八歲時作《杜鵑》一詩拜謁惺窩，惺窩激賞其才。《杜鵑》詩中已展露了他對杜甫的喜愛與熟悉：

杜鵑春破後，相喚不成群。子美詩中淚，堯夫橋上聞。一聲真識氣，再拜亦憂君。空駭曉窗夢，月昏數片雲。（［日］那波活所：《活所遺稿》卷1《杜鵑》。）

詠杜鵑，用杜甫、邵雍二典，感其傷時憂國之情懷。杜甫、邵雍對舉，二人兼具詩情、道心，乃詩、道並奉。活所僑居武江時，雖患眼疾，仍聚門徒講授杜律七言，且讓弟子收集相關資料，輯《老杜叢話》二卷，見奧田舒雲《祐先生行狀》，《那波遺稿》卷首。其云：「先生講杜律七言，告學者曰：『若誦其詩不知其評可乎？』因命輯《老杜叢話》二卷」。 這是行狀中記載的活所唯一的講詩活動，可知其對杜詩的心儀與重視。

活所尊杜，特重其「精神」與「性情」。稱杜甫為「詩之聖」，即在其精神，活所作《贊杜工部畫像》云：「工部篇篇詞有源，精神廣大九河翻。不知今古幾詩話，到得先生無閑言。」（［日］那波活所：《活所遺稿》卷5《贊杜工部畫像》。 ）「精神廣大」，贊少陵之氣象超卓，而學詩者若不能得其精神、養其文氣，「說韓說杜，皆其寐語耳」（［日］伊藤宗恕：《活所先生遺稿敘》，那波活所：《活所遺稿》卷首。）。活所亦甚重杜詩之「真情」，認為這正是杜詩感發人心所在，其云：「宋玉悲歌杜甫愁，楚風唐律信風流。」（［日］那波活所：《活所遺稿》卷6《秋懷》。 ）「風雨來過少陵意，斯詩每讀欲何如？」（［日］那波活所：《活所遺稿》卷3《伯元壽軒久不來寄詩問之》。 ）其風流處正在有「真情」，因而對於只在詞藻上下功夫的詩人頗為不滿：「杜詩韓筆送殘年，肯效樊川與玉川。不用爛然盈紙上，只慚全在口皮邊。」（［日］那波活所：《活所遺稿》卷4《和子柔詩並序》。）奉杜詩、韓文為典範，批杜牧、盧仝輩用心於詞藻，徒具形貌。他在《詠作文》中談到作詩文之根本：「膽氣豪雄是本根，怒濤止水起文源。陳言故事能含蓄，下筆全無斧鑿痕。」（［日］那波活所：《活所遺稿》卷6《詠作文》。）重視「文氣」、主張詩人應取法天地精神、自正其性情。這些見解與其師惺窩重視詩人養氣、涵養性情、培植詩人之根基，是一脈相承的。

四

餘論

江戶初期的詩壇，與五山時期一味偏尚宋代詩學，「學唐賢三體，薰煉七絕，讀蘇、黃遺編」（［日］松永尺五：《凹凸窠先生詩集序》，石川丈山:《覆醬集》卷首。）不同，亦與江戶中葉深受明七子影響，「家有滄溟之集，人抱弇洲之書」（余樾：《東瀛詩選序》，余樾編，曹旭校：《東瀛詩選》上冊，中華書局，2016年，第1頁。 ）、「人人口開（開元）、天（天寶）而不舍，羞用唐以後之事」（［日］友野霞舟：《熙朝詩薈》卷首《熙朝詩薈序》。）有所不同，這一時期的詩學宗尚表現得較為融通，作為承上啟下的階段，實具有一定的過渡性特徵。其融通性一方面表現在以經學為本、兼取詩文的觀念上，另一方面也表現在唐、宋並尊，兼取歷代的詩學取徑上。這一時期的詩學既受到宋元詩學之影響，也開始接受明代詩學之新聲。

惺窩無疑受宋代詩學影響頗深，林鵝峰《西風淚露》中引述惺窩語：「欲學古詩，則《選詩》《風雅翼》，欲學律詩則可見《瀛奎律髓》，欲學絕句則可見《聯珠詩格》也。」（［日］林鵝峰：《西風淚露》，寬文六年刊本。）上述皆宋元人選本，足見對宋元詩學之重視。但惺窩對明人也給予了較多關注。在其《文章達德綱領》一書引用的明人書籍有：《讀書錄》《性理大全》《文章辨體》《皇明文則》《文章一貫》《明文苑》《明文選》等，特別對薛瑄、宋濂、胡廣、吳訥諸人的言論引述極多，亦採錄了李東陽、楊慎、李攀龍、王世貞諸家之言。《惺窩先生文集》中多載其讀《李攀龍文集》《陽明詩集》《丘浚詩集》事迹（如「說苑二冊……李滄溟三策，共盛瓻以還之，見未見之書，悉出厚意，甚慰。」（《與林道春》卷11）「陽明詩一冊，丘濬詩一冊，暫留之。陽明文錄，在僧三要書室。」（《與林道春》卷11）等。 ），並稱「陽明詩灑落可愛，丘氏篤實可見。前日之冊，共非全冊，買之無益乎，且待全部之來鬻乎」，見其喜愛之意。

林羅山的讀書書目除了漢魏、唐、宋詩文集、詩話、詩論著作外，涉及到的明人詩文集亦不少，如《宋濂文粹》《陽明詩集》《丘浚詩集》《鯤溟詩集》《滄溟文選》《唐荊川文集》等，而選本既有宋、元的《瀛奎律髓》《唐詩鼓吹》《唐音遺響》，也有明代《唐詩正聲》《唐詩品彙》《唐詩拾遺》《詩學正宗》等，（［日］林鵝峰：《年譜》上，林羅山：《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第一。 ）足見其與宋元詩學、明代詩學的關聯。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那波活所除了對唐、宋詩人深致傾心外，對明七子之作也表現了讚賞。其《備忘錄》云：「李滄溟著《唐詩選》，甚契余意。學詩者舍之何適？」又云：「謝茂秦《洞庭湖》、徐子與、吳明卿《岳陽樓》作，氣象雄壯，與絕景相敵，殆可追步少陵、浩然二氏。」（［日］江村北海：《日本詩史》卷4，引那波活所語。）這在江戶初葉還是十分罕見的。江村北海《日本詩史》認為那波活所、永田善齋（亦為惺窩弟子）二子是先於徂徠最早推崇明七子者，並稱：「爾時氣運未熟，故唱之而無和者。迄徂徠時，其機已熟。」（［日］江村北海：《日本詩史》卷4。 ）可謂知論。據此可知，江戶初年朱子學家的詩論中除了宋、元詩學的影響外，實已接觸到了明代詩學，已開啟了取法明代詩學之端緒。

作者簡介

張紅（1969—），女，湖南湘潭市人，文學博士，湖南師範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湖南師範大學漢語國際推廣研究院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漢學、中國詩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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