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滅亡到底是必然還是偶然？三點告訴你！

明朝作為中國最後一個漢民族統治的政權，在這最後的二百多年中，或多或少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留下可不可磨滅的烙印。在屬於朱家王朝的兩百多年間，所有的政治制度，選拔制度，社會制度就如一顆在歷史長河中不斷沖刷的鵝卵石，越磨越光，越磨越滑，而明朝作為一個重要的中原往常，他的滅亡的原因較為複雜，他所患的病症是綜合性的，正如黃宗羲後來悟出的道理一樣，一個王朝的滅亡，是錯綜複雜的綜合矛盾導致的，，絕非一人一事能導致的，也絕非簡單的君昏臣庸可以解釋的。

一般來說，女寵，皇戚，宦官，朋黨，夷狄，藩鎮(或地方勢力)這六患只要有一兩個，那麼這個王朝就離滅亡不遠了，但明代不然，哪怕六患俱在，明朝的國際影響力和明末軍隊戰鬥力都是不可忽視的。簡單來說，天時地利人和作為一個王朝興衰的基礎，而王朝的覆滅則相反，明末的情況可以說是三者不佔。今天我們從天時地利人和三點來分析明朝的覆滅。

那麼我們從第一點來看，天時。眾所周知，明朝的覆滅是在1644年，明朝走向衰落也是在這最後的一兩百年間，正好處於氣候變化的惡劣點，也就是攤上了中國大地上處於明末的低溫階段，我們一般通俗地把這一時期成為小冰河期。而小冰河期這一低溫的惡劣氣候，給科技水平不發達，貧富差距較大的封建社會埋下了了民心動蕩的種子。在低溫的籠罩下，農民田地歉收，對於當時靠天收成的小農經濟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不能解決溫飽問題，禦寒也就無從談起，這也就是明末農民起義軍四起的原因。與此同時，關外的少數民族，也就是後金這一部落也面臨著嚴峻的環境考驗，處於生存，他們也只能加緊劫掠的頻率，從劫掠中獲取生存物資。

第二點;地利，明朝末年的人地關係已經非常惡劣。這也涉及到一個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周期問題，大量的土地兼并導致社會動亂，這也使得脆弱的農本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根據黃宗羲定律而言，如果不將土地真正歸還農民，無論多惠民的稅收或經濟政策最終都將面臨土地兼并或制崩潰的結局。明代曾經推行過軍屯，也就是寓農於兵，讓士兵自己在一定的駐紮地開始開墾田地，類似的措施漢代也有推行過，也就是在西域河西走廊推行的屯墾戍邊。但制度總會隨著時間而逐漸崩潰，軍屯到明末也隨著財政危機及落實不利而逐漸放荒。而演變成私人兼并用地。

第三點，人和，這點相對於其他來說也許是較為重要的一點，因為就如影視作品大秦帝國中商鞅所說「財貨經濟，民心民氣，軍心戰力，廟堂統籌，君臣聚合」這幾點就直接影響了國運，我們不妨把目光從最高統治者開始，崇禎皇帝的決策自然對全局起決定作用，無論是對於鎮壓明末起義軍的任命還是對於關外的防治應對，崇禎皇帝都沒有做出最當機立斷的決定。這樣的兩線開戰無疑是對統治者決策力的考驗，但明中後期的朋黨內鬥還是宦官亂政都影響了朝中太多的中樞人才，這無疑是對人才的浪費。從軍備來看，明代除了四大邊疆以外大多數地方都是相對和平，這也就導致了軍械裝備的老化及士兵訓練的疏鬆，設想一下，如果士兵從武器庫中拿到的武器皆是朱元璋時代的銹跡斑斑的戰刀和並不合身的戰甲，那這樣的士兵戰鬥力可想而知，如果從內地抽調士兵去關外作戰，還得考慮士兵對嚴寒環境的適應，這就遠遠比不上從小茹毛飲血在馬背上長大的八旗軍。

就如楊慎的臨江仙的幾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我們從今天的角度自然很容易分析出當年的得失，但不妨拋棄偏見和立場，以客觀的角度看待那個曾經輝煌的王朝。我們撥開歷史的迷霧，還原那個多彩的朝代，就能更深的感受到那個旌隨風動，甲映朝陽，帶著光復家土的熱切希冀大破元軍，飲馬黃河時的萬丈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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