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 一致與別緻：近代中國的一點觀察

原標題：馬勇 | 一致與別緻：近代中國的一點觀察

不久前，郭世佑先生面囑參與他為《北華大學學報》主持的一個筆談，主題為「近代中國歷史的真經驗與真教訓」。這是一個很值得思索、討論的主題，我當時就非常愉快答應了郭兄的邀請。

近代中國的真經驗、真教訓究竟是什麼？作為在這個領域讀寫四十年的老學生，我們確實應該反思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從中國文明史的角度說，古典中國可能並不像近代以來許多史學家批評的那樣惡劣，中國文明在制度、文化層面也曾為人類貢獻過很多重要思想，但是中國文明說到底就是農業文明，她的早熟、精緻，主要是基於中國自古以來的農業生活。

對於中國來說，所謂近代，就是因為西方社會在走出中世紀之後出現了許多新因素。特別是後來的工業革命，極大釋放了物質生產能力，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

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就是如何迎接西方工業化的挑戰，具體而言，就是中國能不能在極為發達的農業文明基礎上接納一個工業文明，構建自己的工業體系。

中國沒有在有利時期接納西方的工業化，更沒有利用中國在中西貿易順差巨大時積累的財富創建自己的工業體系。十八世紀中國的繁榮是真實的，但這些財富留下來的就是圓明園，是那個世紀的「世界瑰寶」。

錯過了與西方同步，並沒有使中國急起直追。我們後來的研究一直不太明白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難道真的對西方一無所知嗎，西方的急劇變化中國人難道一點都不知道嗎？

現存史料確實不足以解釋這些現象，但是我們知道西方巨大的產能過剩需要溢出，需要龐大的外部市場，需要廉價勞動力。馬戛爾尼、阿美士德兩個使團在1793、1816年先後來華叩關，期待中國打開國門，開放市場。

那時的中國不論從人口基數，還是市場容量，都有可能接納相當一部分來自英國的工業品，讓失衡的貿易恢復正常。然而，中國既沒有打開國門接納西方的工業品，也沒有創辦自己的工業體系。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麼這個故事的真經驗、真教訓是什麼呢？不就是孫中山先生後來所說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嗎？

十六世紀之後中國的發展，直至十八世紀盛世，即便有農業節餘、積累，但巨額白銀積聚，不都是因為十六世紀以來的全球貿易嗎？

痛定思痛。鴉片戰爭的失敗讓中國有了改變的機會，五口通商讓困擾中國幾個世紀的「倭寇」不剿而滅，合法貿易擴大了，政府稅收增加了，競爭性的五口也最大限度讓腐敗受到了一定程度遏制，讓走私貿易無利可圖。

中國在戰爭中失敗了，但中國終於被動、被迫走向了世界，開始與世界潮流同步。

然而遺憾的是，中國的歷史包袱太重了，中國沒有在五口通商基礎上像日本人那樣創辦自己的近代工業，即便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在長江流域幾乎全面開放的時候，中國開始了艱難的洋務新政。

但中國仍然不願走上自由資本主義的路，不願讓資本、市場自由配置，讓中國經濟融為世界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是利用國家權力壟斷了國內市場。

所謂洋務，只是清政府的洋務，與整個社會層面關係不大，因而中國也就不會像日本因為「明治近代工業」的發生而引發社會結構巨大調整，進而引發教育體制重建，社會重建，政治架構重建，甚至生活方式重建。

所謂「脫亞入歐」，就是隨著一個全新的工業文明的發生，必然要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相配套的體制。

三十年洋務新政只是一個「形象工程」，一場局部戰爭將中國幾乎打回原形。戰後中國知識界都在思考中國失敗的原因在哪裡，一個基本共識就是中國的變革太畸形，三十年洋務只是在器物層面做文章，堅船利炮造出來了，但卻沒有掌握堅船利炮的人，沒有與之相配套的制度。

換言之，中國過去三十年從西方那裡學了不少，但只是學了皮毛，而沒有學習西方文明的本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極大束縛了中國人的創造性，沒有制度性的變革，堅船利炮只是擺設。

誠如嚴復當時所反省的那樣，牛有牛之體，馬有馬之用，牛之體決定了牛的負重能力，馬之體決定了馬的致遠之用。那些強調「中體西用」的人，實際上期望將牛的負重與馬的致遠合一，結果一定是既不能像牛那樣負重，也不能像馬那樣致遠。

文化的整體性決定了中體西用是一條不通的路，中國學習西方必須從根本處入手，必須明白中西之別主要是時代不同，中國必須全面引進工業化，尤其是必須引進與工業化相配套的經濟制度、教育制度，乃至政治制度。

中國是一個高度理性、實用的文明體。知難行易，中國人認識到了問題，一定會起而行。1895年，中國在簽下了屈辱的《馬關條約》之後迅速轉身，學習日本，開始維新，試圖從制度層面為中國打開一條通路。

實事求是說，此後的變革，不論從路徑、廣度、深度而言，均非前三十年所能想像，假如不發生重大意外，中國有二十年時間，一定能夠像日本那樣重構一個現代國家，與世界潮流大體一致。

然而不幸的事，1898年秋天一場意外政變打斷了維新進程。又經過幾年蹉跎，直至義和團戰爭結束，清廷重新認同危機意識，開始新政，接續1895年開始的維新時代。

至1904年日俄戰爭，朝野方才真正認同日本式的政治變革，走上憲政，與世界主流文明一致，而不是刻意強調中國本位、中國特徵。

此後數年，清帝國的政治變革應該說有條不紊，按照立憲日程，中國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完全可以構建一個與日本相彷彿的憲政國家。

誰也沒有想到的是，一切美好的想像在清帝國晚期漸行漸遠，在觸及滿洲人地位等並非根本問題上，滿洲貴族中的頑固派寧願玉石俱焚而不願意改革。1912年，清帝退位，清帝國進入歷史。

回望晚清政治變革的歷史，其經驗、教訓，不外乎面對一個全新的工業化時代，中國能否儘快趕上去。工業化時代並不僅僅是堅船利炮、聲光電化，而是一套完整的與工業化相配合的制度設施，日本的經驗是「脫亞入歐」，全面改革其制度，因而日本不到半個世紀就被世界主流國家所接納。

所謂與世界主流國家一致，主要是指規則的制定與運用，一個「後發」的國家不去模仿、照抄「先發」國家的規則，或者自負地要求先發國家遵循後發國家的規則，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古典中國之所以在兩千年時間裡開疆拓土，擴大文化、政治的邊疆，是因為成熟的中原文明形成的規則遠高於周邊。

所謂以夏化夷，是那個時代的通則。到了近代，時移世易，農業的中國要進入工業時代的世界，沒有理由不去採納工業文明的規則。

近代早期的歷史教訓，可以總結出來很多，但根本的一條，在我看來就是能否與世界一致。一致了，才有別緻。日本以及其他後發國家、地區的經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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