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武穆之死：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原標題：重溫武穆之死：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公元1141年，金國在無力攻滅南宋的情況下，重新與宋議和。苟且偷生之趙宋朝廷乘機開始打壓手握重兵的將領，尤其是堅決主張抗金的岳飛、韓世忠二人。完顏兀朮在給秦檜的書信中說「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在昏君趙構默許下，四月，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將被調離軍隊，到臨安樞密院供職。

岳飛回朝後，立足未穩，即遭秦檜黨羽万俟卨、羅汝楫彈劾，誣衊岳飛援淮西「逗留不進」、主張「棄守楚州」，岳飛先是被罷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之閑職。在秦檜授意下，張俊利用岳家軍內部矛盾，威逼利誘都統制王貴、副統制王俊先出面首告張憲「謀反」，繼而牽連岳飛。張俊私設公堂，向張憲嚴刑逼供，毫無結果之下，竟捏造張憲口供「為收岳飛處文字謀反」。岳飛在江州居留為時甚短，就接到宋廷命令，召他回「行在」臨安府。十月十三日，岳飛被投入大理寺獄中，此前其長子岳雲也已下獄。岳飛義正詞嚴地面對審訊，並袒露出背上舊刺「盡忠報國」四字，主審官何鑄見此，亦為之動容。何鑄查得岳案冤情，如實稟告秦檜。秦檜卻說：「此上意也！」改命万俟卨主審此案。卨用盡手段，也無法使岳飛三人屈招一字。飛寧死不自誣，乃至以絕食抗爭，經其子岳雷照顧，才勉強支撐下來。万俟卨等逼供不成，為了坐實冤獄，又為岳飛羅織了所謂「指斥乘輿」、「坐觀勝負」等數條罪名，欲將飛一舉定為死罪。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彥猷以飛為無罪，與万俟卨竭力爭議，均遭罷官處分。布衣劉允升上書為飛申冤，被下大理寺處死。已賦閑的韓世忠因岳飛入獄之事質問秦檜，檜回答：「飛子云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忿然道：「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下達敕令：「岳飛特賜死。張憲、岳雲並依軍法施行，令楊沂中監斬，仍多差兵將防護。」岳飛在大理寺獄中被殺害，時年39歲；岳雲和張憲被斬首。岳飛的供狀上只留下八個絕筆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岳飛死訊傳出，臨安百姓為之慟哭；消息傳到金國，金國大臣酌酒慶賀云：「和議自此堅矣！」

斯錄《宋史·岳飛傳》之一段以記之：

飛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卻不受，玠益敬服。（飛）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岳飛忠孝，由此可見一斑。

南宋史中，最為歷史牢記之事件，莫過於名將岳飛之以莫須有罪名被害。岳飛本有宋一朝第一忠勇統帥，唯其可以一雪靖康之恥，唯其可倚為國之長城，然高宗私慾，奸相推波，將軍內鬥（張俊），一代名將，竟以「莫須有」之罪名被殺，其於中華之歷史，實為難以名狀之大恥辱。每讀於此段歷史，常為之扼腕而嘆：今日之西子湖畔，岳王墳前跪秦檜夫婦和万俟卨、張俊四個罪人之像倘或不冤，然以今人之歷史觀，岳王墓前，首應跪者，實為宋帝趙構。因為以當時之形勢，以岳飛之地位，如無趙構之首肯，秦檜其實絕無能力將岳飛下獄並殺害。史載當岳飛等南宋將領轉戰大河南北時，秦檜就已經在同金朝官員做投降之談判接觸。此種談判如無趙構之首肯，秦檜斷然不敢為之。中國曆朝末代王孫公子幾乎都是紈絝子弟，像徽欽二帝及趙構等，他們既不敢受戰爭的驚嚇，也不敢臨陣對敵，更害怕自己手下戰將軍功太高，會危及他們的皇位。為了保住自己皇位，趙構甚至主動向金國納幣稱臣，請金主冊封帝號，其心甘情願給仇敵當兒皇帝之醜惡嘴臉，著實應給岳王下跪。

讀於南宋之史，更感嘆中國自宋以後之歷史傳統，歷來只有冤殺的忠臣，沒有謝罪的君王。是以武穆墳前只跪秦檜夫婦等人之外，而沒有趙構的蹤影，實吾國儒家文化中為皇帝諱之故。反觀西方文化中，無論大臣或是君王，只要違背了民族意志，危害於國家人民，都可以拉上歷史的「斷頭台」以儆效尤。以此觀之，當今日之世，歷史的評價體系和標準，當拋棄此種「為君王諱」的劣質文化，只要是有罪於人民，只要是不利於民族，都將秉筆直書，直陳其罪，將如趙構一般的民族罪人置於歷史的恥辱柱上嚴加拷問——從而警示於後來之主國政者：當歷史給予你國家和民族的重託時，你就必須「持心於公」而不能「謀事以私」，你就必須「治事以能」而不能「臨事以庸」——要麼，就請自動離去；要麼，將遭受萬世之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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