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埃森曼：一部「滯後」的前言
《現代建築的形式基礎》，彼得·埃森曼 著，羅旋/安太然/賈若 翻譯，江嘉瑋 校譯，同濟大學出版社光明城出版。
前言（preface,prae-fatio），也就是「講在前面的話」——如斯皮瓦克在她為德里達的《論文字學》英譯本撰寫的前言里所說——「暗含了一個謊言」，因為那些所謂的「前言」往往都是在正文完成以後才開始寫的。
彼得·埃森曼於1963年完成、於2005年才首次出版的博士論文《現代建築的形式基礎》就可以被類比為一篇「滯後」的前言。當然，相對於埃森曼其後一生的建築和理論創作而言，這部處女作也可以被視為是一段卷首語、一個註腳、一篇引言、一篇時間倒錯的後記。但是，只有將它比為前言，才恰到好處地揭示了它與它的「正文」之間的微妙關係。前言與卷首語、註腳、後記甚至引言都不同，它無法順理成章無縫銜接地進入正文的話語，它和正文文本之間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既不是毫無關聯也並非全然參與，有時甚至竭力衝殺以試圖祛除某些已經成文的觀念、預言尚未落筆的游思。
我們希望通過翻譯來提供一個重讀埃森曼文本的機會，為這部滯後的「前言」續寫一篇前言——這一文本預言了某種關於建築的理論的到來，它自身的到來卻在不斷地推延，推延……
——《現代建築的形式基礎》譯者團隊，寫在中文版新書發布之際
譯者序：困局與揭示
只有在刻意回首過往的時候才看得明白，一部作品真的就是它所處時代的產物。
——約翰·海杜克，《美杜莎的面具》（John Hejduk,Mask of Medusa）
所以，在我們所居世界的另一端，或許竟存在這樣一種文化：它醉心於空間的秩序，但卻將萬千存在之事物歸於我們不能名、不能言、不能思的範疇。
——米歇爾·福柯，《詞與物》（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
2016年夏天，彼得·埃森曼在整理工作室的時候，無意間找到了四十多函塵封已久的柯林·羅（Colin Rowe）的來信。這些信件寫於1963年，其時埃森曼正在英國劍橋大學撰寫博士論文《現代建築的形式基礎》，而書信的內容正是羅給這篇論文的反饋。羅在其中一封信中向埃森曼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你所說的『原理』不是普遍適用的嗎，那為何要單獨強調『現代』？」雖然信紙早就泛黃，但是導師柯林·羅的字句透過名曰「威望精英」的打字機字體，如今依舊顯得充滿挑釁又不留顏面。而埃森曼最終的論文在回答這個問題的同時，也不動聲色地挑戰了他的老師。
在論文完成四十二年之後的2005年，這本《現代建築的形式基礎》終於以德文譯本的形式首次付印。次年，英文原著才通過原版影印的方式出版，其格式和內容完全忠於最初打字稿的樣子。由於此前從未完整發表，這篇論文在此間四十餘年裡變得頗具神秘色彩。埃森曼本人回顧過往，認為這篇早早落筆卻又姍姍來遲的論著是他寫過的最重要也是最具決定意義的一本書。該書可以大致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基於文字闡述，鋪陳了一種理論架構。它包括導言以及「形式之於建築」、「一般性建築形式的屬性」、「形式系統的發展方式」等三個章節。第二部分則結合文字和圖解對八個案例進行了形式分析，這些案例來自四位現代建築大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阿爾瓦·阿爾托、勒·柯布西耶及朱塞佩·特拉尼。
選擇這四位建築師，無疑是作者當時內心思想掙扎的反映。賴特和阿爾托這兩個選擇可以說是埃森曼對他的官方導師萊斯利·馬丁爵士（Sir Leslie Martin）作出的艱難妥協。據傑弗里·凱普尼斯（Jeffery Kipnis）所說，作為一名現代主義風格的堅定倡導者，馬丁曾試圖「將埃森曼的博士論文推向抒情而人文（lyrical/humanist）的方向」。[1]另一方面，柯布西耶和特拉尼這二者則反映了來自柯林·羅的形式主義影響。正是1961年夏天與羅一同遊歷歐洲的經歷，讓埃森曼學會了通過「精讀」來看見建築中的「不可見」。[2]他的博士論文可以說是兩種不同的思想相互角力的產物——人文主義還是形式主義？前者最終成為批判的對象，而後者則成為批判的方法。但是，由於羅的形式主義手段依舊離不開一種預設的、不容辯駁的人文主義式的理想化傾向，他的形式主義對於埃森曼來說是不夠徹底的。雖然羅的影響極其深遠，但是埃森曼已經開始質疑其理論是否足以幫助他來理解、分析以及架構建築學的根本問題。
關於羅的質問——既然原理是普適的，為何要單講「現代」建築？——埃森曼在論文導言中是這樣回應的：「論文中出現的『現代』一詞作為限定語僅僅是對所選案例的指稱；文中討論的『原理』應被理解為是具有普遍適用性的。」[3]這句話看似表達了對羅的認同，但他似是而非的語氣卻讓人讀下來漸生出一絲疑惑。他強調了「現代」作為形容詞的語法功能，表示它只是某組案例的標籤，僅此而已。這句話刻意且斷然地簡化了「現代」一詞本該具有的更為複雜的意味。他的話暗含了一種保留，甚至是迴避的態度。留白處顯現出更多疑問：是何種共通性質（風格、時期、意識形態抑或是其他？）使得一系列建築以「現代」之名被歸於同一範疇？「現代」這一具體概念中存在哪些內在特性，使其可以成為構建「一般性」建築原理的範例？最重要的是，到底是何種條件促使「現代」這一概念本身開始受到質疑？
論文構寫於60年代初，此時理想與宣言的華飾正從現代主義蒼白的牆體上褪落，烏托邦式理想社會的願景正欲崩頹，伴隨著徹骨的歷史割裂感，知識分子紛紛從集體的幻象中抽離開來：西方社會正在普遍經歷一場「知識論轉向」（epistemological turn）。文化生產和社會變革在1968年達到決定性階段，後來有諸多著作論述了這一時期的特殊性。[4]K.邁克爾·海斯（K. Michael Hays）在他編著的《1968年以來的建築理論》（Architecture|Theory|Since 1968）中寫道：「自1968年以來……文化——作為一種既屬於個人又被個人擁有的東西，作為一種使自身領域之內一切事物自上而下地趨於飽和的沉澱物，作為合法性與反權威之間的界限——將不再能如我們期望的那樣自發地出現了，亦將不再是社會進程的必然結果，它現在必須通過更自覺的理論程序來不斷地構建、解構和重構。」[5]埃森曼完成於1963年的論文顯然與同時期西方諸多學術項目共用了同一種理論語彙。在1963至1968這短短五年間，理論書籍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其中就包括符號及語言學研究——如羅蘭·巴特的《符號學原理》（Roland Barthes,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 1964）和喬姆斯基的《句法理論的若干問題》（Noam Chomsky,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1965）；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如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Louis Althusser,Pour Marx, 1965）、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Theodor W. Adorno,Negative Dialektik, 1966）以及居伊·德波的《景觀社會》（Guy Debord,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 1967）；精神分析學論述——如拉康的《文集》（Jacques Lacan,écrits, 1966）；後結構主義批評——如福柯的《詞與物》（Michel Foucault,Les mots et les choses,1966）和德里達的《論文字學》（Jacques Derrida,De la grammatologie, 1967）；最後，影響後世的建築理論著述——阿爾多·羅西的《城市建築學》（Aldo Rossi,L"architettura della città, 1966）、文丘里的《建築的複雜性和矛盾性》（Robert Venturi,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1966）以及塔夫里的《建築學的理論和歷史》（ManfredoTafuri,Teoria e storia dell"architettura, 1968）也都問世於這個時期。而在所有這些著作出版之前，埃森曼就已經完成了《現代建築的形式基礎》，可以說，他的這部論文預見了一種新的建築理論的到來。
就西方學術思想的發展歷程而言，上世紀60年代這一歷史時期不只是順理成章的時間推移，而是一種更深層的「危機」時刻。埃森曼的「原理」，也就是形式之間的一系列不可化約的邏輯關係，正是這一危機之下的產物。驟然興起的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思潮，是一整套試圖認識人類知識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思想模型。可以窺知，埃森曼的「現代」概念正是一個奠基於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思想的內向理論建構。他所倡導的建築學，針對的是這一特定歷史時刻的某種結構性轉變，他的建築理論亦是對上述這一知識論斷裂的回應。在這個意義上，埃森曼與其他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知識分子同時期的理論工作是異曲同工的。
在整個論文的導言部分，埃森曼開宗明義：論文要處理的首要問題，是撲朔迷離的 「現代」概念在歷史面前的複雜狀況，即反思「現代」與歷史的關係問題。全文以對卡爾·貝克爾（Carl Becker, 1873-1945）《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城》（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一書的精要討論開篇。就學術方法和風格而言貝克爾是一位典型的「美國」歷史學家，但他與歐洲同時期的思想先驅，如埃米爾·考夫曼（Emil Kaufmann）和海因里希·沃爾夫林（Heinrich W?lfflin）等人也多有共鳴。在這本短論中，貝克爾將歐洲啟蒙運動視為「現代性之種種幻覺的最初源頭」。[6]埃森曼在援引貝克爾的時候，把他的名字「Carl」誤拼為了德語式的「Karl」，彷彿他的解讀中已不自覺地揉合進了從柯林·羅那裡繼承而來的德語系形式主義思想。
埃森曼寫道：「在貝克爾的描述中，現代『思想氣候』（climate of opinion）是基於經驗（factual）而非理性（rational）的：整個環境充斥著現實的內容（the actual），以至於理論的內容（the theoretical）輕易地遭到忽視。對貝克爾來說，歷史——即事實及其如何相互關聯的問題——已經取代了推理與邏輯——即『為什麼』的問題。」[7]
「思想氣候」是一個17世紀的術語，貝克爾將之類比於「世界觀」（Weltanschauung）這個詞，指的是加諸世界之上的「某種特定的運用智識的方式和某種特殊類型的邏輯」。[8]該定義本身就已經內含了對所謂的「歷史的科學客觀性」的懷疑，這一點與「知識型」（episteme）這個概念頗為類似。假借著貝克爾的論述，埃森曼列出了關於「現代思想氣候」的三組對立概念：「經驗的」與「理性的」、 「現實的」與「理論的」、 「歷史」（即「是什麼」的問題）與「推理和邏輯」（即「為什麼」的問題）。乍看上去，埃森曼的論辯框架剛好可以納入海斯所描述的「『理性主義者』和『歷史主義者』之間的尖銳對立」之中。[9]不過，如下文所述，這三組表述或許比它們看起來要更複雜一些。針對「現代」與歷史的辯證關係問題，埃森曼不動聲色地對貝克爾進行了恰到好處的改寫，正好足以把他的個人看法夾帶其中。通過對比埃森曼改寫的段落和貝克爾的原話，本文有三點觀察，並相應地從中得出了三條「原理」。
我們先看第一條。貝克爾指出，歷史學中有兩種傾向。其一是所謂的「新蘭克主義」（neo-Rankean）史學，這種傾向由科學式的歷史實證主義所操縱，崇尚冷峻的客觀事實；其二恰恰相反，是一種歷史相對主義的傾向——貝克爾所秉持的正是這種史學觀念。他認為，事實絕非不言而喻，事實本身並不足以說明問題。最好的概括就是他的這句名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埃森曼在他的改寫中毫不猶豫地重述了這一組對立，用瓊·奧克曼（Joan Ockman）的話來說，他區分了「作為真實的歷史」與「作為觀念（concept）的歷史」。[10]儘管我們可以認為，現代性是一種由一系列具備了某種客觀性的歷史事件所誘導的社會狀況（如同現代歷史學之父利奧波德·馮·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所捍衛的那樣），但是在另一方面，與現代性不同，現代主義乃是對特定觀念下的某種現代性在藝術層面的回應——就現代主義而言，真實（thereal）從來都是觸不可及的。按照埃森曼的設想，現代主義之所以能夠指向真理的某些方面，其唯一的途徑是概念建構（conceptual framing）。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就此得出埃森曼的現代主義的第一條原理：現代主義是一種關於歷史的理論。
第二，按貝克爾的原話，世界看起來「一直都在演進之中、一直處於尚未完成的狀態」。[11]相比之下，埃森曼對貝克爾的重述則是這樣的：「他把世界看作一條恆變不息的時間序列……永無終結。」[12]貝克爾的話暗含的，是一個有目的的歷史，在他那裡，歷史的終極目標有待實現。而到了埃森曼這裡，他偷換成了一個綿延不絕的歷史，而消除了歷史的目的論。多年以後，埃森曼在他1984年的文章《古典的終結：起點的終結，「終結」的終結》（The End of the Classical: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the End of the End）中又回到這個問題，明確批判了歷史的目的論假設。他指出，現代主義宏大敘事的謬誤，在於「現代人……在思想上陷入了一個錯覺，那就是他們相信他們自己的時代就是永恆」。[13]現代人有賴於這種似是而非的永恆感來為其建築學賦予合法性。這樣一來，為了破除這個幻覺，現代主義必須將其自身重新奠基於一個開放式的歷史框架之上。因而，我們得出了第二條原理：現代主義歷史是前瞻性的。
第三，貝克爾稱，既可以用一種歷史視角觀察世界，也可以用一種科學視角觀察世界。然而，在這兩者中，埃森曼略去了其中一種，而僅僅保留了歷史這一種解釋世界的視角。按照貝克爾的表述，科學視角以一種功利主義的、或者叫功能主義的方式看待世界。埃森曼將科學歸入歷史之下，言下之意是科學和歷史的對立（進而也就是「理性主義者」和「歷史主義者」之間的對立）也許其實並沒有那麼「尖銳」。這一隱晦的假設在貝克爾處也能找到驗證：「歷史學和科學這兩者的興起不過是同一動因之下的兩種結果；現代思想存在這樣一種趨向，即避免對於事實進行過分的理性化處理而趨向於以某種更為縝密和中立的方式考察事實本身，而歷史學和科學正是這種趨向的一體兩面。」[14]這樣一來，按照貝克爾的論述，現代科學和現代歷史學這兩者是同一種實證主義傾向的產物。後來，埃森曼曾在《古典的終結》一文中將功能主義批判為「立足於某種科學與技術實用主義之上」。[15]與那種目的論式的歷史主義相比，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貌似不證自明的實證功能主義扮演的角色是一樣的，即二者都仍然受限於一種人文主義式的理想化傾向的桎梏，這兩種建築學無外乎顯現為一套「倫理層面上的賦形之法」。[16]於是我們就得出了第三條原理：現代主義是對理想化傾向的拒絕。
現在，我們把埃森曼的三條原理整合起來——現代主義是一種關於歷史的理論、現代主義歷史是前瞻性的以及現代主義是對理想化傾向的拒絕——就能得出：現代主義是一種拒絕理想化傾向的前瞻性歷史理論。由此，對於上文中羅的質問——「既然『普適』，為何『現代』？」——埃森曼把問題本身顛倒過來，以反問做出回答：「既然『現代』，為何『普適』？」必須對那種普適的、人本的理想化傾向加以拒絕，而這麼做就必然會導致對客體自身內在邏輯的皈投——簡言之，就是建築學的形式邏輯。不過，儘管埃森曼拒絕普適性，但他也並沒有完全把他導師的看法棄之不顧，終究還是堅稱，應該認同《形式基礎》中所提出的形式法則的「普遍有效性」。埃森曼還是認可了普適性的必要性，儘管普適性這個概念因其人文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存在諸般問題，但為了幻想一個新的理論基礎，普適性卻又是必不可少的。同樣的，出於「為形式的有效識別提供根據」的目的，[17]埃森曼也不得不暫時接受格式塔心理學中感知法則的普適性，即使他把「先在的幾何形體或者柏拉圖形體」認定為「人文主義理論的殘留」。[18]
上述有關普適性的內在悖論體現了馬里奧·蓋德桑納斯（Mario Gandelsonas）曾指出的「目前建築學意識形態的內部矛盾」，以及建築學自身學科構成的高度虛構性。[19]建築學既是建築物的構造之學，也是概念的建構之學——這一點並不是社會層面、美學層面、技術層面或者倫理層面上的理之當然，而唯有通過理論層面的重新架構或重新奠基，建築學才得以如此這般地彰顯其自身。通過理解這一特定歷史時刻的知識論危機之下的「現代」概念，埃森曼達成了一種屬於建築學的解決方案，它嘗試脫離人文主義理想性的束縛，進而豁免於淪為權力的意識形態工具的負擔。埃森曼構想出了一種自足於現代的形式理論，並找到了具體確切的方式來揭示其自身的「建構性」（constructedness）。這就是他給羅的答案。他的形式基礎就是這樣轉譯成了建築學。
那麼，這其中又有哪些值得轉譯成中國的建築學話語？了解埃森曼作品的人知道，要想理解他的形式理論而不淪為膚淺的形式主義表面文章，就必須熟稔縱跨整個西方建築史的形式脈絡及其內在邏輯，這條形式脈絡跨越了從維特魯威到阿爾伯蒂、從克勞德·佩羅到皮拉內西、從勒杜到勒·柯布西耶的整個歷史。既如此，對於棲身「世界的另一端」（如福柯所說）[20]的我們而言，埃森曼的這樣一個全然奠基於西方經典之上的理論項目又如何為我們自己的建築學帶來助益呢？
或許埃森曼的博士論文並不能幫助我們解答這個問題，但它足以做到的，是籲請我們把注意力從理論作為一個工具的用處轉移到理論本身上來。如果我們僅僅把理論看作解決實際問題的工具，那麼多半情況下，理論都難免淪為由外在因素所裁奪、所操縱的傀儡，為某個受控於特定意識形態的歷史敘事服務。例如蓋德桑納斯所論述的，「普適性」這個概念就是用來遮蔽一個明顯而重要的事實，即建築學知識向來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由主流文化中的特權階級所擁有、生產和逐級分類的。如果迴避了這一事實，那麼就很可能會簡單地移植和復刻埃森曼的這類形式概念，進而僅僅流於「形式」，而沒有意識到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建築學本身早已在某種話語中身陷低人一等的位置。正如蓋德桑納斯在提及中國哲學家張東蓀的《中國式邏輯》（La logique chinoise）一文時所指出的，這種「低人一等」的狀態「所揭示的唯一事實，就是概念體系的匱乏」。[21]埃森曼的博士論文所示範的，正是克服這種匱乏狀態的一種可能。通過從內部向普適性理念提出質疑，埃森曼的論文揭露了現代建築的根本性困局（aporia），進而迫使讀者不汲汲於淺顯易得的內容，而開始把關注點從圖像化的建築外觀向下深入，深讀建築。像閱讀文本一樣閱讀建築，哪怕是不可避免地伴隨著齟齬與支吾、繁複與缺漏、理屈和詞窮，這無疑是在概念上和智識上批判性地破舊立新的第一步。埃森曼和羅的隱微對話貫穿於他的博士論文全篇，來往之間，他逐漸找到了一個遠離核心的位置。就此而論，我們雖然在傳統上被認為是西方建築學的局外人，但也正因如此，反而受惠於旁觀者的身份而有望施展同等水準的批判力量——不僅僅從西方建築學的外部，更是在中國建築學的內部。埃森曼在知識論斷裂的破曉寫就此文，而此時此刻的我們也身負同等緊迫的任務。有鑒於此，今天的我們在閱讀本書的時候，必應背負著一種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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