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中國，投懷西方，日本走向太平洋
德國城市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德國經濟學家廖什（A.L?sch）的中心地理論認為城市應居於區域中心位置才能最大地發揮城市中心樞紐作用。後來這種理論不再停留於書面，很多國家將它用於實踐。緬甸政府於2005年將都城遷到中心新城內比都，1960年巴西高原腹地城市巴西利亞代替東南沿海城市裡約熱內盧成為新首都，1918年蘇維埃政府將首都由聖彼得堡遷向莫斯科的舉措雖未改變其首都嚴重偏離該國中心的事實，但仍毫無疑問給俄羅斯核心的歐洲地區造就了一個中心大都市。但縱觀全球，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的理論也碰壁不少。仍以首都城市為例，中國北京澳大利亞堪培拉就遠離幾何中心，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則偏居該國東南一隅，距邊境僅有83千米，寮國剛果金的首都則直接建立在與鄰國隔河相望的瀾滄江剛果河畔。由此看來，一國首都或中心城市並不單憑几何中心而定那麼簡單，中心的建立與變遷往往牽連多重因素，中心與核心地區的變遷不僅反映著國內歷史變遷，更深受外部影響，甚至足以從中窺見世界格局的大變遷。日本正是這其中的典型。
如今的東京高樓林立、城市的燈光在黑夜的映襯下絢麗璀璨，連同東京在內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無一不顯得喧鬧繁華、閃閃發光，享受著太平洋舒服的海風。
四面重心的美好時代
似乎沒有人想到四百多年前，日本的東海岸只是一片荒野，東京還只是一叫江戶的小鎮。西南部及西海岸作為那是的中心及核心區域，無論再倒回多少年都是不爭的事實。近水樓台先得月，早在繩文時代，位於日本西南端的琉球受中華文明影響，這種影響進而傳遞到日本本土，靠近中國及琉球的日本西南沿海自然就是首當其衝的受益者，有著漢服影子的和服就是這一影響的重要產物。不論是繩文時代還是後來的古墳時代關東及東北地區（東日本）都要遠遠比東南地區（西日本）晚結束。3世紀興起的大和國發源於奈良，其疆域仍只不過盤踞於本州島西部。此後不論在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以後歷時400年的平安時代（794-1185）還是以鎌倉為全國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權時代（1185-1333）抑或以鎌倉和吉野（今奈良縣）為中心的南北朝時代，都無一不建立在本州島西部九州島及其沿海地帶。
倭寇，特殊的聯繫紐帶
中國在日本西海岸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正是因為得益於臨近中國的絕佳地緣優勢，使得日本西南部及沿岸地區在整個日本的發展中勝出，在上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總是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肩負著領跑者的的任務。
長長的半島，去往日本的碼頭
朝鮮半島的存在足足將大陸向海洋眼神延伸了數百公里，這極大的拉近了中日兩國的歷史往來，歷來中國蜀國的身份使朝鮮交往中轉的地位角色變得恰如其分。中國的文化制度從此不必漂洋過海就可順理成章的傳播到日本，這對於蒙昧荒蠻的西日本既非山寨貨也非舶來品，而是如獲至寶。公元630年舒明天皇第一次派出遣唐使，從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間，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隋唐時期，日本正處於社會變革時期，即不斷派人到中國學習，每次每次派出的遣唐使團多達百人以上，有時多至五百餘人。中國的許多律令制度、文化藝術、科學技術以及風俗習慣等，通過這些人傳入日本，對日本的社會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明治天皇：我才是老大
朝鮮半島也無不見證著中日兩國的軍事博弈，不論是遠在幾百年前的中朝抗擊日本入侵還是近在百年前的甲午戰爭，都使中日雙方深刻的領略到了對方的強大與弱小、崛起與衰落。半島的存在使中日彼此拉近，也同時使西日本得到了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與發展機遇。西日本抵近朝鮮半島的同時也擁有臨近黃海的優勢，這使其與繁華的中國華北隔海相望，使西日本在海禁之前的貿易中獲利頗豐，唐朝時的鑒真和尚就是從海上六次東渡日本，成為中日交往史的一段佳話。但由於後來倭寇的頻繁出現，明政府將這種臨近日本的地緣格局視作禍患，最終以隔絕的海禁政策切斷海上往來。但仍不可否認海上往來對西日本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如果說半島的出現打破了海洋對中日兩國的隔絕，那麼島鏈就使這種聯通關係介於半島與海洋之間，位於東海南面的琉球群島就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如果說西日本具有臨近中國得天獨厚的優勢，確切來說其抵近朝鮮半島和臨近黃海的地理位置只是拉近了其與中國北方的距離。而琉球群島的存在則如一條鎖鏈栓住了西日本四國島與南中國的台灣島，大大加強了中國南方對西日本發展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在兩宋時期中國經濟中心完全難移後變得更加明顯。雖然1879年之前琉球群島還只是一個依附與中國的國家，但也正由於此，使得承接於中國大陸的文化制度轉而源源不斷地輸入西日本。即便在後來中日兩國對琉球主權地你爭我奪中也無不證明琉球時是中日兩國往來摩擦產生交集的地方。
對不起 中國，我們要搬家
1851年發生了一件足以令西方人刮目相看令中國人黯然失色的大事，這就是開啟日本近代化使日本躋身世界大國的明治維新，但日本中心的東移，早在這幾年前就悄然發生了，1868年的倒幕運動的成功使實際統治日本260多年的幕府政權轟然垮台，大政重新歸還與天皇。同年首都由京都遷向東日本臨太平洋城市東京的舉動使日本中心東移邁出了實質性一步。從此以後東日本尤其太平洋沿岸的城市迅速發展起來，短短數十年後，東日本及太平洋沿岸就成了日本無可撼動的中心東京則是這重心中當之無愧的中心。這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首先，中國的衰落以及閉關鎖國政策使得西日本的地緣優勢每況愈下發展機遇與日遞減。相比毫無發展生機的西部，日本東部及太平洋沿岸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發展機遇，先是1492年年哥倫布對美洲大陸的發現使得美國在遼闊北美大陸崛起，再者英國稱霸世界，在太平洋及大洋洲地區遍布殖民地，這一切使得日本東部及太平洋沿岸不在面對的只是一望無際的茫茫大洋，而是可期可遇的發展機遇。果然，佩里於1853年打開日本的大門，從客觀上極大地推動了日本的近代化進程。當然後來引發的明治維新對日本重心東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學習西方，脫亞入歐等口號與政策使日本太平洋沿岸與環太平洋國家和地區往來更加緊密。二戰以後，這種格局似乎變得更加難以逆轉板上釘釘，戰後日本經濟恢復對美國的依賴以及美蘇對峙再加之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中美朝鮮開戰等等使得西日本尤其臨黃海東海日本海的西海岸除了面臨社會主義國家威脅之外幾乎無如一家。這種狀況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與美日建交蘇聯解體等等得到極大的改善與緩解，西日本臨近中國臨近中國龐大市場的巨大優勢再次顯現，但東面重心的格局仍然在長期內很難改變。
發達的東岸黯淡的西岸
縱觀日本千年發展史，似乎猶如小姐身邊的丫鬟侍從，自身的命運總是被他人左右。在有著強大與盛世的中國的東方時代，日本面朝西面的中國，無不體現著對大陸文明的崇拜與渴求。在風雲變幻的近代，徘徊於東西面的日本面臨著對東西方的艱難抉擇，最終在明治維新後毅然加入資本主義行列，完美蛻換成資本主義強國，這其中又無不體現著對海洋文明的崇拜與渴求。日本中心的由西到東是崛起西方對古老西方的勝利，也是海洋文明對陸地文明的絕對勝利，日本是國際格局千年變遷的忠實記錄者與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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