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廷瑞與闖關東大潮
文：孫嵒 來源：中華讀書報
光緒二十三年（1897），我舅公閻庭瑞（澤溥，1879-1932）從燕山界嶺口附近的一條盤腸小道，攀援到長城一個坍塌的豁口前。他不會辯賞邊塞古堠的風光，對他來說後面是重巒疊嶂，前面還是重巒疊嶂，只不過穿過豁口到了關外，就逃脫了直隸官府的追捕。他也不會意識到，他正站在近代東北歷史的一個節點上——那一年被認為是清封禁令鬆弛、真正開始向東北移民的「元年」；他更不會想到，此後他會主動地站在東北發展的另兩個節點上——十年後作為清朝滿蒙地區移民屯墾的主管，成為闖關東從「候鳥型」向「定居型」轉變的推手；又二十年作為北洋政府的賑務督辦和財政總長，成為數百萬關內民闖關東大潮的推手。
闖關東肇始和中國的東北疆域
閻家祖籍浙江，於道光年間落戶直隸天津衛北郊，到閻廷瑞時窮得無立錐之地，在天津丁字沽、西汊一帶扛活打工。他新入行處處遭欺凌，一次被把頭帶著打手驅趕，按耐不住與之拚鬥，將把頭打倒不知死活，知道闖下大禍，急遑遑跑回家中，跟老婆撂下句話就又匆匆往北邊逃，直到跑出天津衛地界，才倒在荒野地喘息。傷了人，馬上就會被官府追捕，而仇家也不會放過他。天下之大，哪裡是容身之處呢？
閻庭瑞想起聽人講，關外地多人少，大片黑油油的沃土荒在那裡沒人種。直隸這些年旱澇蝗疫災害連連，有些人便不顧官府禁令，鋌而走險去闖關東。他盤算走投無路，不如去闖關東，當個二三年人丁攢點錢，等傷人案子風頭過了再回來，若是混得好能置下塊兒地，遷家定居也不是不行。
闖關東之為「闖」，不是因為關東沃野廣袤，也不是因為自然條件嚴峻，而是因為清廷實行封禁政策，到關東需要「闖」過封鎖線——直隸民多私越長城走遼西、山東民多泛海偷渡到遼東，所以稱之為「闖關東」。
明清之際中國東北疆域的北界，是蒙古諸族游牧的北溫帶草原與寒帶的分界線。清代明後，就在時空上與彼得大帝革新圖強的俄羅斯遭遇了。康熙與之簽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通常講中國失去了35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以前述游牧北界計算，則喪失的土地要近一百萬平方公里。
除了對邊疆不重視，地曠人稀是失地喪權的重要因素。明末時東北人口有二三百萬，經過努爾哈赤的屠殺和漢人大量逃亡、以及清初滿漢八旗進關，人口劇減。但滿清貴族為了在中原立足不住時給自己留一塊「退身地」，反而對東北施行封禁政策。康熙朝頒布《遼東招民授官永著停止令》，修築邊牆「柳條邊」，嚴禁關內人民去東北屯墾、狩獵、采參等等。乾隆五十二年（1787），遼寧、吉林人口合計96萬人，黑龍江少到難以估算。到道光三十年（1850），遼寧吉林人口合計不過約289萬人（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這一時期，清政府又喪失了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和庫頁島，計100餘萬平方公里的東北領土。
直到光緒二十三年，俄國又攫取了在中國東北修築東清鐵路的權益、並謀劃向滿洲移民60萬。後起的日本也武力和移民並舉向東北擴張。清廷始加戒懼，開始對移民東北解禁。封禁令的鬆弛便要從閻庭瑞私越長城的光緒二十三年計，正式廢除則遲至清朝滅亡的前夜。
閻庭瑞一程程跋涉出了關，見沃土千里，卻大都有土無人。當時中國每平方公里平均43.6人，而東北每平方公里不到三個人，可見之地廣人稀。但大片大片的土地都是滿清皇室和八旗王公的莊園牧場，荒棄著也不准他人耕種。他只能流浪著打短工，幫客商販運和做點小買賣。一天走貨到大虎山附近，見幾名漢子打一個小個子。舅公逃亡天涯仍是血性難改，上去勸阻。那幾人打小個子，其實只為了一點細故，見有人勸，也就罷了。他和小個子一說還挺投緣，便拜了把子。這個小個子後來可是赫赫大名，就是東北王張作霖。
光緒二十七年張作霖在廣寧南鄉拉杆子成立大團，閻廷瑞路過時便入了伙。所謂大團，是甲午戰爭後關東兵匪橫行狀況下，各地方成立的武裝自保組織，嚴格講不是鬍子或馬匪。但那時跟著張作霖的一班人，都被認為是綠林出身。這段既不嘯聚山林亦不剪徑分金的綠林生涯，便成了奉系集團崛起的始點。
洮南屯墾總辦和移民屯墾的勃興
南鄉大團失敗後，張作霖又到八角台操辦大團，不久被清新民府收編，變成了「新民府巡防馬步游擊隊」，從光緒二十八年到三十三年（1902－1907），先後為官府剿滅了不少土匪綠林軍，從副營級的馬步游擊隊提升為旅級的奉天前路巡防營。閻庭瑞一直為他管軍需。
沙俄攫取了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領土後，又鼓動、資助、武裝一些蒙古王公和蒙古匪幫叛亂，圖謀將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今蒙古國）、甚至漠南蒙古（今內蒙古）都從中國分裂出去，而清廷民族政策及放墾措施的失當又激起蒙族牧民反抗，使滿蒙情勢愈發危險。張作霖部被派去剿匪平叛。
滿蒙交界的通遼、洮南、科爾沁一帶的廣闊草原，是蒙古武裝活動的根據地，千人以上的就有好幾股，都是一人雙騎，精於騎射又熟悉民情地形，飄忽如風出沒無常。張作霖部一到那裡就陷入困境，幾次瀕於覆沒險境，經改變戰術又年余苦戰，消滅了白音大賚和牙仟等部。張作霖被加封為洮南鎮守使。但最兇悍的陶克陶胡在沙俄援助下氣焰更盛，廣闊的草原仍是蒙古武裝活動的天然根據地；而張作霖部長期征戰，根據地和供給問題日益突出。為改變不利局勢，閻廷瑞提出屯田的建議。經張作霖舉薦，他被任命為洮南屯墾總辦。
這可不是舅公十年前篳路藍縷出關時所想望的一小塊耕地，而是可以容納不計其數流民夢想的廣袤處女地。作為一個失去土地、亡命關東的流民，他非常清楚移民和墾荒的癥結所在，規定對來洮南開墾的移民，發給旅費、農具和種子，還免租稅三年；很低的報領荒地價格，只需交每晌地（合十畝）銀一角的保證金，即發給承墾證書；又規定對招徠移民屯墾十人以上的，為百戶長，百人以上為屯長。種種優惠政策很快吸引了大批流民前來墾荒。既壓縮了蒙古武裝的活動空間，也為張作霖集團執掌東北政權後的大規模移民和屯墾做了鋪墊。
張作霖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尋找戰機擊敗了陶克陶胡，暫時穩定了滿蒙局勢。東蒙當時多處於荒野未開、崇山未辟狀態，清政府隨即開禁移民墾荒，閻廷瑞又兼任了蒙荒局的副局長、局長。據時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的《東三省政略》，放墾蒙地科爾沁右中旗5.7萬垧，科爾沁右後旗3.4萬垧，科爾沁左中旗約8.6萬垧，科爾沁右前旗23萬餘垧，郭爾羅斯後旗42萬餘垧，郭爾羅斯前旗21萬餘垧，共計放墾蒙地一百多萬垧。為生計所迫闖關東的流民，比常人更多一分吃苦犯難的強悍堅韌。經過幾年奮鬥，洮南和新開蒙地成為了新興產糧區。
面對俄日兩強交侵，清政權不得不開放移民墾荒。此前雖曾開放哈爾濱以北的呼蘭河平原和吉林西北平原，但因條件限制效果有限，真正形成規模，便是在洮南和東蒙屯墾。也正是從這時，闖關東的關內民開始從候鳥般春去冬回打工型，向攜家帶口、永久遷居型轉變。
滿蒙地區的移民放墾對於實邊、抗禦列強侵略和東北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清政府和蒙古上層上下其手地大規模放墾，不可避免的侵害了牧民利益。蒙族長詩《陶克陶胡》和《嘎達梅林》，都是敘述蒙族牧民對蒙古上層貴族、滿清政權及後來的奉系軍閥勾結放墾的反抗。
1920年代的華北大災荒和闖關東大潮
華北地少人多，人口密度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而人均佔有土地居末次。1851年為4.46畝，1912年減少到3.66畝，1928年又減少到2.93畝（章有義，「近代中國人口和耕地的再估算」，《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1），而捐稅之重則居前列，加上自然災害和戰亂頻仍，人民生活愈加困苦。上世紀20年代初華北五省更出現長期大面積的旱荒，災區面積約271.27萬方里，受災共340個縣，災民達3000萬人（《崩潰過程中之河北農村》，中國經濟，一卷4-5期，1933年8月）。
東三省雖經20世紀初葉放墾移民，開墾土地也只有可耕土地的約6%。民國三年統計，奉天開墾4084萬畝，荒地36000萬畝；吉林開墾3250萬畝，荒地40500萬畝；黑龍江開墾2200萬畝，荒地67500萬畝（《農商公報》1卷第2期，1914）。而田賦，奉天只是冀魯豫的一個零頭，吉林、黑龍江更可忽略不計。與中原戰亂頻仍不同，這一時期東北在張作霖統治下相對安定，經濟高速發展。兩相作用之下，關東就成了華北災民的出路乃至嚮往的樂土。但這些飢餓待斃的災民，是無法自行扶老攜幼、千里跋涉逃往關東的。
閻庭瑞在滿蒙屯墾後，又擔任東三省官銀號總經理，統一東北幣制，運用貨幣發行權刺激經濟，助成東北經濟起飛和奉軍「整軍經武」，二次直奉戰爭時正在吉黑榷運局局長任上。榷運局管吉林和黑龍江的鹽務、運輸和緝私，是最有油水的衙門。後來滿洲國的皇宮，就是他在長春的辦公樓。但他在奉軍入關後，主動請纓擔任了山東賑務督辦兼奉天賑務局長，統管關內關外的賑災、移民及其安置。這其中不免有隨張作霖進關分一杯羹的考量，但舅公一直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難民情結，賑災濟民應是主要出發點，而他領導的賑災行動也表明了這一點。他會同奉天當局制定《難民救濟規定》和《新入境難民救濟規定》，在天津設立移民局，在奉天多地設立收容所和救濟會，安排關內的移民和關外的安插；還規定京奉、奉海等鐵路對移民減免票款。日本在華最大情報機構、滿鐵調查課的報告《民國十七年の滿洲出稼者》講：「在移出地中，對移民最儘力的是山東賑務處。在1928年難民如潮的情況下，該處用運輸糧食的空車把災民送到東三省各縣區，乘車期間的飲食全部由該處負責。另外，該處還設立了難民招待所，備有席棚、粥廠等，對出關難民提供食宿幫助。」
為了抗禦日俄侵吞和發展東北經濟、擴充自身實力，張作霖集團一直大力推行移民實邊。1925年張作霖親自擔任東北屯墾總辦，撥出一千萬元墾殖專款，在天津設立移民局，招募直隸貧民並派員到山東、河南招募貧民移民東北，發布告示講：移民由專車運送出關，一切旅費及家族贍養費均由移民局負擔（《大公報》1925年1月8日）。閻庭瑞負責山東賑災後，一方面就地賑濟災民，一方面充分利用鐵路系統、加開專列運送災民出關，同時發掘其它運力如海運。他在1927-1928兼任稅務總署督辦、掌管海關。當時海關統計，該時期山東移民要佔到移民總數的七成。據《近代山東沿海通商口岸貿易統計資料》（1986版），1928年和1929年煙台、青島、龍口三港到東北地區的客運量分別達61萬人次和64萬人次。
據陳翰生：《難民的東北流亡》（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集刊，第1冊），1921年關內向東北移民為20.9萬人，1926年增為56.7萬人，1927年又增為105萬人，1930年減少為67.3萬人。日本滿鐵太平洋問題調查準備委員會1931年的統計，關內各年移民東北的人數為：1923，342038人；1924，376613人；1925，491949人；1926，572648人；1927，～1026000人；1928，～1128700人；1929，～1080800人；1930，～810000人。中研院和滿鐵的統計主要基於近代交通工具，而「私越」、「私渡」的則難以統計，因此實際移民人數應較上述為多。九一八事變後移民潮停滯和倒流，東北人民不堪日本侵略軍蹂躪紛紛逃亡。七七事變後日軍強征和抓捕約500萬關內民到東北當勞工，但這與移民有本質不同。上世紀30年代南開大學曾對東北一千多戶移民進行調查，民國時期（1911-1931）來的佔90%，其中1925至1930年間來的占其50%以上（「中國農村人口增減趨勢以及農民離村部分考察」，《中行月刊》，9卷3期，1934.9）。因此上世紀20年代中後期，是移民東北的高峰。
近代中原地區的幾次大災荒，1877-1878華北旱災造成1000多萬人死亡；1928-1930陝甘饑荒造成550-600萬人死亡；1942河南饑荒造成200-300萬人死亡；而始自1920的華北五省旱荒，受災時間、面積和人口都超過其它，且前災未平後災又起，但只災荒之初造成約50萬人死亡，而後未再出現大面積死亡。當時《晨報》報道，1927山東旱災災民就達千萬以上，「設無得力之大宗救濟，恐餓斃者，不免有二三百萬之眾」。
當時山東在張宗昌「匪軍」統治下，人禍之烈不亞於天災。在政治腐敗、財政枯竭的狀況下，只部分控制北方政府的張作霖集團，在與新老直軍、西北軍、北伐軍等混戰不休狀況下，能夠撥出大筆專款用以移民、墾殖和賑災，特別是那些持己飢己溺之心拯民救災的賑務人員，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在減輕災難的同時，幾年裡幫助數百萬災民移民東北，助成了闖關東的大潮。
東北移民實邊的深遠影響
閻庭瑞闖關東時，東北總人口為542萬（1898年）；開禁和大規模屯墾後的1911年，增長為1841萬；闖關東大潮後（1930年）達到3000餘萬（梁仲方，《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1980）。這裡面除人口的自然增長外，大多數是機械增長即移民所致。
移民實邊促進了東北的經濟發展。1914年東北開墾土地14019.2萬畝，1932年增加到30618.6萬畝；1912年糧食產量800.2萬噸，1930年增加到1886.5萬噸（許到夫，《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及貿易統計資料》，1988）；民族工業也得到快速發展，開礦山（奉天礦務局首任督辦即閻庭瑞），修鐵路，建工廠，到1925年東北工商業已佔全國30%。更重要的是抗禦外敵侵略。
沙俄於1581年侵入西伯利亞，僅60年就從烏拉爾山推進到了太平洋西岸。三百多年中，平均以每天佔領13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擴張。興建中東鐵路後，更加緊向北滿移民。日俄戰爭後，沙俄擴張勢頭受挫，日本勢力大張，仿照英國東印度公司模式建立殖民機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由在台灣建立日本殖民統治的後藤新平來擔任總裁，圖謀將東北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後藤新平指出：「戰爭不可期待常勝，永久之決勝乃在於民口之消長」，認為「尤不得不以移民為其中之要務」。《田中奏摺》也講「待我國民移往多數於內外滿、蒙之時……斯時也，是蒙古人之蒙古歟？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歟？」但後藤新平十年內將50萬日民移入滿洲，即可在東北穩操勝券的判斷和計劃，主要假想敵是沙俄，沒把腐朽的滿清政權放在眼裡，更沒有預料到張作霖集團崛起後的移民力度。
張作霖集團統治東北的十幾年間，上千萬關內人民移民關外，遠遠超過日本的一百五十萬移民和俄國的二十幾萬移民，確定了漢族為主體的人口構成，而這些闖關東的移民具有明確的國族認同，使日本、蘇俄和滿清宗社黨將東北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企圖難以得逞，從而奠定了近代的東北亞疆域格局。
皇姑屯事件，舅公與張作霖同車而幸免於難。「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當國際聯盟調查團來華調查、日本策劃成立滿洲國之際，他為張學良去奉天活動，遭大漢奸趙欣伯出賣，被日本殺害（趙欣伯、溥儀、打響抗日第一槍的馬占山、和我家人對經過的說法略有差）。但東北永屬中華，就是對為這一事業做出貢獻人們的最好紀念。
TAG: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