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上空的纏鬥、不斷上升的損失，被嚴重摺磨的盟軍

1945年3月底4月初，第八航空隊繼續著空襲柏林的戰鬥，他們派出重型轟炸機實施規模龐大的雷達轟炸（實際上這是在誘使敵人迎戰）——惡劣的氣候條件下，精確轟炸根本無法做到。單是4月份，第八航空隊就損失了409架重型轟炸機，這是戰爭期間損失最大的一個月，第十五航空隊的損失也從3月份的99架上升至214架。

德國空軍飛行員帶著愛國熱情拚死奮戰。一群具有自我犧牲精神的飛行員向加蘭德提出一個構想，組織一支精銳的「突擊隊」，撞擊那些「致命的轟炸機」。加蘭德否決了這個想法，但他批准組建一個志願突擊隊中隊（Sturmstaffel I），他們採用的戰術，除了日本，世界上沒有哪支空軍力量會予以考慮，簡直就是毫無意義的自殺。在更輕、更快的戰鬥機的掩護下， 配備著重型裝甲和武器的Fw-190將形成一個「飛行楔子」，儘可能地逼近敵人，並「不惜一切代價」擊落入侵者。加蘭德這樣解釋道：「如果在這一突擊過程中，他們自己的飛機遭到重創，他們就將飛機徑直撞過去，並設法跳傘。」

飛行員嚴重匱乏的德國空軍要想使這種戰術生效，只能去對付那些缺乏大批護航戰鬥機保護的轟炸機，所以，他們必須等待機會。美國戰鬥機採用「接力」方式為轟炸機提供護航，這就給了敵人大量可乘之機。各戰鬥機編隊在指定地點與轟炸機編隊取得聯繫，提供高處或平行的掩護，直到他們的燃料耗盡，然後，護航任務轉交給遠程戰鬥機。「噴火」戰鬥機為轟炸機的出發和到達提供近程掩護，「雷電」和「閃電」戰機護送轟炸機飛越萊茵河，最後， 「野馬」戰鬥機保護他們趕赴諸如柏林和慕尼黑這樣的遠距離目標並返回。這種接力方式，為40至100架轟炸機提供護航所需要的戰鬥機可能多達1000 架。1944年春季，美國轟炸機編隊遭受到嚴重的損失，幾乎總是因為護航戰鬥機與轟炸機未能取得會合，或是因為規模較小的護航編隊抵禦不住德國人的大舉攻擊。利用這種狼群戰術，德國戰鬥機經常以高達十比一的比例壓倒美軍護航編隊，就連最沒有經驗的飛行員也能佔據優勢。

4月29日空襲柏林的行動中，20歲的副駕駛杜魯門·史密斯所在的大隊無意間偏離轟炸機編隊，結果為此付出了代價，第八航空隊當天損失的66架轟炸機中，他們大隊佔了10架。第二天早上，斯密斯走在基地旁的一條路上， 想搭個順風車到鄰近的轟炸機基地看個朋友。一輛救護車開了過來，他跑到後面，伸手拉開車後門。「別，中尉，」司機喊道，「到前面來！」但為時已晚。史密斯被驚呆了，他看見擔架上放著九具慘白的屍體。這些人都曾被告知：德國空軍已經完蛋了。

對柏林實施第一次空襲後，各轟炸機基地的士氣一落千丈。疲憊和不斷上升的損失再次突如其來，機組人員們開始質疑他們最近攻擊的那些被雲層覆蓋的城市（特別是柏林）的軍事價值，這些轟炸似乎沒有明確的計劃或目的。第八航空隊在1944年春季對其機組人員進行的一次秘密調查中，柏林輕而易舉地高居榜首，被認為是最不重要的目標。典型的看法是：

「柏林不是個軍事目標。」

「柏林，只有宣傳價值。」

「儘管在實施轟炸，但我不太相信。」

「柏林，破壞一座城市不會摧毀他們的士氣。」

一些飛行員發現自己很難從事這種「屠殺勾當」，來自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伯特·斯泰爾斯中尉就是其中之一。這位喜歡沉思，膚色黝黑的副駕駛隸屬於第91轟炸機大隊，他們駐紮在巴辛伯恩，這是「孟菲斯美女」號機組曾待過的基地，此刻，斯泰爾斯已是一名發表過作品的作家。他從科羅拉多學院退學後成為一名作家，一些短篇小說在他的大隊於1944年3月抵達英國前便已刊登在《星期六晚郵報》上。他違反規定，帶來了他的「科羅娜」牌打字機， 並在執行任務時帶上個筆記本，記錄下自己的感受。不飛的時候，他便撰寫短篇小說和一本充滿睿智的自傳——《大鳥小夜曲》。儘管斯泰爾斯認為自己是「為天空而生」，但他的兄弟會同伴兼機長薩姆·紐頓說：「他應該是一名戰地記者，成為另一個厄尼·派爾。」

執行完第一次飛行任務後，坐在屋內小小的寫字檯後，斯泰爾斯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興緻參與這樣的殺戮。飛往英國的途中，他曾在冰島遇到過一些駕駛「噴火」式戰鬥機的波蘭飛行員，他們有殺戮欲，期盼「殺掉世界上每一個納粹」。這與他不同，他是個來自「從未落下過一顆炸彈的國家」的小夥子。為解決柏林上空帶來死亡這個問題，他不得不提醒自己，下面有許多「狗娘養的」必須加以消滅，到達英國的四個月前，他那張床上睡過八個人，都已在戰鬥中陣亡或失蹤。

儘管軍方的調查表明，美國飛行員在整個戰爭期間的士氣依然高於地面部隊的士兵，但他們的任務過於密集，一次接著一次，無論天氣惡劣與否， 再加上以轟炸機為誘餌，這使許多人的精神難以承受。一些飛行員崩潰了。「總之，我們執行了七次空襲柏林的任務，」第100大隊的約翰·A·米勒回憶道，「我們的副駕駛兩次出現精神失常，試圖將飛機沖入大海。每次都是機組人員奪過他的操縱桿才避免了危機。這種情況第二次發生後，他沒有再回到我們這個機組。他不是個懦夫，只是無法飛赴柏林。」

從3月份開始，中央醫療研究所提交的精神創傷報告明顯增多。任務之頻繁就像是對戰鬥機駕駛員的懲罰，他們中的一些人在3月和5月間的一個月，執行的飛行任務多達二十次，甚至更多。任務執行率如此密集，大批戰鬥機飛行員和轟炸機機組人員沒用兩個月便完成了他們的服役期。隨著諾曼底登陸的日期日益臨近，任何不參加飛行的借口都不予接受。「一天早上， 一名航空軍醫跑來對每一個飛行員進行檢查，設法湊足執行任務的人數，」 戰鬥機駕駛員馬克斯·J·伍利回憶道，「他查看了在場的每一個人，大多數人的身體狀況都很糟糕。他問我：『你感覺如何？』我花了一分鐘時間告訴他，我患了嚴重的腹瀉。他回答說：『在你的屁眼上塞個軟木塞，去享受飛行吧。』」

酗酒現象不斷增加，作戰指揮官很少加以干涉，而那些不參加作戰飛行的司令部軍官對此更是無能為力。倫敦一座豪華酒店的酒吧內，第100大隊的一名中尉喝了十幾杯後，開始耍酒瘋。來自「青松」的一位參謀軍官命令他回自己的房間去，這位醉醺醺的飛行員回答道：「上校……昨天中午……我在柏林上空……可你究竟在哪兒？」

有些人在前一天晚上喝多了，第二天帶醉飛行。「一天晚上，我結束休假，從北安普頓返回基地，這才發現第二天早上安排我參加飛行任務，」 本·史密斯回憶道，這位來自喬治亞州20歲的小夥子是「地獄天使」大隊中的一名無線電操作員兼射手，「我的狀況很糟糕。其他人幫著我收拾東西參加了任務簡報，登上飛機後，他們將氧氣管插到我鼻子里。我立馬感覺好多了， 但這並未能持續太久。到達敵方領空後……我開始嘔吐。我的護目鏡結了霜， 氧氣面罩被堵住，我什麼也看不到。」他摘下面罩，倒掉嘔吐物，並發誓再也不喝酒了。但著陸後，他直奔基地旁的「臟鴨酒吧」，並堅信自己的命運就像陸航隊軍歌中所唱的那樣，應該活得精彩，死得壯烈。他後來寫道：「烈酒是讓我們得以忍受現實的唯一的東西。」

這是個誇張的說法。航空隊對飛行員士氣的調查表明，令大多數飛行員繼續從事飛行而沒有發生精神崩潰的「唯一因素」不是烈酒，而是完成三十次飛行任務後「獲得解脫的希望」。

本文摘自《空中英豪：美國第八航空隊對納粹德國的空中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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