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南方楚和吳、越三個國家的迅猛崛起

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重要歷史現象，就是在長江流域，原來被稱為「南蠻」之地的楚和吳、越三個國家的迅猛崛起，創造出高度發展的楚文化和不可忽視的吳、越文化。這是中原華夏文化，與當地苗蠻文化融合的結晶。楚和吳、越，在開發祖國南方的歷史上，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楚（荊楚）人為原活動於江漢流域苗蠻的一支，華（m米）姓。早在堯、舜時代就與中原華夏族有所接觸。

商、周時成為征伐的對象，也表明荊楚族本身在不斷壯大。荊楚族在江漢流域從事艱苦的開闢工作，史稱「辟在荊山，路籃縷，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傳·昭公十二年》）周成王時封熊繹統治荊楚，承認其政治獨立，建都丹陽（在今河南川，或謂在湖北枝江）。楚逐漸發展為與周相抗衡的力量，致使周昭王南征喪身於漢水。周夷王時楚熊渠正式稱王，並分封子弟。

春秋初中原動亂，熊通自稱武王，開濮地千里。楚文王熊遷都郢（今湖北江陵），「漢陽諸姬楚盡實之」。（《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成為統治江漢流域的大國。當齊恆公謀圖霸業時，中原諸侯皆仰人鼻息，只有楚或王熊惲敢與之爭高下，伐許、黃，滅、夔，征鄭、宋，連齊恆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以後與晉文公相匹敵者亦楚成王也，甚至形成「晉材楚用」的局面。由此可見楚國強大之一斑。

楚莊王時（公元前613年一前591年），寫下楚國歷史上光輝的一頁。他虛心納諫，選賢任能，待人寬厚，刷新政治。先有伍舉、蘇從相輔，後有孫叔敖拜相（令尹），可謂君明相賢。公元前666年楚莊王親自帶兵伐陸渾戎，並在成周洛邑郊區閱兵，問周王室九鼎的輕重，大有一舉奪鼎（奪權）之勢，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裡。此後，「問鼎」便成了企圖奪權的代名詞。經公元前598年晉楚為鄭而大戰於必（今河南鄭州東），晉軍大敗之後，宋、陳、鄭諸國紛紛倒向楚。

於是楚莊王完成「並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韓非子·有度》），馳騁中原，飲馬黃河的壯舉，登上了霸主的地位。一些中小諸侯國同時向晉楚雙方納貢。此後，經宋國向戌約十四諸侯國，於公元前546年倡導的「弭兵之會」，晉楚爭霸進入尾聲。楚國的注意力由中原轉向長江下游，但又受阻於昊、越的崛起。春秋三百年間，楚滅掉了大約四、五十個國，成為列國之首。它雄踞南方，虎視中原，舉世矚目。當中原一度「弧兵」，偃旗息鼓後，隨著吳、越的興起又重開爭霸戰爭。

春秋後期的吳和越，都是古代越族建立的國家，史稱「吳越兩邦，同氣同俗。」（《越絕書·外傳記范伯》）相傳吳國因為先周古公亶父的兒子太伯、仲雍，逃奔南方「文身斷髮」，融合於當地越族所建，都姑蘇（今江蘇蘇州）。這只是表明吳國與中原華夏族國家關係較密切。吳國的農業比較發達，青銅冶煉技術較高，尤以鑄劍業稱著。吳國受晉國的支持，與楚國相對抗。

晉派申公巫臣（楚人）教吳兵車戰法。吳王闔閭（公元前514—前496年）廣招人材，任用楚亡臣伍子胥和大軍事家齊人孫武，改革政治和軍事，國力日益壯大。公元前506年，吳大舉伐楚，五戰五捷，直搗楚郢都。楚在秦的援助下，才免於滅頂之災。因越與楚有聯盟關係，越便乘吳國內空虛，舉兵攻吳，迫使吳從楚撒退，從而加激了吳與越的矛盾。公元前496年，吳越大軍會戰於攜李（今浙江嘉興），吳王闔受傷死於還軍路上。

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為父報仇，帶兵直搗越都會稽（今浙江紹興），越王勾踐投降，成為吳的屬國。吳王夫差雄心勃勃，在兩次敗齊之後，於公元前482年大會諸侯於黃池（今河南封丘西南），爭做霸主。這是吳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一方面是吳國內部早已矛盾重重，夫差重用奸臣伯，殺害忠實謀臣伍子胥；另一方面是逐漸復甦的越國，正成為潛在的威脅力量。越國於公元前494年被吳打敗之後，表面臣服於吳。

越王勾踐（公元前497－前465年）並不甘心，越國人民也不願當亡國奴。（勾踐在范蠡和文種的）輔佐下，「卧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他執行與民休息，發展生產，獎勵生育，減輕賦役，訓練軍隊的政策，其妻子也參加勞動，上下同心同德，頑強進取，使國力日盛。當吳王夫差北上大會諸侯於黃池得意忘形之時，越軍一舉下了吳都姑蘇，吳國元氣大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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