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洋史觀」新角度認識南漢國 ——訪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慶新

原標題：從「海洋史觀」新角度認識南漢國 ——訪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慶新

南漢國統治者憑藉其背山負海的地理優勢，以及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制度遺產，很快通過海洋貿易積累了巨額財富。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慶新看來，南漢國進一步拓展了唐代以來形成的南海至印度洋、阿拉伯海地區的貿易網路，並為北宋迎來海外貿易新局面奠定了基礎。近日，記者就南漢國與南中國海貿易等相關問題，採訪了李慶新。

承接唐代盛勢

《中國社會科學報》：關於五代時期南漢國的海外貿易情況，相關文獻記載似乎並不多，您對南漢國的海外貿易情況是如何看待的？

李慶新：史籍文獻對南漢國的相關記載數量較少，而關於海上貿易的直接記載就更少了。但是通過零散的文獻記載、傳世的碑刻資料、考古發現，我們可以從中窺見當時海外貿易情況。

首先，南漢國海外貿易承繼了唐代以來業已形成的市舶管理制度。

其次，南漢國在海洋經略、海外貿易等領域作出了新的拓展。早期南海地區水下考古發現的唐五代沉船都不是中國船，導致國外學者對唐代以前中國船能否航行到南中國海一帶多持懷疑態度。但在南漢國文獻中，確實明確記錄了中國戰船航行到南中國海，以及在南漢國軍隊中由「巨艦指揮使」統率水師海軍的情況，顯示南漢國對海洋經略保持了高度重視，並積極發展與海外諸國的關係。南漢後主還尊南海神為昭明帝，「廟為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如此高封號的南海神也顯示了南漢王朝對海外貿易的高度重視。

從印坦、井裡汶這兩艘沉船中發現的中外器物數量、種類來看，中國與東南亞、西亞地區的海上貿易在五代時期非常活躍，貨物交易量龐大。印坦沉船中發掘出了97枚銀錠，每枚重約50兩，總共近5000兩，如此巨額的官庫銀錠出現在一艘沉船上，可以推測出南漢政府介入了這一貿易，也印證了南漢海外貿易的繁榮局面。

最後，南漢國海外貿易不僅承接了唐代盛勢，而且開啟了北宋海外貿易新局面。宋太祖趙匡胤曾言：「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虛，必先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即國用富饒矣。」廣南、江南地區海外貿易繁榮，北宋統治者也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平定南漢後，北宋統治者立即以廣帥尹崇珂、潘美併兼市舶使，管理海外貿易，又重修南海神廟。

開中國銀本位制度之先河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貨幣史的角度來看，在南漢時期，嶺南地區並用鉛銅銀等多種貨幣。在10世紀的印坦沉船上僅發現了145枚「乾亨重寶」鉛錢，卻發現了數額巨大的銀錠。您對此如何解釋？

李慶新：印坦沉船上確實銀錠多鉛錢少，但這並不是說鉛錢在南漢不重要，相反「乾亨重寶」鉛錢是南漢國主要貨幣。由於鉛錢材質低劣，在海外市場不如金銀、銅錢受歡迎，這是造成沉船發現的銀多鉛錢少的原因之一。

在古代東西方貿易中，各國錢幣很容易隨著物流「漂洋過海」，並在相關國家流通。南海諸國有兼用外國錢幣的習慣，古羅馬錢幣、波斯銀幣、中國銅錢在這些國家的考古中時有發現。印坦沉船發現的巨量南漢銀錠，顯然是國際貿易之物，這與嶺南地區在唐五代時期是特殊通貨區有很大關係。唐初推行統一貨幣制度，使用銅錢，兼用布帛谷粟，但在嶺南地區依然維持了兩晉以來使用金銀、雜用銅錢的習俗。例如，《天寶地誌殘卷》中記載了各郡公廨本錢的數目，計量單位有貫（銅錢）和兩（白銀）。嶺南共有65郡，公廨本錢用銅錢的有18郡，用白銀的有33郡。

嶺南以金銀作為主要流通貨幣，一方面，如日本學者日野開三郎所說，是對南朝以金銀為貨幣的繼承和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唐王朝刻意為之的結果。在進行遠距離、高價值、大數額的交易時，金銀作為嶺南地區廣泛使用的貨幣具有天然優勢。唐王朝不僅特許嶺南地區開採金銀礦，而且鼓勵金銀在這一地區流通，以避免在海外貿易中銅錢大量流失海外。同時也因為海外貿易發展，外商以金銀購買中國產品，大量海外金銀貨幣進入嶺南地區，時稱「南金」，導致金銀增多、金價下跌。這就可以合理解釋為什麼印坦沉船上銀多鉛錢少。

從貨幣史的角度來看，學界一般認為白銀是在唐代後期和五代時期進入流通領域成為正式貨幣，從事實上確立了銀本位制度，這是中國貨幣史上劃時代的變化。而作為以金銀為貨幣的通貨區，銀本位制度在嶺南地區早已形成，可謂開中國銀本位制度之先河，意義非同一般。

具有海洋特性的瀕海國家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史等角度出發，您如何認知南漢國的歷史地位？

李慶新：一直以來，文獻中較少出現有關唐五代時期嶺南地區的記錄。因缺少了解，後人會誤以為這一時期的嶺南地區仍處在以物易物的原始階段，貨幣經濟不發達。實際上，嶺南地域遼闊，各地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雖然偏遠內陸地區或少數民族地區相對落後，交換手段相對原始，但在廣州等沿海城市與貿易中心，社會經濟則是另一番景象。海外貿易繁榮、商品經濟活躍，貨幣形態與支付手段趨於多元，本地所產金銀與海外「南金」廣泛進入流通市場，適應了海外貿易需求，成為銅錢之外的重要貨幣。在唐代，廣州憑藉南海貿易優勢，與國外市場建立了密切聯繫，形成了與海外貿易相適應的管理制度與市場機制，成為唐代海外貿易中心。「雄藩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可以說廣州的城市功能已超出了區域體系，廣州不僅是全國性貿易中心城市，而且是南海、印度洋海外貿易中重要的東方港口，這也是南漢立國後能夠在短時期內積累大量財富的經濟基礎與制度原因。

繁榮的海外貿易對中國社會發展影響巨大。宋代統治者實施「通商惠工」政策，傳統「重農抑商」政策和經濟結構有所改變，城市商業地位顯著提高，海外貿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要影響，這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大變局。

從東亞海洋發展歷史來看，傳統大陸國家形態的認知思維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我們認識南漢國的視角。在海洋史學界，南中國海也被稱為「東方地中海」，這個「貿易圈」形成時間早，在西漢南越國時期已見端倪。嶺南地區或者說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很早就出現了一些不同於中原內陸地區的特質，例如貨幣流通領域的「特殊通貨區」。與五代內陸各國不同的是，南漢國面向海洋、倚海立國，是中國南方具有海洋特性的瀕海國家。因此對於南漢史研究，對中國沿海古國乃至東南亞古代國家形態的認知與研究，我們要跳出「陸地史觀」的以往經驗，從「海洋史觀」的新角度去認識南漢國，並展開研究。

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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