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刺殺汪精衛
今天是2018年3月21日
這是饅頭說第240篇文章
（上次少計了一篇）
在去年11月，我曾寫過一篇《刺殺汪精衛》（後附）
寫的是汪精衛在1932年第一次被人刺殺
這次寫的是第二次
所以得在標題加一個年份
汪精衛第一次被人刺殺
雖然身中三槍
但他當時其實是二號目標，這三槍是他代蔣介石挨的
與第一次相比，第二次針對他的刺殺
才是給汪精衛造成巨大惶恐和震撼的一次
【今日由頭】
1939年3月21日
汪精衛在河內遭刺殺
1
1939年3月21日，午夜。
越南河內，高朗街27號，一幢三層樓的別墅小樓。
一陣類似鞭炮的聲音忽然從別墅里傳來，打破深夜的寂靜——這並非農曆春節，也不是其他節日，為何會有人在此時放鞭炮？
但隨後，從27號別墅小樓里傳出的驚呼以及呼嘯而來的警車證明：
響起的不是鞭炮聲，而是槍聲。
事後人們才知道，那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暗殺。
而暗殺的對象，就是當時國民黨第二號人物：汪精衛。
2
事情，還是要從1938年的12月18說起。
那一天的重慶國民黨空軍珊瑚壩機場，往昆明方向起飛了一架飛機。
飛機上坐了七個人，領頭的，是汪精衛，同行的，是他的妻子陳璧君和一些隨從。
汪精衛當時是最高國防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議長，是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但這次出行，他既沒有帶隨行警衛，也沒有其他政府要人相送相陪，異常低調。
1935年照片，後排左一為陳璧君，後排左二為汪精衛
因為這家飛機的最終目的地，不是昆明，而是越南。
汪精衛要離開中國了。
在中國抗戰進入最艱苦階段的時候，他為什麼要走？
因為，當年那位願意「引刀成一快」的汪先生，已經和日本人談得差不多了。
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來看，雖然自1937年7月7日全面侵華以來，戰線推進異常迅速，但打到1938年底，面對就是不肯投降的蔣介石政府，他們其實已經有點力不從心了。
在逼降和誘降蔣介石屢次失敗之後，他們決定另外找一個人選——這個人，一方面要願意「和談」，另一方面，要在國民黨內同樣有崇高的威望。
看來看去，最合適的人選，無疑就是汪精衛。
而汪精衛也正好符合各方面的條件。
對內來說，以「孫中山繼承人」自居的汪精衛，苦於手中沒有軍隊，在國民黨黨內鬥爭中一直被蔣介石按下一頭，長期鬱郁不得志。
對外來說，汪精衛一直對中日戰爭持悲觀態度，他一直是主張對日妥協的「低調俱樂部」的背後靈魂人物（但從不出席活動）。
就在1938年11月，汪精衛的親信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人影佐禎昭、今井武夫已經在上海秘密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備忘錄》。這份被稱為「重光堂密約」的協議約定，汪精衛一旦掌握政權，將允許日軍在中國駐軍「防共」，在華北為日本經濟開發提供優先權，補償中日戰爭中日本僑民的損失，以及——中國承認「偽滿洲國」，共同建立「東亞新秩序」。
而從重慶經昆明再去越南河內，正是日本人給出的計劃。
汪精衛和蔣介石。這張照片攝於1930年，兩人的神態頗值得玩味。
12月18日，一直在苦等的汪精衛終於等到了一個機會——蔣介石在這天召集中央政府部長以下、科長以上幹部訓話。
趁這個機會，汪精衛帶人匆匆趕往機場，飛往昆明。
汪精衛還和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孔祥熙打了個招呼，說是要去成都做一個演講。
汪先生口才一向很好，演講不少，孔祥熙也沒當回事，甚至也沒向蔣介石報告。
12月19日，雲南省主席龍雲發來電報，說汪精衛到了昆明，蔣介石這才知道。
不過，汪精衛這兩年心情不佳，經常出走，蔣介石倒也沒太在意。他當天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聞汪先生潛飛到滇，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願與共黨合作一語，拂袖私行，置黨國於不顧，豈是吾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苦之至。惟吾猶望其能自覺回頭耳！」
蔣介石哪裡知道，汪先生這一去，就不會再回來了。
3
12月21日，蔣介石接到了龍雲發來的又一封電報，感覺事情似乎不對了。
電報是這麼報告汪精衛的行動的：
「臨行時，始道出真語，謂與日有約，須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國家之福，萬一不成，則暫不返渝。」
「雲南王」龍雲在這件事的處理上也值得玩味：在明知汪精衛要去越南的情況下放走了他，然後在放走他之後向蔣介石報告
事態其實遠比蔣介石想像得還要嚴重。
就在汪精衛抵達河內的第三天，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這也是抗日戰爭期間的第三次近衛聲明。
相對於之前自信滿滿，蠻不講理的聲明，第三次近衛聲明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和中國同感憂慮、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
日本人認為的這個「同感憂慮、具有卓識」的人士是誰呢？
當然就是汪精衛。
汪精衛於南京國民政府前，匾額刻有「忠孝仁愛 信義 和平」
而在中國這一邊，汪精衛的秘密出走，已經引起了軒然大波——抗日關鍵時刻，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忽然神秘失蹤，怎能不引起人們的議論和猜測？
一方面，蔣介石通過駐美大使胡適等和汪精衛平時關係比較近的人，開始不斷做汪精衛的思想工作：不要公開主張和談，不要與中央斷絕關係，可以去歐洲考察。
另一方面，12月26日，蔣介石專門發表講話，稱汪精衛這次去越南河內是療養，和政治無關，所有的傳言都是謠言。
作為當時的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還是要維護一黨尊嚴的——你自己的二把手都跑了要去和談，這不是醜聞嗎？
當時的蔣介石內心已隱隱感到，事情越來越不妙了，所以他在日記中寫下：
「黨國不幸，乃出此無廉恥之徒，無論如何誠以義膽，終不能當其狡詐奸偽之一顧。此誠奸偽之尤也。」
汪精衛很快證實了蔣介石的擔憂。
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發表題為《致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會諸同志電》的通電：
「……
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因為那一天韻目代日為「艷」，所以這份明確表明要和日本妥協的通電，就是後世聞名的「艷電」。
汪精衛發表「艷電」後，日本媒體的報道
毫無疑問，蔣介石等於當眾被汪精衛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在蔣介石的日記里，出現了這樣四個字：
「派員赴越」。
蔣介石動殺心了。
4
蔣介石寫的這個「員」字，指的就是軍統人員。
交給誰辦呢？當然是交給蔣介石當時最信任的人——軍統頭子戴笠。
戴笠帶著兩個人，隨即由香港直飛河內。
這兩個人中，一個人叫陳恭澍。陳恭澍時任軍統天津站站長，號稱軍統的「四大金剛」，因為參與的暗殺次數最多，也被稱為「軍統第一殺手」——張敬堯、石友三、殷汝耕、王克敏等被刺的案子背後，都有陳恭澍。
陳恭澍
另一個人，叫王魯翹。他是戴笠的貼身保鏢，當年軍統暗殺有「民國第一殺手」之稱的王亞樵，他也參與其中。
戴笠親自帶隊，隨行是兩個軍統的中堅力量，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到了河內之後，各種布置就慢慢展開了：軍統租了一幢兩層的小樓作為駐地，買了一輛福特兩門小汽車作為代步工具，開始監視汪精衛等人的行蹤。
沒幾天之後，戴笠先回去了，指定陳恭澍作為這次行動的負責人。
按陳恭澍後來的回憶，戴笠從一開始就沒說去河內幹嘛，但以大家的職業，在這個時間點去河內，陳恭澍他們知道肯定和汪精衛有關。
戴笠走後，陸陸續續又來了十七八個人，所以後來有了「十八羅漢追殺汪精衛」的說法。但戴笠卻始終沒有下過其他的命令，只是讓「嚴密監視」。
這樣的「監視」持續到1939年的3月初，幾個國內派來的軍統人員給陳恭澍帶來了兩把左輪槍和三把駁殼槍，包括一些子彈和工具，陳恭澍知道，要對汪精衛動手了。
但在怎麼「動手」這個問題上，陳恭澍和當時也是行動組成員的一個叫余樂醒的人產生了矛盾。
余樂醒
余樂醒實際上是一個工程師。他早年曾是共產黨員，後來加入了軍統，在軍統中地位其實比陳恭澍還要高。余樂醒最擅長的是爆破技術和製造毒藥，所以他主張毒死汪精衛。
但陳恭澍卻不喜歡用下毒解決，他喜歡用槍直接暗殺。但礙於余樂醒的情面，只能先嘗試下毒。
余樂醒探知汪精衛每天早上會派人去一家麵包房買麵包做早餐，所以在那家麵包房的麵包里嘗試下毒，但因為毒藥會改變麵包的黏合狀態，很容易被發現，所以只能放棄。
他後來又嘗試把一種揮發性致命氣體裝在盒子里送進汪精衛家浴室，但因為送進去的環節無法解決，也沒有成功（陳恭澍後來被汪偽特務捕獲，陳璧君曾親自審問，問他派人裝到浴室里的盒子是幹嘛用的，陳恭澍說他才知道原來這個計劃居然被實施了，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
最終，行動小組只能放棄毒藥，決定還是用傳統的手槍暗殺。
1939年3月19日凌晨，陳恭澍接到了來自戴笠的電報：
「著即對汪逆精衛予以嚴厲制裁。」
3月21日，籌備了三個月的暗殺行動終於開始了。
5
「河內刺汪」，其實有多個版本。
第一個來源是陳璧君的弟弟陳昌祖，但當時他並不在場，是根據汪精衛一行人的敘述寫出來的；第二個來源是台灣「國防部情報局」在上世紀60年代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傳》，稱資料多來自軍統檔案；第三個來源是陳恭澍自己在上世紀70年代出版的回憶錄。
還有個來源，是來自當時的親歷者，汪精衛的大女兒王文惺和女婿何孟恆的敘述和記錄。
四個來源敘述的事實基本都沒有出入，但細節上出入非常大，總的來說，在3月21日晚上，事情的大致經過是這樣的：
行動小組是翻牆進入高朗街27號，也就是汪宅的。但原本應該是一次安靜的「暗殺」，卻因為汪宅的門被緊鎖而變了味——行動小組拿出斧子劈開門鎖，一次暗殺變成了破門而入的強行槍殺。
按照事先的偵測，行動小組的王魯翹沖入別墅就直奔三樓右首的北房——那是汪精衛和陳璧君的卧室。
王魯翹。1949年後去了台灣，曾擔任台北市警察局局長
發現門被反鎖後，王魯翹還是用斧子劈開門板去擰門把手，但把手擰不開。這時，透過窟窿，王魯翹等人看到房間內的床下趴著一個人，上半身被床遮住，下半身露在外面。
王魯翹隨即透過門窟窿對那個人連開三槍，槍槍命中。看到那個人挺了幾下就倒在血泊中不動之後，王魯翹招呼眾人撤退。
按陳恭澍的回憶，王魯翹出來後興奮地報告：
「事情辦完了！汪精衛腰部中了三槍，兩條腿動彈了幾下就伸直了。」
但還沒等眾人慶祝，凌晨5點，陳恭澍接到了此次行動聯絡人「徐先生」的電話（此人後被猜測是當時中國駐河內總領事）：
「你們搞錯了！那個人好好的一點事情沒有，受傷的是曾仲鳴！」
他們殺錯人了。
6
曾仲鳴是誰？
曾仲鳴生於1896年，是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校的文學博士，1925年回國後，歷任國民政府秘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鐵道部次長兼交通部次長等職。
但他還有一個重要身份：汪精衛的秘書。
他不是一般的秘書。
1911年，曾仲鳴去法國留學，同行八人，其中有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方君璧，還有汪精衛和陳璧君夫婦。在法國，曾仲鳴跟隨汪精衛學習國學和詩詞，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係。回國後，曾仲鳴一直跟隨汪精衛，忠心耿耿，而汪精衛也非常信任曾仲鳴，把家務和財務全都信任地交給曾處理。
曾仲鳴
所以，曾仲鳴絕不簡單的是汪精衛的部下，也不僅僅是他的徒弟或朋友，汪家已經把曾家當做家人一樣來看待。曾仲鳴稱汪精衛為「四哥」，汪精衛的女兒汪文惺稱呼曾仲鳴為「十一姑丈」，稱方君璧為「十一姑」。
而就在那一夜，曾仲鳴替汪精衛而死。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會殺錯人？
按陳恭澍和其他一些人的說法，是曾仲鳴夫人從香港到河內來看望汪精衛，汪精衛堅持把自己的卧室讓出來給他們睡，所以導致軍統殺錯了人。
但按照汪精衛女兒汪文惺和女婿何孟恆的敘述，汪精衛從來就沒住過高朗街27號三樓那間卧室，汪精衛讀書寫字、處理公務和睡覺，都是在高朗街25號別墅的三樓。
原來，除了27號，還有一幢25號——兩幢建築像連體別墅，互相對稱。
汪精衛女婿何孟恆畫的高朗街27號示意圖
如果按照汪文惺的說法，那就是陳恭澍他們事先偵查工作根本就沒做細緻，導致最後擺了一個大烏龍。
但無論如何，汪精衛逃過一劫，而曾仲鳴重傷後被送到醫院，不治身亡。
在曾仲鳴被送到醫院後，汪精衛曾不顧所有人勸阻，堅持趕到醫院去見曾仲鳴最後一面，兩人的感情可見一斑。
曾仲鳴的死，對汪精衛打擊很大，但更讓汪精衛產生巨大震撼和惶恐的是：
蔣介石居然真的會對自己下手。
第二天，汪精衛的宅邸周圍出現了大量警察保衛。
3月25日，汪精衛在日本人的重重護衛之下，乘船前往上海，開始與日本密談。
那個曾經刺殺攝政王的刺客，就此下定決心，踏上一條不歸路。
【饅頭說】
第二次寫汪精衛了。
曾有一段時間——或許現在也有——一些人稱汪精衛為「汪公」，傳頌汪精衛的一句話：「君行其易，我任其難」，說這句話是汪精衛離開重慶時，對蔣介石說的。還說兩人其實是約定在「唱雙簧」——保證中國兩面下注，無論同盟國還是軸心國獲勝，中國都將立於不敗之地。
且不說這些說法只見於汪精衛在公開場合的自述，全無憑證，就算為真，邏輯上也不符：
從來就沒聽說過抵抗易，投降難。就算如此，蔣汪一向不和，就連張作霖、吳佩孚這些舊式軍閥都知道：什麼都可以做，漢奸不能當，以汪精衛的性格，肯讓蔣介石摘所謂的「易」，自己去頂個千秋罵名？
所謂兩面下注，被說成「全世界只有聰明的中國人才想得出來」。事實上，二戰中的歐洲，以法國維希政府為首，丹麥、挪威、捷克、克羅埃西亞等國家，都成立過傀儡政府，亞洲的偽滿洲國、偽蒙疆自治政府、「菲律賓共和國」、「緬甸國」等也都是傀儡政府建立起的政權——按照這個邏輯，這些傀儡政權的首腦，都是在忍辱負重，「我行其難」了。
如果說傀儡政權也算是「立於不敗之地」的話，那也真是讓人笑掉大牙了——汪精衛的親信高宗武和陶希聖，是最早和日本人接觸並推動汪精衛和談的，但在一步步看到日本人開出的條件之後，也感覺這和初衷相差太遠了，在最後一刻，他們都選擇逃走投奔了蔣介石。
還有一種說法，說「河內刺汪」是蔣介石故意設的一個局，故意殺錯人，逼汪投日，徹底清除這個政治對手。
這種推論，又有些過於陰謀論了。因為以當時蔣介石的地位和威信，實在沒有必要搞那麼複雜，而且自己黨的二號人物投敵，難道是一件光彩的事？更何況，就算汪精衛到了河內之後，蔣介石還派人給他送去過50萬元，勸他去歐洲考察，只要別公開和談就行——如果蔣介石真有那種動機，推汪精衛一把還來不及，還會去拉？
種種推測的背後，其實有一個原因還是可以理解的：
汪精衛從一個甘願赴死，「不負少年頭」的刺客，演變為一個投敵賣國，人人慾刺而後快的漢奸，轉變實在太大，一下子讓人覺得難以接受。
針對這點，從汪精衛的性格入手（比如殉難人格，有權力欲，優柔寡斷等）分析他一步步的歷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如果先論定「汪精衛這人肯定是不會做那麼傻的事的」，然後由此幫他倒推肯定有什麼隱情乃至大義，就有點站不住腳了。
性格當然有兩面性，但有些做出來的事，是怎麼洗也沒用的。
那日本人為什麼就偏偏選中了汪精衛？
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有一句話，可能就可以解釋了：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啊！
（註：本文主要參考來源：2016年8月23日《北京日報》之《河內刺汪》，作者：董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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