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關注的進口抗癌藥，光靠零關稅還不夠

中國每天約1.2萬人確診癌症，新發癌症病例佔世界1/4——這是中國嚴峻的抗癌形勢。

「一些市場熱銷的消費品，包括藥品，特別是群眾、患者急需的抗癌藥品，我們要較大幅度地降低進口稅率，對抗癌藥品力爭降到零稅率。」3月20日上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答問時作出上述表示。

對國內那些必須依靠進口靶向藥物以及創新葯延續生命的癌症患者來說，總理的話給他們帶來了更多福利。

一直以來，中國的腫瘤患者苦於國際新葯上市的滯後以及進口藥物的高昂身價，單支抗癌藥物動輒上萬元，且不能醫保報銷，由此而放棄治療或因病返貧的現象並不少見。近年來，久病成醫者也不少，他們輾轉通過「灰色」的國際代購解決，或前往印度旅遊買葯……種種途徑被病患家庭開發，以最大限度地獲得救治、保障生存質量。

「藥品零關稅政策導向，是黨和國家希望降低癌症患者的藥費負擔，逐步消除因病返貧的現象。」原衛生部藥品審批官員、歐華天勤科技公司總經理潘峰對第一財經表示。

對進口腫瘤藥物的剛需

去年，原國家衛計委（現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下屬的國家癌症中心發布了《2017中國腫瘤登記年報》數據。在中國，每年新發癌症病例達429萬，癌症死亡281萬例。同年，世界新發病例約1409萬。

從報告數據可以看出，癌症防治不容樂觀，未來一二十年，癌症發病率還會持續走高。

「進口葯相比於國產葯來說，在兩方面有很大的優勢，一方面是對於患者的疾病產生治療效果，另外一方面主要在它對人體的不良反應會大大地降低。」康安途的楊晨博士對第一財經表示。楊晨對醫藥行業和醫療旅遊有多年經驗。

正是因為進口葯與中國仿製葯在療效之間的差距，致使相關部門推動落實仿製葯一致性評價，力推行業供給側改革。但是因為一款藥物的研發費用驚人，平均下來動輒消耗10年、花費近10億美元，每一款專利期內的進口葯，價格都極為奢侈，也讓更多的腫瘤患者可望而不可即。

「對於肺癌來講，隨著老齡化社會的進展，發病率最高，死亡率也是最高，佔中國腫瘤發病率的20%。其中80%~85%的為非小細胞肺癌，臨床癥狀少，等到發現癥狀時已進入晚期，治療效果差，失去手術機會，最好治療效果的生存幾率也就是一年。但是厄洛替尼靶向藥物的使用，再加上傳統的藥物治療，病人生存率從10個月提高到30個月。」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副院長石遠凱在國家藥品談判的會議上曾表示。

中國作為肝炎大國，肝癌也成為了一種威脅。

「在2006年，中國有近一億的乙肝抗原陽性患者，將近700萬的人發展成肝癌、肝硬化。在3000萬病人裡面，大部分沒有接受治療，只有300萬人接受了治療。」北京地壇醫院肝病中心主任謝雯表示。

福建省醫療保障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詹積富對第一財經表示，目前進口葯的總量在每個省的費用中平均佔30%，但是因為它價格貴，所以量不大。

患者能夠被惠及的面雖然很小，可是需求卻在。而導致這一切的因素，是價格。

昂貴的進口葯

其實對於任何一種新葯，昂貴就是它的屬性，不僅僅是在中國。

當針對慢性丙肝的治癒率達到95%的索非布韋上市後， 在美國銷售價為一片1000美元，一個療程達8.4萬美元（約合53萬元人民幣）。

「很多進口的藥品大部分都在藥品專利期內，是專利葯。藥品在專利期內往往都會以一個比較昂貴的價格出售來換取利潤，以收回其在研發過程中投入的這些成本。」楊晨表示。

國內的葯企如果沒有足夠多的積累，是不敢輕易開啟新葯研發的。

「很多進口葯，在中國內地賣的價格比在其他國家地區賣得都更高，有的高很多，比中國的香港、澳門及台灣地區也高很多。進口葯價格貴的另外一個因素就是渠道腐敗導致。」詹積富對第一財經表示。

中國葯價高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而國家對高葯價現象一直高度重視，在過去的20年時間裡，國家發改委進行了30多次的藥品降價。為了降進口葯的價格，原國家衛計委在藥品招標上也是用盡心思。

為了讓昂貴的進口葯惠及中國患者，中國政府啟動了國家藥品談判，啟動了用市場換取價格的行動。

在2017年7月19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醫保藥品目錄准入談判結果，經過與相關企業的談判，其中36個藥品談判成功，成功率達到81.8%。與2016年平均零售價相比，談判藥品的平均降幅達到44%，最高的達到70%，大部分進口藥品談判後的支付標準低於周邊國際市場價格，大大減輕了我國患者的醫療費用負擔。

在入圍的藥品中，多數藥品的價格被「腰斬」。其中，用於治療多發性骨髓瘤的「來那度胺膠囊」，從2804元/片降到了1101元/片；適用於轉移性乳腺癌的「注射用曲妥珠單抗」，原來的平均市場價是24500元/瓶(50ml/500mg)，在談判之後，單價變成了7600元。

據楊晨介紹，歐美國家有比較健全的商業保險體系，例如美國商業保險的覆蓋率都已經超過72%，日本已經超過了90%，中國商業保險覆蓋比例不到5%。所以說即使在定價上，歐美國家的專利藥物價格要略高於中國的這些專利藥物價格，但是從真正的繳費角度來說，歐美主要以商業保險的支付為主，而中國主要以自付為主。

「最近幾年我國以國家牽頭的價格談判，以及進口專利藥物加入到醫保範圍內，已經大大改善了我國患者用專利葯的價格成本。但實現全部進口專利藥物納入醫保目前還不太現實，畢竟這將對於整個醫療保險帶來極大的收支不平衡。」 楊晨告訴第一財經。

而更讓病患揪心的是，雖然進口藥品價格高，但是中國還不能像印度一樣強仿。

這主要緣於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該協議最主要的一條是強制仿製權。強制仿製權是指當藥品的知識產權，危害到本國的居民健康和人民安全的時候，國家有權不經過專利所有者的同意，將它強制許可給本國生產廠家來進行仿製。但是強制仿製權的前提主要針對於最不發達國家，主要是那些全球最貧困的一些國家。

在既不能強仿，又不夠富足的情況下，中國患者如何用進口葯惠及？

尋找惠及方法

讓進口葯能夠惠及更多中國患者的辦法，無非是降價格、進醫保，求助於商業保險，抑或像海南博鰲的醫療旅遊先行區，可以先行獲取印度廉價的仿製葯。

李克強的降關稅，無疑對未來進口葯降價給出了一個明確信號。

近年來，為了鼓勵臨床急需的藥品進入國內，中國政府持續不斷地調低藥品、醫療器械的進口關稅。

零關稅，這一政策在部分藥品上早已達成。

自2017年1月日起執行的《2017年關稅調整方案》中，已經對部分藥品原料的進口關稅調整為0，如生產抗癌藥所需的紅豆杉皮和枝葉、治療糖尿病葯所需的阿卡波糖水合物。

根據2017年12月海關總署發布的公告：2018年，我國將以進口暫定稅率方式進一步降低數字化X射線攝影系統平板探測器、先進醫藥原料等多種商品的關稅。胰島素等多類藥品的最惠國關稅稅率從3%、5%、6%不等降低到2%；其他混合或非混合，治病或防病用已配定劑量或零售包裝的最惠國稅率也從2017年的4%降到2%。

「但是藥品是特殊商品，不能像普通物品直接進口銷售，所以針對抗癌藥降價問題，僅僅靠零關稅遠遠不夠，需要組合拳，從開放藥品審批綠色通道、縮短審批時限、減少流通環節、醫保談判、不設葯佔比，以及引入商業保險等多個方面多個手段共同施行，同時還要兼顧通過一致性評價的國產仿製葯企業的利益，對國內抗癌藥增值稅進行減免，鼓勵慈善捐贈，鼓勵挑戰專利，在極特殊情況下以生命優先為原則可以嘗試強制許可，但是前提是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充分協商。上下聯動才能使得百姓真正獲益，否則降低的那一點關稅無法撼動高企的抗癌藥價格。」潘峰表示。

去年國家開啟的36種談判藥物，都取得了階段性降價的成果，一款藥物的降價幅度達到70%以上。可見，中國政府在藥品價格談判過程中，起到很關鍵的作用。

「改革國家醫保覆蓋的品種，而不是盲目擴大，因為很多藥物在新葯不斷的發現過程中，老的藥物都將會被淘汰出臨床一線應用。若其仍然停留在醫保目錄清單裡面，將會過度佔用醫保資源。在這裡面就要求我們各個醫生跟醫保部門聯合甄選藥物，嚴格遵守臨床指南來選擇藥物，而不受任何的經濟利益所左右。」楊晨建議道。

此外，楊晨表示，從基礎上還是要擴大中國人購買商業保險的範圍，尤其是強化中國人購買商業保險的意識。

但是改革和改變都需要一段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患者離不開對於進口藥物的需求情況下，楊晨認為可以引入跨境醫療服務公司、由社會籌集到的基金會基金，以及社會捐助，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補充，避免因病返貧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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